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群劳作与副产品｜下

编者按｜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以此完成的2014年的专题“在地建造”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为发端，梳理台湾社会都市状况及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脉络，指出谢英俊的工作不只是建筑计划，而应以“社会性建筑”的视角将其理解为空间生产计划，进而详实剖析其应对方法与隐含却强劲的哲学基础，期待建筑师仍能保有追寻社会统合之希望。借助当代政治学为研讨基底，结合建造、展示、社会等多重维度，倡言“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之预设，将是从其特定行动模式的起因、持续参与到相应的后果中显现的主体化过程。由此，建筑正成为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的副产品，规划正成为城市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本次推送的文章指出在谢英俊及其团队提出的为70%的人盖房子的口号下面，包含着一个值得关注的与现实操作路径相关的议题：在建造、展示、社会被隔离的现况下，如何联合起在地、媒介、运动，共同推进并突破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将建筑视作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而来的副产品，将规划视作为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在地建造”这一概念及其中蕴含的潜能。作者在原文的基础上还特地附上了补记，院外将分三期推送。

文｜王家浩    责编｜BLOOM

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群劳作与副产品｜下｜2014

本文6500字以内｜接上期

7｜设计的表面：自身原则的共同体

“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的政治，不是对已被分配成中心/边缘“民”的关怀和对社会空间的技巧性的摆布，而是由一种对现有的划分社会和共同体方式的争端带出来的想象，因此这种想象必定不只是“建筑”的。

朗西埃曾经在《设计的表面》[11]中，将马拉美的诗与贝伦斯的“型”并立在一起讨论：两者都是以简洁形式的语言、平面设计的语言对抗那种对通常已有的类型进行补充的“美观”消费。诗的形式与器物的形式，都是生命形式，“型”用以追随某种（将到来的）感性共同体的图像。贝伦斯认为，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建立“风格”，反对那些与资本主义式的以及与商业的无政府主义有瓜葛的“风格多元”。这里的“风格”，是在当时 “风格”这一概念内部形成的对抗，而不是添加到多元中的一种。

因为有了作为某种新的共同生活的构成原则的“型”，所以被设计出来的器物并不是物化的，而是活化的。生命的物质形式将以一种共同的精神原则来活化，器物的形式是生命形式的某种构成原则，而不是其本身。因此，当前的“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的行动，正是取消建造的物与像这一区分而来的平等空间，在展示中，物与像是等价的。现代运动中的由设计的实践拉开的“艺术活动”的场所，无论其作品/产品最终被称为艺术或者设计，都是在建构生活的新形式，这也就取消了实用艺术与纯粹艺术的区分。所以，无论是象征派诗人还是功能主义的设计师，都是在这同一的“设计的表面”上，确认了依据其自身的原则所建立的共同体。

宽泛的讲，这一现代建筑运动时期所呈现的客体形式，事实上并不是此后所称的在一种缩减为符号的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原则之间的对抗，而是生命形式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对抗。因此，当前的“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的政治，正如朗西埃对反拟仿的现代美学的论述一样，“它破坏那种藉由将文字艺术与形式艺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予以分开，以分配每种表现形式的位置与手法的原则”，“这种同时让文字、事物得以混合的同一表面，也是艺术与非艺术的共同表面”，是与“既是自治又是他治的艺术建制”的决裂[12]。

如果我们回到城市、展示中的“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它与无名者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不同正在于，其展示、其形式、其技术是为了不再被缩减为展示、形式、技术。

[11] [法]郎西埃. 图像的宿命. 黄建宏译.  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1.
[12] 同上
8｜重组在地：媒介与空间的意义对抗

巴迪欧在“哲学与欲望”中，谈到一个以商品化作为诱饵的社会时说，它保证了一切自由，但是却没保证你自由使用这种自由的自由。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个体、工人、无产阶级在选择各种工作的自由与不得不工作的不自由之间的悖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幻象的断裂点。只不过，时代已经从人人的自由转移到了物物的自由。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当前的物物商品化仍不可避免，但是，我们首先应当从商品中抽物进入到产品，其次要从产品中抽物进入到副产品。副产品是指在生产主要产品过程中，附带生产出来的非主要产品。

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中提出的“非物质劳动”，除了信息化-通讯技术的大工业生产与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涉及当前的智能控制、日常生活之外，也打开了从身体模式上的劳动中的感情、爱，通往人际交往、集体潜能的渠道[13]。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当前的人人工作态仍不可避免，但是，我们首先应当从工作中抽身进入到劳作，其次要从劳作中抽身进入到群劳作。群劳作可以指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由被分隔的个体联结而成的不得不以集体的方式展开的劳作。

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开启这样一种预设性的框架，将建筑理解成社会运动之副产品，将城市规划理解成城市展示之群劳作。经由副产品、群劳作，潜能之社会历史将转化为社会世界。只有社会世界，没有建筑世界，建筑只是用以构成社会世界的。当我们谈论建筑作为文化产品的再现认同时，是一回事，当我们谈论建造作为实践以及对社会关系的重组时，却是另外一回事儿。

即使当前的副产品最终会转为商品，当前的群劳作最终会转化为工作，但是作为起源即目的“此刻”，它们对于改造社会世界仍有意义。我们由此勾勒重新议定“建筑”与“规划”的路径：运动-建造-建筑，展示-媒介-规划。在地建造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与建筑相关的议题，而是一个在全球-历史视野中的特定地点上的政治议题。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要用“在地建造”去抵抗全球化的生产方式，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地”在人人自由与物物自由及其双重幻象之中，并非对“本土”的简单回归，恰恰相反，“在地”对抗由本土与全球这一组看似对立却共同构建起来的文化意义上的结构[14]。

重组在地，并不是对在地与建造之关联的重申。建造的后果必然是在地的，即使考虑到建筑的生产已经采用大量的预制，但这一重新的组合也必然牵扯到在地的劳动力，技术条件，地点上的社会经济的决断等等。正如齐泽克曾提醒的那样，如果人们已经知道政治的过程是经济的，那为什么还要去分析出政治是经济的，与之相似的是，人们已经知道建造的过程是在地的，为什么还要去分析出建造是在地的。在地建造意味着，从其行动模式的起因、参与到相对应的后果中的主体化过程，而不是定义或强调建筑作为在地建造的后果。建造活动的市场化、职业分工的细化，建筑物的商品化等等现实的前提条件带来的“建造”，将如何经由“在地”重组此条件中的群体的社会关系，这一由特定地点引发的社会部署才是重申在地建造的真正出发点。

社会中的对抗结构与物物等级及其对抗无关，也不只是阶级利益带来的矛盾冲突，而是各种媒介的与空间的意义对抗。现实中的“在地建造”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只取决于土地的私有化。对当前在“抵抗的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在地伦理及其抵抗性认同而言，曾经的土地私有化及商品化过程，揭穿了封建领主附加在土地私有之上的浪漫主义式的自然关系，包括地域、血统等等的灵韵。换而言之，在这一对冲中具有的解放意义，释放出来的去神秘化，很快被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替代，财产兼并了土地成为新的自然化了的神话。无需例举更多对土地私有化的批判观点，仅就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曾提出过有关“地产共有”的问题，意即没有一个人（群体、家族、国家）可以认领共有的地球的土地，我们可以指出与通常所谓的在地缘、学科、政治体制之间跨越界线不同，这样一种共有的联合的重点并不在于边界，而是重心。灭点是用来构成视界的，重心是用来构成世界的，它们都不是依赖于物质的点，而是事物与主体的场域构成的原则。但是重心并非另一种灭点，如果我们把“建造”看成为历史的灭点，那么事物也就成为全景的图像而已，只有把原本属于自身历史的“重心”掏空，才可能重装上阵，因为“真历史”并不是在当代才成为了当代史，而是即使在历史中，它已经是它的当代了。

[13] [美]哈特. [意]内格里. 帝国. 杨建国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14] 对“地域”从更深层次的全球生产方式的同一性的批判，早已出现在詹姆逊对“批判地域主义”的质疑中，“地域本身变成了全球性的、与美国迪斯尼乐园相关的那些大公司的业务，它将为你重新装饰你自己本体的建筑，而且比你自己做得更加精确，难道全球的差异，在今天与全球的同一性一样？”，详见[美]詹姆逊. 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而对 “后殖民”学者仅就地域文化意义上的“混杂性”的地缘政治差异提出的批判，可见[美] 阿里夫﹒德里克. 后革命氛围. 王宁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笔者也曾对建筑与后殖民的相关问题进行过讨论，详见“建筑师的界限与建筑的物证，收录于 “与后殖民说再见”广州三年展《读本3》.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补记｜2019

本文以“展出”为引，转向展示与展示的政治。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建筑与城市的展出自成文时发展到现在已经过量。这不仅是新型的资本构成方式对空间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过程，同时也体现了展示政治的匮乏。在类似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那样既定的展出系统中出现“非建筑师”的作品，实际上是简化了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注脚，看似坦率，其实无奈。这是对全球化明星建筑师风潮之前的人文主义式的扼叹，也无意中为建筑界留下了一段政治定位上的空白期。

有赖于“展出”这一系统对“作品”发出的邀请，已经接纳了现实中的结构性对立。因此以“超出”建筑师、在建筑师之外，或者说“没有建筑师”翻转“建筑师”，是在这一肯定之上的确认而已。人们已默许了展出空间与社会空间这种相互平行的关系。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展示空间中的这种确认还能不能正面地回应现实中的职业建筑师们的困境，而这取决于展示空间如何转化为社会空间中的行动。

借助朗西埃对政治的视角，我们认为展出系统中的政治无关乎“展出”这一权力的实施。展示本身成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是由适当的主体付诸于展示行动，这主体也无关建筑师与否，这一行动是在相互背离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其中必须蕴含的内在合理性，意味着展示的政治应当与针对展出体系的权力思考相分离，利用这一形式推进社会重构的政治关联。

换言之，尽管展出系统的确在行使某种权力，但它并没有脱离于现实的政治关系。因此展示政治，既非接受，也非质疑。将社会运动的结果呈现在美术馆中其实只是一种伪占领。考验展示政治的不是主题，也不是内容，而是如何成为“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相背离事物之间的社会重构，首先来自一种颠倒的视角。

为什么要以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工作做案例？那是因为这一在社会空间的实践本身就是某种展示，就是展示的政治本身。我们不妨从人的政治本能推演出生产体系轻、快（开放），从社群与生存环境的直接关联选择建筑的构造节点（简化），从社会的组织方式重新定义居住聚落的形态（原型），通过召唤主体化的过程干预现实社会活动中的慈善或政策指导下的参与式规划（互为主体）。这里的建筑师的政治是从社会总体的视野去看建筑学科，将区分开来的展示空间与社会空间合并在一起，将要到来的建筑师是在社会发展模式更新中的政治主体的位置。

尽管“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也试图通过质疑进步建筑师的个体英雄主义范式与资本商品化的建筑生产方式的结合，系统地修补原先的社会-空间决定论。然而“建筑”却塞进了已确立的建筑师的特权。柏拉图原本所谓民主制的抽签式开端，向“缺乏统治资格者”的开放，倒转为另一种接受：从强大者（建筑师的规定）、有知者（建筑的规定）再到神的选择（统治资格的匮乏）。一方面可能形成一套民主-伦理的替代方案，而另一方面只是某种趣味选择。

广义地看，当前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是普遍的现实，狭义地看，是建筑作品化为最极限的话语单位之后的现实。所谓“建筑”成了建筑的生成机制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小小片断。对“没有建筑师”的注脚构成了某种政治，特殊的政治。针对普遍的现实，它遮掩了事实上的“病灶”，从而也无法从建筑的最小片断中挖掘出潜能。由此“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与“先于建造的批判”同等必要，要到事后的建造中才能确认。

通过回溯性的视角，批判投入建造，从现实的过量中发现压抑与匮乏，并同时展望。并非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中做选择，也不是接受政治给予建筑的现成内容。现成的政治立场让建筑成为工具，然而并未因此切断建筑学与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应当进一步的明晰其中已有的概念积累的必备性。

成为政治的工具就是“建筑只不过是什么”，而无法切断的关系就是建筑“原本”（从原来的概念中）、“应当”成为什么（以构建新的关系）。现实的政治与从原本到应当的建筑的政治，构成了双重的政治。探寻这一双重政治的新条件并以此区别于个体的创作，才是建筑的所谓原创之所在。这种新条件不止在城市中，而且也在展示中。

General Architecture © PLUS WANG｜2010
① 建筑学｜建筑物｜政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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