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了社会空间的“空间史”｜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选译

原创星丛共通体｜院外

收录于合集

Morning Cleaning｜Jeff WALL｜1999

Mies van der Rohe Foundation, Barcelona

编者按｜

空间何以有“空间史”？“我们该把哪一时刻称作是空间及其生产的意识觉醒与出现的契机呢：何时与何地，为何与如何，这样一种被忽视的知识与被误解了的现实才开始得到人们的承认呢？这种发生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我们可以从包豪斯的划时代性历史中作用中发现这一点。对于包豪斯运动来说，这不仅仅是在真实的语境中确定一个空间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的空间概念”……20世纪70年代前后，列斐伏尔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空间与城市问题的著作。其中，出版于1974年的《空间的生产》集中了他对都市和空间问题的最重要的思考，堪称其空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次经国内第一份译本（未出版）的译者授权，推送第二章“社会空间”的第8节（部分）与第9节。

本章共15节。第1-6节，论证社会空间理论的实质与社会生产相关。第8-10节，论述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问题。第11-14节，回应结构主义空间理论，阐释空间与形式-结构-功能的关系问题。第15节，提出两种空间类型：取用型的与支配型的空间。本次推送的段落中，列斐伏尔在批判了（巴什拉、海德格尔）“绝对空间”之后，紧接着将视角延伸到那些为空间理论发展史作出过贡献的评论者……“他们只是预言到了这种历史，却没有着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揭示了抽象与视觉的正在增长着的优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橥了‘视觉逻辑’的起源与意义——亦即揭开了包含在这个‘逻辑’之中的‘策略’，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诸如此类的特殊‘逻辑’从来都只是某个策略的一个遮人耳目的名称而已”。——反转了社会空间的“空间史”。

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诸如此类的特殊“逻辑”从来都只是某个策略的一个遮人耳目的名称而已。

Henri LEFEBVRE｜1901年6月16日-1991年6月29日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反转了社会空间的“空间史”｜《空间的生产》选译｜1974

本文7000字以内

现代世界以一种非常不平衡方式对历史，从而对过去进行了粗暴地清算。在一些情况下，整个国家——例如是伊斯兰国家——试图去放慢工业化速度，以便保持它们的传统家园、传统的风俗习惯与表征性空间，使它们免除工业化空间与空间的工业化表象的冲击。还有另外一些非常现代国家也试图保持它们的生活安排与保持空间不变，还有与之紧密相伴的风俗习惯与象征。例如日本，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国家，传统的生活区、日常生活以及表征性空间仍然完好无缺地保留下来了——这决不仅仅是在某种民俗学意义上，决不是为了旅游需要而特意安排的布景设置，也不是对过去文化的一种消费，而确实是一种直接的实践的“现实”。这位迷惘的观光者，阻挠日本的现代化与专家政治论，而为人文精神欢欣鼓舞。这是一个回声，尽管是遥远的回声，是西方对乡村生活的痴迷和乡野家园怀恋之情的回声。

这样一种保留（传统）的形式被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的著作非常有趣地称为“家的人类学”（l'anthropologie de la Masion）[1]。佩里戈尔（Perigord）的传统农舍实际上是值得那些人类学家们研究的，正像那些人类学的最有权威的章节（locus classicus），是爱斯基摩人的雪屋以及肯尼亚的棚屋。不过，在这里人类学家的局限性还是表现出来了，当该书的作者（即拉普卜特——译注）还试图按照两极对立的格式——即是要巩固栖居呢还是将其还原给家庭生活呢？——建立一个普遍有效的还原理论时，它们却跳过这一页，跑得太远，以至于断言法国人民从来（！）都在咖啡馆而不是在家里待客的[2]。

也许正像他们经常会做的那样，人类学家们不能够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空间与现代性的趋势（即现代资本主义）既不可能在肯尼亚，也不可能在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农村那里被发现。在这个场合中提出诸如以上之类的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开现实，放弃知识性探索，而返身回到空间的实际的“问题框架”中。如果我们着手掌握这个问题框架，以取代那种向民族学、民族志学或人类学回归潮流，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投向“现代”世界本身，以及它的两重性——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使得我们很难分辨清楚。

空间生产的原料，就像和通常的那些特殊对象物一样，它也不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而毋宁说是自然本身，自然转变成一种产品，被野蛮地操纵控制着，它的本质存在现在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也许会被毁灭，当然也被定位化（localisee/localized）了——这或许是最为悖结的地方。

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许我们该问，如果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下来的日子，我们该把哪一时刻称作是空间及其生产的意识觉醒与出现的契机呢：何时与何地，为何与如何，这样一种被忽视的知识与被误解了的现实才开始得到人们的承认呢？这种发生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我们可以从包豪斯的划时代性历史中作用中发现这一点。对于包豪斯运动来说，这不仅仅是在真实的语境中确定一个空间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的空间概念。在1920年前后，那个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发现在发达国家（法国、德国、俄国、美国）之间有一条纽带，这条纽带在实际层面上已经被处置，但还尚未被合理化地链接起来：这就是工业化与都市化、工厂与居住地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一旦被纳入理论思考之中便转变成为一项规划工程，甚至成为一种设计。奇怪的是，这样一种设计立场并不为当时的合理化与革命所看重，虽然实际上它是为国家做嫁衣裳的——无论是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后来，当然这种趋势变成了显而易见的即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对于格罗皮乌斯及勒·柯布西耶来说，规划设计归结起来就是空间的生产。正如保尔·克利所说的，艺术家——画家，雕塑家或建筑师——并不展现空间，它们创造空间。包豪斯的成员们认为无法想象在空间中这些创造物是相互独立存在的。无论是可移动的家具还是固定不动的建筑物，它们的相互联系及其整体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当一个大杂烩而堆集在一起。在生产力的背景下，即在现代世界的技术手段与特殊问题的背景下，事物与物品，连同它们的联系本身，此时能够在它们的联系之中被生产出来。从前，艺术的相关物——高山、城镇与家具设备——按照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的主观标准而创造出来的：国王的品味、富有的保护人的智慧、或者艺术家本人的天才等等。因此建筑师们是根据贵族们的独特的风格与生活方式来设计规划其建筑布局的。结果便有了一种特殊风格所构建起来的空间，经常是让人头晕目眩的风格。但仍然有某种从未被理性化的规定的空间，这种空间往往出于某种说不清楚的原因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像格罗皮乌斯在当前的视野中思考过去，他感觉到从此以后的社会实践变迁是命中注定的。空间生产作为与生产力能力相关的一种体现，因此具有着特殊的合理性。因此问题不再是孤立地引进形式、功能与结构。而毋宁说是按照某种一体化的概念，而让形式、功能与结构一起共同主宰整个空间。这种视角肯定是按照某种马克思的思想模式的，这就是认为工业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了人的（即社会存在的）本质这本书的创造性能力[3]。

[1] 参看Pour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Maison，Dunod，1971，cf.p.101，p.113 等处对日本等国的论述。 .House Form and Culture（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1969）.——原注

[2] House Form and Culture（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1969），p.69.——原注

[3] 马克思的原话见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127页。）——中译者注。

包豪斯集团，作为一个艺术家联合体，和克利（Paul Klee）[1]一道，致力于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以便发展出一种整体的艺术规划设计，他们发现，一个观察者能够在社会空间中移动任何一个客体——包括像房屋、公共建筑与宫殿——这样做的目的是超出从单个或特殊视角研究或端详事物的局限。空间向着知觉、概念化敞开，就像它在实践过程中也是开放的一样。而艺术家们则从空间中的物转向空间本身的概念。同一时期先锋派的画家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们可以同时关注某个对象的所有方面，并在某个暂时性的结果中对它进行同时性保存与概括。这就导致了以下几点结论：

1、伴随着空间（某个处于周围环境之中的客体）在被探索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空间意识出现了，有时是被深思熟虑地简约成为某种素描或平面图以及一幅油画的平滑表面，有时则相反，将这些平面彻底打乱并使之旋转起来，以便在这水平画面上重构这种空间的厚度。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辩证法。

2、正面——与观察者正对着的、并作为优先的方面或艺术品或纪念品的一个方面——消失了。（不过，法西斯主义还在不断地强调着正面的重要性，因此，至早在1920年代还选择一种整体的“透视化”）

3、整个空间本身，作为一片有待于填补的空白，作为有待于被殖民化的中介物，而以一种抽象方式而被确立起来了。如何去做这件事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直到接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才能解决：这种空间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被商品图像、符号与物体来填充。这种发展反过来导致一种伪环境概念的出现（它请求这样的问题：谁的环境与什么环境？）

关注现代性的空间历史学家们会非常坚决地肯定包豪斯的历史作用。到1920年代为止，伟大的哲学体系已经被人们抛至脑后，所有关于空间与时间的思想除了数学与物理研究之外，都与社会实践，说得更确切一点与工业实践，还有建筑和城市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从哲学抽象到社会实践分析的转变，是值得强调的。伴随着包豪斯集团及其他团体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它们不只是改新者而且是革命者。得益于事后认识到的五十年的成果，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在那个年代除了达达主义者（还有极少数的超现实主义者持保留意见）之外，这样的主张是不会被任何其他人视为合法的。

确立包豪斯运动的历史作用非常容易，但对其作用的幅度与局限性进行评估却非易事。它究竟是导致了或证明了一种美学视角的变革，或仅仅是社会实践变化的某个征候？绝大多数艺术史学家与建筑家附和后一种观点。当有人问包豪斯运动的冒险举动在这场长跑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有一个后果是必须要回答的：即世界范围内、同质化的以及单调的国家建筑，且无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这一切是如何和为何发生的呢？如果真的有像空间的历史这样的事情，如果空间确实可以说具有着历史阶段性、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那么，确实就有像资本主义的空间特征这回事——即一个被资产阶级统治与操作的社会的特征。我们当然可以指出，包豪斯的著述，还有其他派别中的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他们概括、归纳和帮助认识到这样一种特殊的空间——尽管事实是包豪斯努力使自己并自我标榜是革命者。我们稍后会有机会以一定的篇幅来讨论这个“历史”的讽刺[2]。

第一个倡议研究空间历史发展的人[3]是希格弗莱德·吉迪恩[4]（Siegfreid Giedeon）。吉迪恩与实践保持距离而比较详细地概括了这一历史的某些理论对象；他指出只有空间，而不是某些创造的天才，也不是“时代的精神”，甚至也不是技术的进步，才位于他所想象的历史中心。按照吉迪恩的看法，有三个进步阶段。其中的第一个阶段（古埃及和希腊），建筑物的形体是被置于它们的社会关系背景下来加以构想与实现的——因而是来自于外部。罗马的万神殿表达了第二种概念，在其内部的空间之中纪念碑变成最高统治者。而我们的时代，情况相反，被要求必须探讨如何通过使空间的内外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与统一的方式来打破内-外的分离。事实上，吉迪恩这里的成功之处只是反转了社会空间的现实。事实是万神殿作为世界或者宇宙（mundus）的想象，是对光线的敞开；想象的世界，内部的半球或圆屋顶，象征着外部。至于说到希腊的神庙，它包含了一个神圣的与奉若神明的空间，是地方神的空间与神圣的地方性的空间，是这个城市的中心[5]。我们可以从吉迪恩那里找到最初这种混乱的错误起源，其错误回荡在他的全部著作的始终：他预设了某个现成的空间——欧几里德空间——在其中所有人类的情感与期望过程充满激情且栩栩如生。在吉迪恩的后期著作《永恒的在场》[6]中一种隐性的空间唯心主义哲学清晰可见。吉迪恩实际上从来没有能够使自己从几何学与唯心论之间朴素的摇摆不定状态之中摆脱出来。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他无法把他所阐发的历史从艺术史和建筑史之中分离出来，尽管这两者之间当然是相当的泾渭分明。

认为空间本质上是付诸阙如的，它有待于有形的讯息来占领，这种看法也限止了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的思想[7]。赛维坚持认为，几何学空间被那些栖身于其中的人们的举止与行为赋予了栩栩如生的活力。他以极频繁的方式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建筑物均有内部（空间）也有外部（空间）。这就意味着建筑空间是由内外关系所规定的，这是一个被建筑师用作社会活动工具的空间。确实，在此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我们得在包豪斯运动几十年之后重新唤起这种对偶性，此外还要加上意大利的（建筑学派），它被人们假定为建筑的“诞生地”。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上所提到的对（建筑）正面的批判性分析，从来都没有轻而易举地得到巩固，而空间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可视性，完全服从于“可视化逻辑”。赛维认为，可视性的空间概念是以某个身体化（动作化）为基础的构成物，就是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专业化观察者们的那双受过训练的眼睛。赛维的著作带来了空间经验的这种“活生生”的维度，也多亏了这种空间体验的肉体本性所具备的“道成肉身”的禀赋，才使得知识领域、从而意识领域变得栩栩如生，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关于光学的（几何的-视觉的）空间是由肉体构成的这样的令人愉悦的主张，那就会使得意识本身的优先性主张成为问题。他并没有表现出要去理解他在教学领域之外的发现的意义，也就是建筑师的训练和行家的教育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当然也就没有在某种理论层面上去追寻这些问题。在观看者不在场的、并已经拥有户主的某个空间中，空间如何可能被评判为“美”或“丑”呢？赛维问道，而这种审美的标准又如何可能实现其首要的价值呢？回答一个问题需要另外一个问题，一个被建构的空间除了通过使用[8]之外，还如何可能服从或拒斥呢？

[1] 在1920年，克利因此而指出：“艺术并不反映有形物，而提供有形物”。——原注

[2] 参看Michel Ragon，Histoire mondiale del'architecture et de l'urbanisme mondernes，3 vols（Tournai: Casterman，1971-8），esp.vol.Ⅱ，pp.147ff. ——原注

[3] Siegfreid Giedeon，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原注

[4] 或译西格弗莱德·吉迪翁（Siegfreid Giedeon，1888-1968），是一位波西米亚裔瑞士历史学家及建筑评论家。其作品《空间·时间·建筑》（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及《机械化的决定作用》（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在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成立的“独立团体”（Independent Group）的成员具有深远影响。——中译者注。

[5] 参看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一书中对希腊神庙的讨论。——原注

[6] Siegfreid Giedeon，The Eternal Present，2 vols（New York: Bollingen Foundation/Pantheon，1962-4）——原注

[7] 参看Bruno Zevi，Architecture as Space: Howto Look at Architecture（New York 1974）.——原注（中译本参看（意）布鲁诺·赛维：《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张似赞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中译者注）

[8] 参看同上书，pp.23ff.——原注（中译本参看 [意] 布鲁诺·赛维 [Bruno Zevi] ：《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张似赞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等处。——中译者注）还可参看Philippe Boudon在其L'espace architectural（pp.27ff.）（Paris:Dunod，1971）一书中的相关评述。——原注

毫无疑问，吉迪恩和赛维所做出的如此贡献在空间理论发展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但他们只是预言到了这种历史，却没有着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突出强调了自己的问题，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他们却没有着手而是仍然坐等这项空间历史的专题任务的解决：他们揭示了抽象与视觉的正在增长着的优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橥了“视觉逻辑”的起源与意义——亦即揭开了包含在这个“逻辑”之中的“策略”，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诸如此类的特殊“逻辑”从来都只是某个策略的一个遮人耳目的名称而已。

第九节

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要像空间史设想的历史所要求的那样，它就必须通过非常深刻地转变来扩展自己的领域。如果它的目标不只是局限于物的和作品的生产，不只是生产的（双重的）历史，而且还要把目标延伸到空间与时间之中，并将自然作为其“原料”来使用，它就必须深化自己的研究对象，拓宽生产的概念，以便将空间生产作为一个过程纳入其中，其产物——空间——本身既体现为物（商品，客体），也体现为作品。

历史的纲要，它的“梗概”（compendium）与“索引”（index）不仅仅在各种哲学中可以被发现，而且还超出了哲学之外，体现在既是具体又是抽象的生产之中，并将二者历史化，而不是把它们遗留在纯粹哲学的王国里。同样地，历史（学）也因此将被彻底地相对化，而不是变作为某种替代性的形而上学或“生成的存在论”。这就使得前历史、历史与后历史之间的区分有了真正的意义。因此空间的相应的历史阶段便与资本的积累相对应，以其原始积累阶段为开端，而以世界市场处于抽象的统治之下而告终。

至于说到辩证唯物主义，它也需要扩展与证实——以及转变。新的辩证法表现在：作品与产品的对立、重复与差异的对立，等等。从生产活动（既是指整体劳动即社会劳动也是指分工的或划分的劳动）与一种特殊的产品，也就是既独一无二的、也作为工具而存在的空间，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展开角度来看，社会分工内部的辩证运动变得越来越复杂。所谓的自然实体的空间“实在性”与所谓的透明的、“非实在性”的空间，同时在我们的思想中得到展开。就其作为积累、增长、商业、货币与资本的环境这一点而言，空间表现为一种“实在性”，但这种“实在性”发展——即它的生产一旦被跟踪，它便失去其实体性与自主性的一面。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正是因为从来没有被人提及、所以在过去一直是悬而不决的问题：各种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实体性的？自然的？抑或是形式上的抽象？对空间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答案，根据这种看法，生产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具有某种空间性存在时，它们才具有某种社会存在；即生产的社会关系把自身投射到某个空间之上，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也把自身镌刻于其中。否则，社会关系就将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的领域之中——这就是说，还处于表象的、因而是意识形态领域之中：一个咬文嚼字的、夸夸其谈的与空话连篇的领域。

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现在这将被视为它所固有的矛盾的体现。于是，曾经在时间中出现的、并通过自身的现实化而表现出来的辩证法，现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了。空间的矛盾，并没有取消从历史时间中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历史留在身后，并把这些旧的矛盾同时在环球范围之内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其中的一些矛盾被削弱了，另外一些部分则被加剧了，而这个矛盾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从而标志着“某些其他物”——另外某种生产方式。

文｜列斐伏尔
译｜刘怀玉

责编｜PLUS
从物质生产到自由王国的种子
 是什么模糊了生产这一空间概念？
在任何情况下，阅读都在生产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