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的冒险｜巴迪乌｜下
编者按｜
本次推送重译了巴迪乌 [Alain Badiou] 发表于《新左翼评论》2005年9-10月号上的文章。作者将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看作是堪与古典的希腊和启蒙的德国相媲美的，哲学创造性的一个新环节，既特殊又普遍的环节。从起源、运作、风格和文学、精神分析等四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其中历史的、精神的统一性，并总结为德国哲学思想的全新挪用；把科学视为创造性活动；激进的政治干预；探索新的艺术形式与生活形式。由此，这一“环节”是去成为“概念的冒险家”，建议哲学应该选择那条道，而不是选择它所知道的目标，青睐哲学行动和干预，而不是智慧和沉思。院外之后还将陆续推送相关译文。
文｜巴迪乌 译｜夏凡 责编｜PLUS
法国哲学的冒险｜下｜2005
本文4000字以内｜接上期
3｜书写、语言、形式
形式问题，乃至哲学与形式创造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显然,这也就提出了哲学本身的形式问题：如果不发明出新的哲学形式，就无法置换概念。因此，不仅有必要造出新的概念，也有必要改变哲学的语言。这就促进了哲学与文学的独特联合，这一联合是当代法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当然，这一联合有着更悠久的历史。18世纪被称为“哲人”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也是法国文学的经典；这些作者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战后的联合的鼻祖。有无数的法国作家不能仅仅归类为哲学或仅仅归类为文学。例如，帕斯卡既是法国文学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最深刻的法国思想家之一。在20世纪，阿兰（埃米尔·奥古斯特·夏迪埃）的意图和目标是做一个古典的哲学家，并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环节的一部分，他紧密地参与了文学；书写的过程对他来说极为重要，他创作了无数的小说评论(评论巴尔扎克的文字有意思极了）和当代法国诗歌的评论（尤其是瓦莱里）。换句话说，就连20世纪法国哲学的较为循规蹈矩的代表也能够证明哲学与文学之间的这种亲和力。
超现实主义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也急于撼动有关形式的生产、现代性和艺术的种种关系；他们想要发明出新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他们的纲领基本上是一种审美的规划，那么它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哲学纲领铺平了道路。例如，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都经常参与超现实主义圈子。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如果说，法国的美学规划与哲学规划的融合在20世纪的第一批代表是超现实主义者，那么，到了50、60年代，为了探求哲学文体与表达之间（哲学的文体和它对概念的新定位之间）的一种直接的表现关系，哲学已经发明出了它自己的文学形式。
哲学书写的宏伟壮丽的变革恰恰发生在这一阶段。也许，我们足足用了四十年时间才渐渐习惯了德勒兹、福柯、拉康的书写；我们再也意识不到与先前的哲学文体的非凡的断裂。所有这些思想家都绞尽脑汁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文体，发明了散文创作的新道路；他们想要成为“作者”。读德勒兹或福柯的时候，会看到前所未有的句子，思想和遣词造句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关系。新的节奏铿锵有力，新的表述令人拍案惊奇。在德里达那里，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从容不迫而错彩镂金的，似乎是语言自己在加工自己，通过这样的加工，思想便化为了字词。在拉康那里，复杂的句法让人眼花缭乱，最接近他的只有马拉美的句法，所以被一致公认为诗句。
因此，不仅哲学的表现改变了，哲学和文学之间的边界也开始移动。我们不应该忘记萨特也是小说家和剧作家(像我一样)——又一大创新。法国哲学这一环节的特殊性就在于利用了语言的若干不同的使用域，移置了哲学与文学之间、哲学与戏剧之间的边界线。甚至可以说，法国哲学的目标之一是建构书写的新空间，一个无法分辨文学和哲学的空间；这个领域既不是专业哲学，也不是现有的文学，而是一种书写的家园，在其中，哲学和文学再也无法分开了。换句话说，这个空间里，概念和生命之间的差异再也不是刻板的了，因为这一书写的创造终将赋予概念以新的生命：文学的生命。
4｜弗洛伊德：赞成与反对
在这一新书写的发明中，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确切地阐明新的主体；如何在哲学中阐明这一主体形象的创造，并围绕着新主体重构战场。因为这将不再是从笛卡尔传到我们这里的那种理性的、有意识的主体；说得更技术性一些，这将不再是反思的主体。当代的人类主体必须比笛卡尔式的主体更朦胧隐晦，更纠缠于生命和身体，有着更广阔的外延；类似于一种生产过程或创造过程，这种过程的内部集中了更大的潜在力量。无论它叫不叫“主体”，它就是法国哲学一直试图寻找的、一直努力阐明的、一直反复思考的东西。如果说，精神分析一直是对话者，那是因为弗洛伊德的发明归根结底是一种有关主体的新主张。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带来了一种比意识更广阔的人类主体的观念——这一主体包含着意识，却又不限于意识：这就是“无意识”一语的微言大义。
因此，当代法国哲学和精神分析展开了长期的对话。这一交流始终是盘根错节、发人深省的戏剧。最大的争议一直是法国哲学的分裂：一边是我所称的“生存的物活论”，滥觞于柏格森，经由萨特、福柯和德勒兹，另一边是“概念的形式主义”，起源于布隆斯维克，延续于阿尔都塞和拉康。两条路线的交点是主体问题，也许可以用法国哲学的术语把主体定义为“生成着概念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弗洛伊德学派的无意识也占据着同样的空间；无意识也是某种有活力的或生存着的、同时又生产着和产生了概念的东西。生存怎么会产生概念？怎么会从身体里生产出些什么来？如果这是核心问题，那我们就能看到哲学为何沉迷于与精神分析的深入交流。殊途同归的双方自然少不得磕磕碰碰。有共谋的部分——你做的事和我一样，但也有竞争的部分：你的做法不一样。这就是哲学与精神分析在法国哲学中的关系：相爱相杀，爱恨缠绵。难怪这出戏码向来如此跌宕，如此纠结。
三个关键文本可以让我们对此有个大概印象。第一个文本也许是最能反映这种相爱相杀关系的明证，选自巴什拉1938年的著作《火的精神分析》的开头。巴什拉提出了一种以诗和梦为基础的新精神分析，对四大元素火、水、气、土的精神分析。可以说，巴什拉在这里试图用梦想来取代弗洛伊德的性压抑，证明它是更大的、更开放的范畴。第二个文本选自《存在与虚无》的结尾，萨特在那里也建议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经验的”精神分析相反，新的精神分析采取的是萨特本人（他暗示了这一点）的“理论的”生存模型。萨特试图用他所说的“原初选择”取代弗洛伊德的情结——无意识的结构。在萨特看来，定义主体的不是某种结构，无论是神经病的结构还是性倒错的结构，而是对生存的基本谋划。萨特是相爱相杀的又一个典范。
第三个文本选自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第4章。这里，德勒兹直接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叫板，要用他所称的“分裂分析”取代精神分析。在巴什拉那里，要梦想，不要压抑；在萨特那里，要谋划，不要情结。在德勒兹这里，如《反俄狄浦斯》表明的那样，要建构，不要表现；他对精神分析的主要反对意见是，精神分析仅仅表现了无意识的力量，但问题在于建构无意识。他要求用分裂分析的建构来取代“弗洛伊德学派的表现”。总之，发现三位大哲学家——巴什拉、萨特和德勒兹——都提议用他们各自的模型取代精神分析，这实在惊人。
5｜伟大之路
说到底，哲学环节是拿它的思想纲领来定义自身的。我们如何用思想纲领（而不是用著作、体系乃至概念）来界定战后法国哲学的共同基础呢？涉及的哲学家当然有着显著的差异，对这一共同纲领的研究进路也大相径庭。然而，凡是存在着公认的主要问题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哲学的环节，工具、文本和思想家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把激励着战后法国哲学的纲领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
1．试图取消概念与生存的分离——不再把两者对立起来；试图证明概念是活物，是创造，是过程，是事件，因而并没有脱离生存；
2．要把哲学写进现代性之中，这也意味着把哲学带出学术圈，让哲学在日常生活中流通。性的现代性、艺术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哲学必须同这一切打交道；
3．要放弃知识哲学和行动哲学的对立，放弃康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并试图证明知识本身乃至科学知识实际上也是实践；
4．要让哲学直接登上政治舞台，而不是通过政治哲学“曲线救国”；要创造出我所称的“哲学激进分子”，使哲学变成一种在场的、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的斗争实践：不仅反思政治，更要现实的政治干预；
5．重估主体问题，摈弃反思模式，从而与精神分析相角逐，并力争战而胜之；
6．创造出哲学阐述的新文体，从而与文学相角逐；说到底，用当代话语再度创造出“哲学家兼作家”这一18世纪的人物形象。
这就是法国哲学环节，它的纲领，它的雄心壮志。要进一步指认其身份，可以指出其基本欲望——因为任何身份认同都是对一种欲望的认同——是“变哲学为书写”，这种能动的书写形式将成为新主体的中介。基于同样的欲望，它想要驱逐沉思的或职业的哲学家形象；哲学家不再做圣人，也不跟传教士们竞争。毋宁说，哲学家渴望成为作者兼斗士、主体的艺术家、发明创造的爱好者、哲学激进分子——这些才是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欲望的名字：哲学用它自己的名义行动的欲望。我想起马尔罗在《倒了的橡树》中的一句话，据说是戴高乐说的：“伟大这条道，走向了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归根结底，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环节建议哲学应该选择那条道，而不是选择它所知道的目标，它更青睐哲学行动和干预，而不是智慧和沉思。于是，它在今天被人诟病为“没有智慧的哲学”。
然而，法国哲学环节更在乎的是伟大，对幸福则没那么感兴趣。我们想要来点儿非同寻常的、惊世骇俗的东西：我们的欲望是做概念的冒险家。我们不想把生命和概念区分得一清二楚，也不想让生存屈从于概念或规范。相反，我们想要让概念本身成为不知目的地的航程。不幸的是，冒险的时代之后往往是秩序的时代。可以理解的是——这一哲学有点儿海盗的面相，德勒兹会说那是游牧思维。然而，“概念的冒险家”是能够把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的口号；我据此认为，20世纪晚期的法国所发生的事件归根结底是哲学冒险的一个环节。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新左翼评论》第35卷｜2005年9-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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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萨特
波斯特将福柯的著作放置于双重问题中：社会批判理论的问题；作者称之为“信息方式”的新社会构型的问题。尽管福柯的政治学是模糊的，他的著作则非常适合于批判理论。他提供了包括若干理论因素的分析模式，如果对这些理论因素进行适当的解释，就能为批判理论开启新的方向，并将批判理论带出它当前的困境。但只有认识到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某种重要变化，批判理论的这些新方向才变得明显。为此，作者创造了一个短语“信息方式”来表征这些变化，并将当时的情形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进行对照。
01｜福柯把萨特和他自己都想象成尼采的孩子，区别在于萨特偏离了这一父系的传统。福柯认为萨特是兄长，并为他们的区别而遗憾。
02｜韦伯的工具理性分析只是和福柯的观点有表面的相似……或许是唯一的联系，就在于他们都努力考察理性在统治中的意义。
03｜法国理论的重大断裂是伴随着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而来的，在该书中，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成为批判理论的核心关切。
04｜萨特与福柯处理的问题一样，方向也一致，只不过他走得没有福柯那么远，没有彻底超越理性的主体。
05｜福柯拒绝了如此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传统……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那个传统的逐渐消失？导致了批判理论沿着新线索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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