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本能的建造｜社会更新圆桌导言

由案例展开的图解｜2014-2015

编者按｜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

在“评论”的一般意义上，这次展示的主体不再是以往的某一领域的创作者、作品，或者对所谓作品过程的后台展示，而是开幕阶段被邀请到场的评论者的批评，以及闭幕阶段（特意缺席开幕的）建筑师本人返场对已有评论的回应。为此，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并在展出前将这些素材提供给参与活动的人员，先后在杭州、日月潭、雅安、重庆、成都、西安、贵阳、上海等地策划和参与了多次论坛、讲座、对话等活动，以期来自各领域的评论者能够事先对评论对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让评论者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论域交织与调整，最终促成了展出开幕九个多小时的讲座和对话和闭幕五个小时左右的回应。首先让我们回到评论展的开端，2011年与评论展同题的“社会更新”圆桌的导言。持续四天的圆桌议题推进，起于对共识的否定、承接破除神化之后的反转、由建筑转向社会生产、由设计转向社会意识、合于对职业化主体的自我批判。“院外”陆续推出评论展以及相关活动的整理内容。

将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放在整体的社会部署中……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
精编｜建造不仅是人权，更应当是已经在消费时代逐渐被忘却了的人的政治本能！

作为政治本能的建造｜社会更新圆桌导言｜2011

本文3000字以内

基于创作者的解说，我们可以将来自台湾的建筑师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描述为“历经多年的社会实践，创建就地取材、低造价、适用技术以及开放式的构造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力图对现有的社会生产条件进行垂向整合，更是对都市状况中的技术观念提出了挑战。而这一社会实践之所以成为一段时期内的热议点，正是因为在所谓的“公民建筑”与“人民建筑”之间留下的裂缝。与此同时，更激励我们工作的动力来自于对城市及其体制的反身，即“人民建筑”与“人民城市”之间的距离。最终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筑的民主与建筑师的民主之间的互馈与僭越。

“社会更新”圆桌是由王家浩与许雅筑（台湾）联合策划的。在（2011年）10月20日晚起至23日的四天里，来自台湾的谢英俊、汪文琦、黄孙权的三场公开讲座，以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十几年来的实践为个案，从不同的维度和批判视角进行了表述和深入解读，并与与会的其他学者和设计师展开了连续四天的高强度的内部对谈。

持续四天的圆桌主要从两个方向的问题出发：一是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做什么事情？又是怎么做的？以及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可能？此外，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已经出现的对谢英俊及其团队的评论？

四川省茂县太平乡杨柳村

在我们通常所见的谢英俊本人的简历上，从1977年学校毕业到1999年这差不多22年里基本上就是以“多年的营造工作”这样一种描述一笔带过，直到台湾的“921”大地震——一个似乎是天灾的偶然事件，他进入了日月潭的灾区协助建设，才开始有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

那么这种偶然性中是否蕴含着某种必然性？这不仅仅与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是否跟他自己之前22年所理解的“营造”有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与我们自身如何理解所谓的“灾难”有关。

我自己是在2004年国内的网络论坛上知道谢英俊的，当年他进入了中国的大陆农村，做了乡村建筑的夏令营。可以说那时还处并在实验室的状态，尝试了一些小型设施的建造和探索，还没有真正地进入一个社会的生产系统。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需要有经验的建筑师对灾后的重建进行更有效的指导和操作，因此谢英俊及其团队被邀请来协助四川偏远地区重建灾后的乡村，这个机缘对于中国大陆的建筑师而言，是一种处于紧急状态下的反应。

2011年，就在不久之前，在国内几个城市的以“人民的建筑”为题的巡回展出，事实上让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工作转换到了与之前更为不同的处境，即更进一步地进入了公众媒体传播的视野之中。当然由此从业界的内部也就产生了更多的对谢英俊及其团队的不同看法。

四川省茂县太平乡杨柳村

在“人民的建筑”展出的开篇，谢英俊提到了他的实践是为70%的“人民”工作。而就在我们这个论坛展开的同期，占领华尔街的活动已经席卷全球，现在宣传口号上的比例数据已经扩展到了99%。那么这里的99%和谢英俊提的70%，这两个并不精确的统计数据之间有哪些关联？又会激发出怎样的议题？

国内目前已经出现的对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或赞赏、或质疑、或反对的各种批评中，如果说还有一些偏颇的话，那么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看待其工作的社会脉络和潜能？

在具体的细节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例如一般的描述会认为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是在关注“弱势”群体，但是从他本人的论述中就明确地给出了否认，那些参与建造的村民究竟是通常被人们认为的弱势？还是恰恰相反？

也有的评论会认为谢英俊的实践提供了多样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不仅仅是指建造出来的成果的多样性，还应当从如何让特定的人与社会的组织通往人类的普遍性的角度加以探讨。

西藏纳木湖牧民定居房

在谢英俊自己的文章中，他提到了“建造是一种人权”。而建筑历史理论家里克沃特曾经在2009年一篇关于建筑批评的文章中，将人类在语言产生之后，共同协商建造房屋中的过程，称为“先于建造的批评”，也就是说建筑批评并不总是对建成环境的，更可以是事先在共同体中发生的。由此，建造就不仅是人权，更应当是已经在消费时代逐渐被忘却了的人的政治本能！

所以我在这里简要概括并提升一下谢英俊在此前的展出前言中提到的四点总结。那就是：“开放“的并不只是建筑的生产体系，而是作为人的政治本能的建造；“简化”的不只是建筑中的构造，而是社群中的人与生存环境的更为直接的关系；探索的“原型”并不只是居住群落的形态，而是社会的组织方式；“互为主体”不只是现实政治中慈善式参与或本体介入，而是相互召唤的主体化过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方式是不断地对之前不确定的工作场域的界限进行一次次的总结和反思，再往前探索一些的过程。这正是我们可以将他区别于那些把自己的工作事先定位到一种已有的观看机制之中，再去解决问题的建筑师的理由。

屏东玛家农场520户

我们在圆桌中并不是将“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当作建筑学科的另外一种选择，而是将其放在整体的社会部署中，看作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的系统计划，去探讨其未来的可能所在。

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也不是另一种解药，而是一种共通焦虑中的热情，或者说是这一社会时间段的征兆。我们应当更理论地去看待这种实践，这是一种等待他的到来，不是从后往前的追赶。

厘正所谓人道主义的误解，澄清所谓乡愁中的潜能，之后将是新的假设：后宜家时期的设计生态应如何转向？知识产权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最终回到建筑师在社会更新中的政治主体的位置为何？［注：这约略就是四天的圆桌议题推进步骤，起于对共识的否定、承接破除神化之后的反转、由建筑转向社会生产、由设计转向社会意识、合于对职业化主体的自我批判。］

台东县太麻里乡介达中继部落

在我看来，具体到对“轻钢龙骨”的运用是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中的一项特殊内容——是在现成的条件下非常有效的一个实施战术。实际上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这样一种“轻钢龙骨”的隐喻：怎样让某种“建筑”的生产方式，在社区整体的规划以及现有的社会组织中，抵达一个挑战性的位置？

而更重要的启示来自于这样一种提问，不是去问谢英俊为什么要去那些灾区和乡村？而是反问！在今天，谢英俊及其团队所要实现的理想和进行的实践，为什么已经不得不去那些地方了？

只有完成这样一个对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生产体系反思的时刻，才有可能重新开始。在这种重新开始里并不仅仅是纯粹强调对传统的延续（例如在谢英俊的建造中还是强调了轻钢龙骨这样一些现代技术材料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且在此基础之上，由为什么“不得不去”来反观并没有可能去到那些地方的建筑师们所身处的机制——那么在这样一种条件中“建筑师”还能做什么？

这将是我们圆桌内部讨论的起点，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持续地往下进行的，对现有的这种材料，对现有的生产工艺进行合理化改革的同时，不会局限在这样一种特定的选择，而是如何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去重新建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或者说，共同！

开放城市｜台北市中山区更新

2011年社会更新圆桌
文｜王家浩
责编｜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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