没有人预见到五月的事件｜从景观到节日｜上

原创星丛共通体｜院外

编者按｜

本次推送节选自《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语部分“知识分子与1968年五月革命”。此书是马克·波斯特的早期著作，以萨特走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程为轴心，论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形成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黑格尔的复兴和马克思的再发现为标志，构成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以存在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理论交锋为特征，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的开启阶段；第三个阶段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为主题，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形成阶段。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呈现为一个发现、争论、融合的历史进程，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结语的章节中，作者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1968年5月-7月的事件，它预示着新的激进主义在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开始出现。必须理解构成1968年五月事件的语境的社会变化，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评价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这些事件中的价值。必须承认作为整体的劳动力是一个新工人阶级；如果它能联合起来，其斗争的首要焦点将是自我管理和异化；劳工运动的传统领导阶层在理论上和组织结构上都不完善。运用新工人阶级概念，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发现了，至少是潜在地发现了一个符合他们的分析和理论的新无产阶级。既然不可能存在没有某种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新工人阶级概念满足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需要。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从景观到节日｜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1975

本文5500字以内

没有人预见到五月的事件[1]。尽管失业不断增长并且存在很多低工资的工人，1968年的法国是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发达的工业社会。戴高乐已经终结了在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期间严重削弱国家的内阁混乱局面；他已经将法国从最令人烦恼的殖民地问题中解救出来，并将它提升到世界外交的中心。在经济上，法国“奇迹”将国家置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高速公路上。运用集中化的经济计划，法国看起来是新兴的技术专家治国社会的典范。然而这一模范社会充满危险地接近了1968年的五月至七月的革命，经历了自1945年以来西欧最为激烈的国内动乱。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解释能够清楚地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五月事件使发达技术社会的未来成为问题，此前堂皇的社会变革的种种前景不过是痴心妄想。评论者在对五月风暴的意义的理解上分歧巨大：一方面，雷蒙·阿隆认为它是一出虚无主义的心理剧，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学生们[2]所领导的“缺乏爱国心的（unpatriotic）”意外事件[3]，对于法国的未来没有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吕西安·戈德曼来说，它是人的天启，是主体与客体、自由与社会（共同体）的最终和解。《费加罗报》（Le Figaro）的发言人突出了他的悲观主义，害怕过于脆弱的文明崩溃成无自由的野蛮。卢卡奇主义的批评家乐观地梦想着他的人类实现的理想剧。假如只有未来自身才能判定它的历史分量，也许现在就对1968事件做出最终评价还为时太早。但是，可以认为五月运动的主要因素——当将之与先前的社会运动和反抗相比较时——属于发达社会新时代的征候。事件揭示了那些政治性不再突出的潜在冲突，因为已建立的政党——戴高乐主义的和共产党的——已经镇压了它们。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明显滞后于发达经济的潜能[4]。在法兰西见识了专制的等级制度和不必要的异化之后，动乱——从这一视角看——粉碎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观念。用图海纳的话说：“五月运动是宣告未来社会斗争的霹雳。它驱逐了这样的幻觉，即生产与消费中的进步造成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紧张代替了冲突，争论代替了分裂，协商代替了革命”[5]。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如此彻底地将它的控制扩张到过去未被整合的休闲、家庭生活和消费等私人世界，已经深入地调节、组织和操纵了日常生活世界，以致于社会中的某一点上的星星之火能够快速地将整体包围在反抗的火焰中[6]。在图海纳看来，五月运动的爆发，与其说是反抗某个具体的个人或社会部门，不如说是反抗这一无孔不入的组织化统制。由于这些原因，暴动对于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好似一个晴天霹雳。然而，自黑格尔复兴以来，知识分子已经分析了这一新形势，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宣告了五月运动所预示的可能性是将要出现的社会构型的最深刻的倾向。在承认书写当代历史的危险的前提下，我将主张夭折的五月革命通过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透镜将变得可以理解。

[1] 关于1968年五月事件相关材料的参考文献有L. Wylie, F. Chu, M.Terrall, France: Events of May-June,1968: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Pittsburgh, 1973). 以下书目曾对我有用：René Andrieu, Les French révolution (London, 1968);Raymond Aron, The Elusive Revolution: Anatomy of a Student Revolt, trans. G. Clough (N.Y., 1969); Geismar, op. cit.; R. Gombin, Le Projet révolutionnaire: éléments d’unesociologie des événements de mai-juin, 1968 (Paris, 1969); R. Johnson, The FCP vs. The Stuedents (New Haven,1972); H. Lefebvre, The Explosion: Marxism and the French Upheaval, trans. A. Ehrenfeld (N.Y., 1969) from L’Irruption de Nanterre au sommet(Paris, 1968); Posner, Charles,ed.,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968 (Baltimore, 1970);Intercontinental Press, ed., Revolt in France (1968); A. Schnapp and P.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Paris, 1969); P. Seale and M.Mc-Conville, Red Flag/Black Flag (N.Y., 1968); D. Singer, Prelude to Revolution (N.Y., 1970); Alain Touraine, The Movement of May, trans. L. Mayhew (N.Y., 1971); Alfred Willener, The Action-Image of Societytans. A. M. S. Smith (London,1970); Sylvan Zdgel, Les Idées de mai(Paris, 1968).

[2] Aron, op. cit., xv.

[3] Ibid., 275-276.

[4] Touraine, The Movement of May,54.

[5] Ibid., 79-80.

[6] Ibid., 347. Cf. also Morin, Lefort, Coubray, La brèche (Paris,1968).

关于1968年五月至七月的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由列斐伏尔在南泰尔的学生龚本第（Cohn-Bendit）以非传统方式所领导少数学生，引爆了扩展到工人阶级并导致法国社会完全瘫痪的、遍及整个法国的学生起义[7]。戴高乐政府和工人阶级的管理机构——共产党和总工会——发现它们无法有效地控制它们的选民。也许是发达工业社会历史中的第一次，日常生活的常规被持不同意见的群体彻底颠覆。从三月的南泰尔，到5月3日的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到5月16日弗兰（Flins）的雷诺工厂，造反快速蔓延。一开始看起来似乎只是小孩子们的恶作剧，男学生的起哄（chahut），很快就变成了对当局权威的总威胁。学生与警察之间的街垒战过去十天后，随着公众的同情转向学生，巴黎大学和整个法国的学校被学生所掌管。正如国家权威在学术界被推翻一样，资本家的权威在工厂里也被打倒了。一千万工人进行了罢工，他们这样做不是通过回家或罢工纠察行动（picketing），而是通过控制他们的工作场所。法国没有了电和石油，没有邮政、电话、垃圾清理、银行和商店；电影院被关闭，商品生产被中止。每一个地方的技术官僚机器的圆滑噪音都归于沉默。从平日常规的死气沉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法国人停顿下来，然后开始以新的方式相互交谈和交往，这些方式显示了迄今为止潜伏着的创造力。在很多人眼里，无意义的辛劳和被动消费的恐怖景观让位于一个令人兴奋的、快乐的节日。

我们必须考察那些参与了五月节日的团体：它们的构成，它们全部的统一或分裂，它们造成的组织类型，它们激活和表达的意识、理念和纲领，以及在学校、街道和工厂中生活的基调。知识分子与事件的关系必须受到注意，但更为有意义的是，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理论在阐明所发生的事情方面的能力。

从5月3日到5月13日动乱局限于大学和公立中学的学生。“无组织的和不可组织的”龚本第，3月22日运动，随后是托洛茨基主义小团体“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Jeuness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点燃了学生的抗议。三月在南泰尔，“红色达尼”（Dany the Red）表达了年轻人被压制的欲望：他质问米歇尔·克劳泽（MichelCrozier）——他正在做关于美国的演讲——为什么他没有提到越南；他质问体育部长在他曾经写过的关于当代年轻人的书中为什么没有提及性。这是来自于“3月22日运动”的战略：强迫镇压机构暴露它的镇压性。在5月3日的巴黎大学，无政府主义团体再次面对当权者而他们落入了陷阱。警察被召集到大学的神圣场所实施逮捕。其他学生带着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而后开始与警察对峙。战斗很快升级，而一个多星期后街垒、催泪瓦斯和攻击棍棒塞满了拉丁区的各个街道。戴高乐当时在罗马尼亚，面对学生背后的民意，蓬皮杜撤走了警察。

如果大学通过动用警察暴露了它与镇压国家的关系，那么共产党——理当是革命的工具——暴露了它的保守主义。《人道报》（humanité）很快指责学生是“投机分子（adventurers）”。共产党将主观的心理范畴——如投机分子——与客观的社会分析混为一谈，忽视了现实群体的真实愿望。对于共产党来说，学生对资本主义采取活动的后果注定是不成功的。既然学生拥有资产阶级双亲，他们的活动不可能是革命的。阿尔都塞——他赞同共产党的呆板公式[8]，或许可以运用他自己的理论去更好地表达共产党的意思：学生实践带来的结构作用不可能对更大的社会部门产生影响。当工人们起来声援学生时，共产党和结构主义更加难以证明它们的观点。

[7] 的确，法国高等教育尤其被高度过分的集中了，且这一系统还遭受着1960年代学生人口的成倍增长带来的困境。然而，既然同样的学生罢课同时发生在很多地方，如美国，但这些机能失灵却没有发生，那么法国的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就不能解释五月事件。

[8] “A Propos de l’article de M. Verret sur ‘mai étudiante’,” La Pensée, 145 (May-June, 1969) 3-14.

“3月22日运动”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示范行动需要一个组织形式。仍然没有整体方向，学生们将自己组织为行动委员会。五月运动的行动委员会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非常相似，并使人想起工人委员会的悠久历史。然而1968年的形势中有了新的因素。行动委员会是极其民主的，它打算成为取代那些支配发达社会官僚机构的组织形式。它们远非革命的权宜之计，而是未来社会本身的胚胎形式。行动委员会并不是提出一个新社会的清晰计划，而已经是那一社会。有价值的是组织形式，不是成文的纲领（codified platform），因为只有处于被解放的关系之中的思想和行动才能是非异化的和创造的。行动委员会所提出的社会图景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自由的创造[9]。在这一语境中，新的活力已经被发现，而反抗者必须得到人们的提醒才愿意去睡觉。从很多描述中可以看到，行动委员会产生了一个如《争鸣》所预见的存在的游戏模式：“无产阶级革命要么是节日要么就不存在，因为它们所预告的生活自身将在节日中被创造。游戏是这一节日的终极理性，无厌倦的生活和无限制的享受是唯一被认可的法则。”[10]

甚至，行动委员会不局限于工作状况。他们照顾小孩，获取食物，书写并大量生产传单和海报，以及公开讨论参与者的想法[11]。在南特——在那里反抗者曾有几天负责城市管理，行动委员会管理日常的需要。而在其他地方，学生去往郊区，与此同时社区行动委员会突然出现了。工人来到巴黎大学，工人-学生行动委员会被组建起来，以建立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系。后来，在一些工厂里，工人自己组成委员会，在少数场合它甚至将生产重新回到工人的控制之下。高度自治和民主的委员会在这些场合下成为消除了等级制度和物化的异化作用的有效的组织。

最后，行动委员会没有掌握国家权力，同时因为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而受到指责。然而还存在一个争取指导整个运动的协调委员会；即，这里有某种类型的领导阶层。通过渗入每一个委员会，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试图引导（shape）运动。更加无政府主义的“3月22日运动”拒绝需要任何形式的领导阶层。毛主义-阿尔都塞主义的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青年联盟（UJC-ML——Union JeunesseCommunisme –Marxisme Léninisme）只对工人连同它们为人民服务（servir le people）的观念感兴趣[11a]，在五月中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革命大学生联合会（FER——Fédération des Etudiantes Révolutionnrires）的宗派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使运动避开开幕日（openingdays）。全国学生联合会，即UNEF，是一个包罗众多的机构。盖斯马（Geismar）的教师联合组织——大学教师联合会（SNE-sup——Syndicat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也未设法提供领导。因此，革命爆发（explosion）后所有团体都不能将运动凝聚成全国性的政治手段（vehicle）。然而行动委员会确实实现了一个自称是合乎发达社会的非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委员会未能提供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力量，究竟是因为它们的组织的结构，还是由于事件的偶然性，这一点尚不清楚。

5月13日总工会号召为期一天的全国性罢工以支持学生。这样做，工会认为它能够在表达对反抗者的同情的同时控制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加入了街垒中的学生。和共产党一样，总工会撕下了面具，露出了保守机构的本色，不愿意为工人控制工厂而斗争。从5月到7月，它尽其所能地阻止学生和工人的结合，并操纵工人回到不会挑战公司中资本主义权威的惯例要求。总工会和共产党把动乱看作戴高乐主义的阴谋，打算将工人从他们的“先锋”组织中分裂出来[12]。由于他们的“不负责任”，学生们已经造成了一个看上去有利于资本主义利益的情势。对共产党人而言，五月里不存在革命情势，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们只是在挑起一场无价值的内战。它眼中五月事件的肖像是在法国目击过的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或许是最强大的——为了物质利益的运动之一”[13]。这样一来，共产党和总工会将五月事件性质上的、革命性的要求化约为量化的联合选择的比例（co-optable proportions）问题。

[9] Willener, op.cit., 68.

[10] De La Misèreen milieu étudiant, cited in Willener, op. cit., 173.

[11] Scale, op.cit., 122.

[11a] 另一个毛主义团体，它的成员成为马列主义共产青年联盟的组成部分，以杂志《文本分析》（Cahiers pour l’analyse）为中心。这个团体的成员——Milner, Miller, Beni-Lévi，1960年代中期从阿尔都塞那里分裂出来。到1968年五月，他们为了工厂抛弃了理论实践。

[12] Andrieu, op. cit., 103.

[13] Ibid., 168.

书名｜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著｜马克·波斯特

译｜张金鹏／陈硕

责编｜星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