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与堕落艺术展｜《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片断集｜0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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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橱柜II｜Dasfigurale Kabinett II
政治争端愈演愈烈，令人非常失望，只能暂时冰冻起情感。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温暖地，甚至带着激情去维护这些情感。德意志人为什么非要在他们的民族性问题上这么强迫呢，以至于如此扭曲，而别的国家（英国、瑞士、美国）则把这类事情视为当然。这么说好了：民族性绝不是让人兴奋的东西；一个人拥有它，或者应该拥有它，都是理所当然，既然他是德国人而且生来如此。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祖国，周围都是同胞，必然如同他们那般去思考和感知，流淌在血液中的理想也必定是共同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重点放在这么理所当然的事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民族主义失控会多么可怕。以此名义造的孽已经超过善行。然而民族主义潮流似乎正在席卷全球，邻国们正在巩固防御，而不是去实现打破藩篱的美好愿景。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是：“即使最虔诚的人都不能安居乐业”。
眼下，善良诚信的人都在转离国家社会主义的阵营，国家社会主义对我们的文化生活造成可怕的威胁。我们或许能够自我安慰说，希特勒也许不是德意志思想最后的继承人，而且人也不可能只是回顾过去的艺术与文化。要是他们把焦点聚集在腓特烈大帝时期，他们就不可避免会想到伏尔泰、华托一类的人。
此刻人们最关心的是：纳粹会不会加入政府？要是他们加入——很可能会，因为他们必须如此（无数人在等待政府职位并且拒绝再等下去）——接下去中央就会阻止他们，“控制他们”，于是产生分裂。如若他们不加入，终有一天他们也会赢得绝对多数的支持，这会更有助于推进独裁，夺取政权，就像俄国共产主义，在最后冲刺前扫清一切。目前还在洗牌。
我要公开声明！
你最近还好吗？大事件接踵而至。你的城市里谁接管了政府，什么样的人？这或许能决定你是留还是走吧。
关于挂画的事，我做了，但又被拿了下来。就在斯图加特艺术协会里。接着就被放入两间密室，只允许政治清白的内部人员接近。包狄辛伯爵［Gount Baudissin］，一位长期效忠国家社会主义的人，立刻写信给希特勒，但信里写的尽是些原则问题，他不会为了我的利益搭上他自己。在我的画拿去艺术协会之前，斯图加特的瓦伦丁就想过就把它们展出在他的画廊。他现在仍想这么做。我在犹豫，是“关门大吉等通知”（杜塞尔多夫也有威胁，那是我原计划在斯图加特展出后的第二站，现在只能取消），还是挺身而战。此刻，空气里弥漫着不安，选择后者似乎非常冒险，虽然肯定能迫使一个有关未来政策和原则的决定出台。豪弗告诉我纳粹中显然也有些正派人，但掌权派却是由心胸狭隘的人组成，毫无包容心。除了谣言这里什么都还没发生。可能要拖延一段时间才有定论。糟糕的时代来临了，我们该何去何从？只能周日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培养艺术吗？还是找一份实用的第二职业？可又能找什么呢？
……
昨天学校里出现一张大字报，形容豪弗、E．R.维斯、C.克莱恩、吉斯、瑞格尔、沃夫谢尔德、施莱默为“破坏性的马克思—犹太主义者”“抵制这些老师！”我向纳粹地方组长投诉，他记录下我的声明，珀尔齐希也向国家专员提出抗议。
这是目前我所知的全部情况。我们大概最终都会被解雇，只是不知道会以什么形式发生。接下来去哪里，怎么办，都取决于此。
弗莱希特海姆画廊已经取下了我的全部画作。它们被堆放在一堵墙边，只给认为可信赖的人看，而且这些人都要先在一本访客留言本上签名才能看。
今天报纸的报道证实了我听说的：在这里，豪弗和沙尔夫已被解雇；在杜塞尔多夫，克利（！）和莫尔（没有给出原因）也被解雇了。“估计还会解雇更多。”我该牢牢记住这句话。
这股离经叛道的狂潮似乎正在蔓延，德绍、曼海姆，现在到了德累斯顿。博物馆正在建立“艺术的恐怖密室”。还没有人准备好抗议。
你要怎么对付你的威胁？
听到来自德意志许多城市的消息，我极为震惊。在包括德绍、曼海姆，还有德累斯顿在内的这些城市里，博物馆的现代艺术藏品将被投入“艺术的恐怖密室”，每张画作都要贴上支付的金额，让公众嘲笑或感到愤怒[2]。我不揣冒昧，急切恳请您停止这样的做法。
请允许我带您回顾一下战前的日子：在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间，那些重视艺术的国家，像德国、俄国和法国，都在经历艺术观念自发的变革。从这些变革中诞生的艺术作品不可能与俄国共产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联，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些概念。
在那一时期，发霉的艺术密室突然敞开门窗，艺术家们都陷入了对某种他们感到正在诞生的新精神的狂热中。
正是带着这份狂喜的情绪，我们年轻的学生们被战争震惊了。我们满怀真诚和热忱，为高贵的事业战斗，为艺术的理想战斗！现在，以我倒下的战友之名，我抗议诽谤他们志向和作品的行为。这些作品是历经奋斗进入博物馆的，现在却被亵渎。
那莫须有的罪名并非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战后的幸存者们，现在都四十有余，用战前的精神继续着他们被中断的工作，大多数人对他们身边的政治事件并不留意，也不感兴趣。
然而这些日子以来，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现代艺术家，正接二连三遭到诽谤！他们被贴上“外国人”“非德国人”“拙劣的”“做作的”等标签，强加给他们的政治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完全失当的。艺术家根本上是非政治的，而且必须如此，因为他们的王国并不在此世。他们总是关心人性，效忠全人类的存在。
好吧，哈雷也一败涂地。马克斯夫妇、弗里德兰德夫妇，还有奥特夫妇等人都给我捎来卡片。马克斯在卡片上写着：“一周内离开哈雷，永不回来。”彻底结束了！柏林包豪斯正在遭受其他方式的打压，德绍不再给他们分发薪水，七月一号之前必须归还借走的家具。据说，整件事情是由某场“误会”导致，可是经过这么久才得以澄清，久到学生们几乎走光了。我们刚跟瓦西里•康定斯基碰过面，他受到的直接影响即便比其他人都小一些，仍不能相信所发生的一切。我听说包豪斯要永远关闭了，全结束了！
我被“暂时隔离”，到秋天才能拿到工资。这段时间里，我要再仔细想想所有这些事。眼下他们还在调查我的关系：祖上、党派、犹太人、马克思、包豪斯⋯⋯
您建议卖掉我的壁画，这着实让我感觉荒诞。我不能总是跟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想必您也一样。要是您被逼迫着移除或是出售这些壁画，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觉得一个人只有在重压下屈服于文化暴行才是情有可原的，但绝不能出于自愿。
尽管我们每一天每一周都在构想新的计划，但总会不可避免地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靠什么活着？
施密特纳[3]调任到柏林，必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斯图加特，整件事情都至关重要。他的演讲表达了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莫大敌意，为此他还展示了所能找到的最不讨人喜欢的照片；可另一方面，他的人字形屋顶上还缀着朵朵可爱的小花之类的东西⋯⋯好吧，他是新人也是后起之秀，所以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方向了：对比德迈式样的狂热崇拜。换言之，极端保守的品位。然而这恰好与纳粹学生的愿望相反，他们最近筹划着在校园里举行一场热闹的集会，打算统一战线来反对比德迈式样和保守品位。国家美术馆的临时馆长沙尔特博士（会当多久呢？现在他还在整修皇太子宫）也表明了和施密特纳相同的意思。因为看到最早期的德国北部装饰和现代装饰形式的直接关联，他就相当片面地给北方日尔曼艺术分派了一个主导性的角色。他同样片面地对带有狂喜色彩的浮士德式样心醉神迷，认为这才是真正德国的、民族的，还用来和罗马古典风格对比，并且说罗马古典风格是“被外来影响所倾覆”的。诺尔迪、巴拉赫、马尔克和费宁格都是他列举的人。然而这真的是一个能否回到表现主义的问题吗？绝不会止步于此，因为有后来者，包括我们！然而，沙尔特又平静地声称，战后艺术没有什么好展示的（！）——他就这么自相矛盾，但也比另一个（施密特纳）要好。无论纳粹集会还是沙尔特的演讲，都是观者云集，掌声雷动。纳粹学生筹划的展览直到今日才被允许在莫勒画廊开展。学生们还想做一个媚俗艺术展，以及一个为不满者提供发泄渠道的展，比如“噪声展”［rauschebärte］和“文化联盟者”展［Kulturbund members］。这不太可能发生。可又有报道称，这个决定与舒尔茨-瑙姆堡-施密特纳[4]的意愿相符。
尽管知道您大概被信件包围着，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写信给您，反对您在《新国家与知识分子》一书中的一些东西，并为美术之事做出辩护。
您强调自己是一位致力于外来文学的作家，并且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状况。不过显然文化生活的这一方面已经被迅速处理掉了：文学院是首先被整顿的地方。起草的黑名单获得相当一致的同意，高潮则是官方的焚书行动。
尚未出台有关音乐方面的政策，不过文化局再三声明即将公布一份通告。对一些较著名的音乐家的政策很明朗，可是对那些代表新的前卫音乐趋势的人，他们的态度仍不明确，对造型艺术的态度更是模糊。这怎么解释？
我不想指出纳粹对艺术的态度多么惊人的不一致，这在阿道夫•希特勒于纽伦堡的演说，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的声明，还有沙尔特博士的演讲中都看得出来。事实上，关于造型艺术的对峙还不成定论：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一切新式的、新进的、无畏的、革命的事物中去。可是年近六旬的您，在您书中第二十页上写道，不再能理解这样的青年人！要是您书中写的这种革命青年今天真的存在该有多好！可是在我们造型艺术的领域中，状况复杂得可怕。
如今，六十岁的一代有发言权了。然而他们属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而不属于一九一四年，他们在庆祝的是另一场胜利。这场胜利，在战前庆祝过一次，在战争中庆祝过一次，现在再来庆祝一次！但那些在战前来不及长大、来不及找到认同的人，此刻正在传递着未来艺术的薪火，这些人却遭受着迫害。他们在战争中献出生命，战后他们又发现自己被推入一个需要他们完全负责的世界！除了延续已经倒下的战友的遗产（更多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我们还做过别的什么吗？从他们那里继承的狂热的表现主义风格是一种战前的预兆，现在必须被一种新的征兆替代，一种指向秩序、严密、基本原则的艺术风格。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能够有所贡献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毁灭主义这些概念很生疏，实际上，他们对任何与现实政治和政治术语相关的事务都很生疏。可另一方面，我敢打赌，您说不出任何一位公认有价值的国家社会主义艺术家的名字。至于我，我看到的唯有盲目的迫害，疯狂毁灭画作，恐怖密室。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些被迫害的艺术家，一点影子也没有。好吧，或许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然而既有的情形看上去不容乐观。名副其实的知名艺术家们，还有即将被认同的年轻艺术家们，都在遭遇解雇，或是被免去政府职位。他们并不是被勇敢的改革者取代，相反，媚俗艺术的大力传播者正在复苏。就像老福贝尔，据报道，他计划收集游记风格的作品来让纽伦堡不朽，未来的国家博物馆可能会被这样的东西塞满！我们青年一代的教育尚处在危急中，而比德迈式样的新客观主义的拥护者却收获赞许，他们凭借僵硬的形式主义，还有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极度无力的模仿，声称为新纪元代言。此刻，我们正欣赏着陈腐的自然主义的胜利景象（自然主义确实有时能够获得极大的成就）。在造型艺术领域，我们看不见理想主义的热忱，看不见对鲁莽的克服，或是真正的浪漫主义，毕竟对于造型艺术才是极为重要的。说它重要，是因为我们正需要艺术去表现非理性、无意识的直觉，以及生活中形而上学的方面——在这一领域，理智主义和文学性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可是它们马上就要成功入侵了。因为“作为宣传的艺术”危及艺术真正的目标和纯洁性，而德国人，极易走向过度深刻的德国人，应该为培育某种视觉感知和对世界的理解做出他们特殊的贡献。在我们的领域，已经再次开始讨论艺术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奠基性的问题了。然而我能发现的回应只有衰退、僵化、蒙昧主义。
尊敬的博士先生，这些坦率的观点可能有助于您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都沉重地关注着这个国家的艺术之未来。他们理想主义的愿景因理智的疑问而遍布乌云，越来越多的人绝望地看着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各方面都令人失意；他们在认真地考虑是否也该逃离到所谓“沐浴胜地”，已经有许多移民知识分子在享受那里的温暖气候，享受着不那么反艺术的氛围。难道我们只能任凭这种老威廉时期的祸根复发吗？难道让博物馆和学院里那些所谓的代表国家的艺术在历史面前只能羞愧地遮住自己的面孔？难道真正代表这个民族的艺术却要在阁楼和隐士小屋中悲惨度日，重新经历一遍那些早期的艺术同胞经历过的命运？难道说，这就是艺术家与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调试？这能为艺术家在诉诸更高一级的审判时赢得尊严与荣耀吗？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风格，而是为了使设计为社会上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