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治理的政治？或者治理 ?｜访谈朗西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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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PLUS 责编｜星丛
Q：
您在《歧义》[La Mésentente，副标题为“政治与哲学”]这本书中展开了政治性这一命题与它所凭借的虚假对立之间的对峙，并以此检验论证所谓的“政治性”。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表现为用途的“声音”与表现为合理的“逻各斯”[话语理性]形成了某种对立，动物性便是由此出现的最为原初的分裂。在这种对立下，您将政治的真正场域看作是争论或错误，这里的错误[认识及理解]就是在痛苦与快乐的声音中，弃大多数发言者而不顾。
治理是可感分配，它同化了共同体之共同所有的实施与私人所有的实施，也就是将相似性与差异性同一化，赋予身体与身体的聚集模式以特性。依据立场、功效与能力等等，它[治理]将可感空间结构化，去芜存菁。但是政治，是且只能是遂行[顺适进行]追加“私人所有”的行动集合。所谓私人所有，就是生物学或人类学无法定义的财富，比如发言者的平等性。作为所有生物存在的附加价值，其中相互对立的是同一个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结构：其一是限于生命治理的结构，比如从血缘的传承到人口流动的调节；其二就是与之对等的人为结构，重塑由政治主体决定的共有的“既定世界”的种种形式。这些政治主体并非声称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而是共同谱就一个共有的差异世界。
但显而易见的是，政治这同一个词指向了两种极其不同的理论配置。在〈Omnès etsingulatim〉中，福柯将治理看作是介入生命与身体之权力掌控的机制性配置。但对我来说，治理并非一种权力机制，它是一种可感分配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中决定着权力的各种策略与技术。
Q：
福柯在《认知的意志》中给出的阐释，是将生命政治看作统治权力的转化，从生死权力转化为生命治理权力的过程，而作为新政治空间的社会生成，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关神意-国家的福柯式阐释，都汇集在了近来被巴里巴尔[Balibar]还有卡斯特[Castels]等人称之为社会-国族-国家的点上。对您而言也是如此，社会性构成了转化的基本要义，您所谓的“政治体现”不正是政治主体成为社会体的实现。那么对您而言，可不可能终结这种体现，并从中建立不同的社会观？可不可能赋予社会一种得以逃脱这种还原的政治观看？而生命政治之名，是否可以借助某种对福柯式用法的颠覆，得以描绘出这样的意图？
朗西埃：
对福柯而言，社会是权力关怀的一个对象。他已经将这种关怀的古典形式，也就是说，面对劳工大众与危险族群的不安，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权力在生命治理上的正面投入，以及个体化的乐观形式。这种关照无疑可以纳入社会国家的理论化工作中去，但这里的国家并非我的研究对象。社会性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权力关怀或权力生产，而是政治与治理之间的分配游戏。因此，它并不是作为一个我们在生产与权力上，可加以划定界限的单一客体或关联的场域。“社会性”至少意味着三件事情﹔首先是“社会”，也就是各式团体、立场与功效的集合，在治理逻辑下，这等同于共同体的所有内容。正是在这种格局中，生命治理、人口以及个体化形式生产的关照，对我来说涵括在了生命治理-权力的命题中。其次，社会性作为主体化的论战部署，由前来考察这些立场与功效之“本性”的主体建构而来，还要加入对我所谓的“没份者的部份”的考量。最后，还有作为现代“后设政治”发明的社会性：社会性就像一种几乎隐匿不见的政治真相，这种真相可以借助马克思与涂尔干的方式，或者托克维尔与布尔迪厄的方式去构想。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三种社会性形象之间的对立与错综复杂，而且这其中的错综复杂对我来说，并非一定得先通过生命理论以及调整模式问题加以验证。重申一下，我并不相信人们真地可以从描绘着权力实践的某种关照中，从模式的生命治理的权力理念中，提取出作为特定的政治主体化模式的生命政治之理念。
▽歧义之理性
群劳作与副产品
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谢英俊及其团队提出的为70%的人盖房子的口号下面，包含着一个值得关注的与现实操作路径相关的议题：在建造、展示、社会被隔离的现况下，如何联合起在地、媒介、运动，共同推进并突破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将建筑视作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而来的副产品，将规划视作为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在地建造”这一概念及其中蕴含的潜能。
上｜考察历史的过量与不足，从被现有的社会系统塑造成建筑设计的工作流程和建造的行为本身的裂缝中，找到建筑（师）的政治的新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