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阿多诺｜1968

原创星丛共通体｜院外

编者按｜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顶皇冠，那么阿多诺就是皇冠上最大、最耀眼的那一颗明珠。可惜的是，阿多诺的著作在汉语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翻译文本。这种局面该结束了！自2001年起，“星丛”读书会的创建者便一直默默从事着对阿多诺的译介工作。我们将陆续刊载若干阿多诺的经典文本，作为批判理论系列的一个子系列。

本次推送的《顺从》一文是阿多诺1968年的一次广播讲话的发言稿。针对罢课闹革命的学生们指责阿多诺的“顺从”的罪名，阿多诺反唇相讥，给学生们扣上了一顶“伪行动主义”的帽子。阿多诺郑重声明，理论必须独立于实践之外，这是因为解放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没有被预先设定结果（行动纲领）的思想之中。阿多诺反对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指责学生们的街头抗争是景观式暴力。阿多诺的立场究竟是一种犬儒的自我辩解，还是对真理的捍卫？

解放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没有被预先设定结果（行动纲领）的思想之中。
精编｜思想具有普遍的力量。在某地令人信服的思想一定会在另外的地方被另外的人想到。

阿多诺｜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顺从｜1968

本文4000字以内

近来，我们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面临着“顺从”的指控。据说，我们发展出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要素，但是却不打算从该理论中引出实践的结果。我们既不设计行动纲领，也不支持那些自认为被批判理论激发起来的行动。姑且不论能不能对始终比较敏感的（毕竟他们根本不是一成不变的工具）理论思想家提出这种要求，在这个以分工为特征的社会中，向思想家们布置这样的任务确实是有问题的；思想家们恐怕会被这一任务毁掉。但是他们也正是通过该任务才成为思想家的。他们完全不可能仅仅凭借个人的意愿就取消他们已经成为的样子。我不想否认，理论的自我限制里面存在着主观软弱性的动因。反对我们的意见大致可以概括为这些话：在现时代，如果谁怀疑彻底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并因此既不参与也不主张任何景观式的暴力行动，谁就犯了顺从罪。他并不认为他以前憧憬的社会变革能够实现，实际上，他根本不愿意看到它立即实现。他维持现状，等于默认了现状。

在每个人的眼里，和实践保持距离都是可耻的行为。谁要是不立刻采取行动，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谁就是嫌疑犯；人们觉得，他对行动的反感是不合法的，他享受的特权扭曲了他的观点。谁不相信实践，谁就是不可相信的人；这种不信任已经从重复着老口号“我们说得太多了”的反对派那里一直蔓延到广告的客观精神之中——广告宣传着一些积极参与者的楷模形象，不论他参与的是经济活动还是体育活动。反正你应该参与。要是谁只思考不参与，那就弱爆了，说懦夫是轻的，简直就是叛徒，不爱国。这一敌视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是和被辱骂为“不知自己的职责何在的知识分子”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深层基础相冲突的。思想的积极活动分子回答问题；在要改造的事物里头，首先要改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如果我们确实想从现实的人、实际的观念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践是必要的。前述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导致了禁止思考。反对压抑的抵抗不需费多大力，就能转而压抑性地反对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的那些人（他们一点儿也不想吹嘘自己的存在状态）。经常呼吁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往往倾向于让实践优先。无数观点将理论本身定义为一种压迫形式，好像实践不是和压迫有着更直接的联系似的。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统一性的教条是被行动的内在可能性激发的，但就算在当时，这种行动也不是要马上实现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扭转。人们之所以坚持要行动，乃是因为行动的不可能性。在这方面，马克思表现出了一个隐蔽的伤口。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里的权威口吻说明了他毫无自信。他的青年时代曾要求“无情地批判现实存在的一切”。现在他嘲笑起了批判。他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笑话——即他造出的“批判的批判”一语——不过是哑弹，无用的啰嗦话。实践的首要性使得马克思自己的批判活动也不得不被毫无理由地中断。在俄国以及其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国家内，对“批判的批判”的恶意嘲笑成了维持现状的恐怖状态的工具。实践只剩下一种含义：生产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唯一还能得到容忍的批判是说人们“工作不够努力”。这充分证明了，让理论从属于实践，只能产生新一轮的压迫。

对一切没有直接附上行动指南的思想的这种压抑性不宽容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不受操纵的思想以及“允许从这一思想中不得出任何结论”的立场一定是令人恐惧的，因为不能承认的东西实在太明显了：这一思想是对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熟悉的那套资产阶级老把戏“换汤不换药”地重装上阵：消极状态（这里就是现实的障碍）造成的痛苦转化为对表现痛苦的人的愤怒。思想——自觉的启蒙意识——旨在祛除伪现实的魔咒，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行动主义就是在这一伪现实之中行动的。这一行动主义之所以得到了容忍，只因为它被视为伪行动。伪行动是跟主观设定的伪现实沆瀣一气的；行动自卖自夸，自吹自擂，不承认它不过是替代性的满足，结果把自己抬举成了目的本身。铁栏杆后面的人灰心丧气，放弃了被释放的希望。于是他们不再思考，或者仅仅思考那些虚假的命题。在绝对化的实践中，唯有反应是可能的，也正因为如此，反应是虚假的。只有思想能提供一种逃逸，但必须是那种思想，即思想的结果没有被事先规定——像在很多讨论中，谁正确或什么没有推进事业都是事先定好的——而不是板上钉钉地堕落为一种对策。门被堵上了之后，防止思想被打断就显得倍加重要。毋宁说，思想的任务是分析这一状况背后的理性，并分析这些理性的后果。思想的责任在于不把现状当成限定的东西接受下来。一旦有任何改变现状的机会，那都只能通过未被削弱的洞见来获得。思想并不能通过飞跃到实践来洗脱“顺从”的罪名，如果不知道走错了路，一直往前走，也不过是顺从的实践。

一般说来，伪行动试图在这个被彻底中介了的、残酷无情的社会中为直接性保留一块飞地。将这一过程合理化的方式是把任何微小的改变都视为朝向总体变革的漫漫征途的一小步。伪行动的不幸模式是“自己动手”（Do ityourself，DIY）综合征。工业生产本来一直做得好好的东西，现在非得让不自由的个人来笨手笨脚地做，激发起他们的主人翁自豪感。“自己做”和“自己修”同样是胡扯。但这还不算完。在所谓减少服务业的观点（从技术标准的角度看，有时完全是多余的）看来，私人采取的手段实现了一种半合理的目的。政治上的“自己动手”态度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此不可理喻地对待人的这个社会正是这些人自己。对有限的小群体活动的信任乃是在总体性硬壳的挤压下萎缩了的“自发性”的残余，而如果缺少了自发性，就不可能把总体性转变为某种不同的东西。管理世界倾向于扼杀所有的自发性，至少把它纳入伪行动的管道。彻底做到这一点并不像管理世界的代理人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尽管如此，不能把自发性绝对化，它不可脱离客观形势，也不能像管理世界那样被崇拜。否则斧子就要砸坏房子的下一扇门了——木匠还是少不了的——暴乱小分队就要立马出场了。暴力的政治行动也会降低到伪行动的水准，结果仅仅成了戏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以前的进步组织的自愿整合的基础上，直接行动的观念和赞颂这一行动的宣传又复苏了，世界各地的进步组织都表现出他们曾经直接反对的特征。然而这一进程没有削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因为它像幽灵一样回归了。这一回归中体现出来的对理论的不耐烦使得它没有提出超越它自身的思想。理论落后于被它遗忘了的思想。

对个人而言，向他认同的集体一投降，生活就变得更容易了。他不用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在他们自己的伙伴圈子里，少数变成了多数。这一行动——而不是毫不含糊的思想——才是顺从。个人利益和他归于的集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自我如果想要在集体的神意中分一杯羹，就必须废黜自我。显然，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残余显现了：你必须签字。购得新的安全感的代价就是牺牲了自主的思考。说“集体行动的语境中的思想是一种改良”，这一安慰纯属欺骗：思想若是仅仅被当做行动的工具，它就和所有的工具理性一样变钝了。目前还看不到任何更高级的社会的具体形式：因此，任何看似通往那样的社会的捷径都是退化。弗洛伊德认为退化的人没有实现他的驱力的目标。客观上，改良就是放弃，哪怕他自认为相反，并天真地宣扬快乐原则。

与此相反，毫不妥协的批判思想家既不在他的良知上签名，也不允许自己被吓得只能行动，他们实际上成了真正没有放弃的人。再者，思想并非对存在的精神复制。只要思想未被打断，它就紧紧抓住了可能性。它的毫不满足、它对小小满足的抵抗都拒斥了愚蠢的顺从智慧。思想中的乌托邦冲动越强，它就越不会把自己对象化为乌托邦（进一步的退化形式）并以此来代替乌托邦本身的实现。开放的思想超越了自身。这种思想承担的构想实践的角色远比为实践而服从的立场更靠近真正改变世界的实践。思想超越了一切具体的、个别的内容，它实际上首先是一种反抗的力量，远离了任何一味蛮干的反抗。这一重要的思想概念毫无保障，现存状况不能给它保障，要实现的目标不能给它保障，任何有组织的力量也不能给它保障。无论思想曾经是什么，它都可能被压制；它会被遗忘，甚至会消失。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中有些东西存活了下来。因为思想具有普遍的力量。在某地令人信服的思想一定会在另外的地方被另外的人想到。这一信心伴随着哪怕最孤独、最无能为力的思想。任何思想者都不会在批判中发怒：思想升华了愤怒。因为思想者无需用愤怒来折磨自己，他也不想用愤怒来折磨他人。思想者眼中看到的幸福是人类的幸福。压制的普遍趋势反对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就是幸福，哪怕在不幸横行之处；思想在表述不幸中获得了幸福。拒绝被夺走这一思想的人并没有退却和顺从。

文｜阿多诺
试译｜夏凡
责编｜星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