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前后，列斐伏尔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空间与城市问题的著作。其中，出版于1974年的《空间的生产》集中了他对都市和空间问题的最重要的思考，堪称其空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M.Hays曾经在他编辑的文集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中节选了该书第二章节的一部分，之前院外推送过第一部分。其中，列斐伏尔分析了空间何以有“空间史”？他认为可以从包豪斯的划时代性历史中作用中发现，这不仅仅是在真实的语境中确定一个空间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的空间概念”……紧接着他将视角延伸到那些为空间理论发展史作出过贡献的评论者，指出“他们只是预言到了这种历史，却没有着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揭示了抽象与视觉的正在增长着的优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橥了‘视觉逻辑’的起源与意义——亦即揭开了包含在这个‘逻辑’之中的‘策略’”，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即任何诸如此类的特殊逻辑从来都只是某个策略的一个遮人耳目的名称而已——反转了社会空间的“空间史”。本章共15节。第1-6节，论证社会空间理论的实质与社会生产相关。第8-10节，论述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问题。第11-14节，回应结构主义空间理论，阐释空间与形式-结构-功能的关系问题。第15节，提出两种空间类型：取用型的与支配型的空间。经国内第一份译本（未出版）的译者授权，院外本次接着推送第二章“社会空间”第11节（标题为编者所加）。列斐伏尔在这一节里继续针对空间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推进着自己的批判，指出即使空间的各部分就像话语的各个部分一样，是以相互包含与相互排斥的方式而结合在一起的，但是非词语的符号体系并不当然地就对应于作为词语体系的相同的概念与范畴。因此，必须把空间中的话语、关于空间的话语与空间的话语，区分开来。人存在于空间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从中脱身，不能让自己在其中缺席，也不能将自己排除在之外。而表意的过程发生在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它既不能被简约为日常话语，也不能还原为某种文本的文学语言。只有回到了与某种（空间性的与表意的）社会实践的关节点上，空间的概念才有可能充满着意义。让空间重返了物质生产，并作为被积累的知识的结晶，重新加入到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思考的生产过程；最终，它还回到了这样一种最为自由的创造过程——这就是表意的过程，其中包括“自由王国的种子”。即便有诸如视觉的、知性的与抽象空间的种种拜物教，有诸如对已经消失的、却被/或者被重新发现的自然空间、对绝对的政治性的或宗教性的空间、对那些已经转交给色情欲望或死神的空间的种种迷恋症，理论也完全有能力追踪到它们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它们的生产的起源。院外之后还将陆续推出M.Hays节选部分的译稿。
从物质生产到自由王国的种子｜《空间的生产》选译｜1974我已经贸然地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语言和空间之间关系的论述[1] 。非词语的符号体系（systems of non-verbal signs）并不当然地就对应于（answer to）作为词语体系（as verbal systems）的相同的概念与范畴，或者甚至可以说它们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体系，因为其要素与环节之间只是一种随机性的与类似性的联系，而不具备任何内在体系化的联系。当然，这个问题仍然处于悬疑状态。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空间的各部分就像话语的各个部分一样，是以相互包含与相互排斥的方式而结合在一起的。在语言中如同在空间中，有一个以前还有一个以后，而当前则支配着过去与未来。因此下列是一些完全具有合法性的问题：1、由实践-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空间有意义吗，不管是风景也好，纪念碑性建筑物也好，或者是建筑？2、被某个社会集体或若干个这样的集体所占有的空间可以作为某种讯息来看待吗？3、我们应当把建筑或城市作品看作是大众化传媒类型吗，尽管是非同寻常的一种？4、社会空间可以依靠某种特定的实践（读/写）而被想象成为某种活生生的语言或话语吗？对第一个问题显然是肯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要有些模糊。既“是”又“非”：空间包含着讯息但它们能够被还原成为讯息吗？可以试探着这样回答，即它们表现出更多的东西，它们包含着与话语完全无关的功能、形式与结构。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细致地查看。至于说到第三个与第四个问题，我们的回答将不得不包括最严肃的保留意见，稍后我们会回到这些问题上面来的。我们确信，无论如何，对语言与词语性和非词语性的符号体系的理解，在任何试图理解空间的过程中都是大有用场的。曾经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孤立地研究空间的每个片段与要素，试图将它与其独特的过去联系起来——可以这么说吧，这是一种词源学意义上的展开趋势。今天的倾向则是另外一个方面，即更偏爱的对象是集合体、构型或肌体。其结果是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一种对认识的连贯性和实践的凝固性的顶礼膜拜，简而言之，对词语的狂热崇拜。这种倾向甚至导致了以下主张，即认为话语与思想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表达，这是一种并没有为我们留下真理而仅仅是“意义”的立场；一种只给“文本性”著作，且仅仅是为如此这般的著作留下地盘的立场。不过，空间理论还是有所贡献的。每一种语言都定居于一定的空间中。每一种话语都谈到某些与空间（地方或一系列地方）相关之物。我们必须把空间中的话语（le discourse dans l'espace/discourse in space）、关于空间的话语（le discourse sur l'espace/discourse about space）与空间的话语（le discours de l'espace/the discourse of space）区分开来。关于空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遭到了人们的误解与忽略。毫无疑问，从来就没有像古典哲学所一度推测的那样的诸如“真正的空间”之类的事情——而实际上这种推测还在古典哲学的后继者们，即认识论与“科学批判纲领派”那里得到了推动。但是这里当然有像“空间的真理”这回事儿，它体现在这场并不能还原为“空间的真理”的批判理论运动之中。人类——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说“人”？——在（是）于空间之中（或译作“人存在于空间之中”——中译者注）；他们无法使自己从中脱身，不能让自己在其中缺席，也不能将自己排除在之外。话语除了是对有关空间的联系的某种“再-标注”（remarque/re-mark，也可译“评论”——中译者注）之外，它无非是一种致命的空无——只是言之无物的空话而已。空间的（以及关于它的生产）理论与语言的（以及它的生产的）理论之间的类比只能到此为止。空间的理论要描述与分析的是质地/结构（texture，也译“肌理”——中译者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直线、曲线、方格图案或跳棋盘格式以及同心放射状（radial-concentric）（中心与边缘相对），都是一种形式与结构而并非质地结构。空间生产掌握着这样一些结构并让它们整合或合并到许多的整体（质地结构）中去。一种质地结构体现出一种意义——但是一种为谁的意义？为了某些读者？不：还不如说是为了某些生活与行动在我们正在着想的空间之中的人。一个拥有着身体的“主体“，或者有时是一个“集体性的主体”。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该“主体”展现出了与整体的功能相关的形式与结构。空白（即界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与边缘，还有网络与网结具有着一种亲身体验意义而必须上升到一种概念的高度。现在让我们试着去探索一下这场讨论有可能导致什么样的逻辑结论。目前在法国及其它地方，有两种哲学或语言理论。这两种趋势超越了不同的思想学派，虽然它们也有相互重合之处，但区别还是基本的。1、按照第一种观点，符号不可能孤零零地存在。符号之间的联系及其链接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通过联为一体符号才会具有意义，才能赋予意义。符号于是变成了认识体系的焦点所在，甚至是一般的理论性认识论（语义学与符号学）的焦点所在。语言作为理解的媒介，产生一种对自身的理解，并将这种自我理解当成一种觉得的知识。语言的（未知的或被误解的）主体只有通过对语言本身的理解，从而变成知识的主体，只有在此意义上它才能实现一种自我确证。于是，对能指链的方法论研究被放到了知识论研究的前沿地带。这种研究假定以语言符号为开端，接着将其扩展到任何能够承载着意谓或意义的对象上面：诸如想像、声音等等。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绝对知识能够为自身建构起一个精神的空间，即这些并不相互区分的符号、词语以任何一种基本方式而确立起来的联系纽带。语言学因此建立起来一个具有必然性的领域，它可以逐渐将自己的权威霸权扩展到许多其他区域。语言科学表现了知识的本质、绝对知识的原则，并决定着知识所要求的秩序。它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增加一系列的扩展——例如知识论，它实际上是要处理已经获得的认识与这种认识的语言；再如符号学，它关心的是非词语的符号体系；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事物——音乐，绘画，建筑皆是语言，空间本身也被归结成为符号和一系列符号，成为如此被确定下来的知识的一部分。一点一点地，扩及到空间中的所有对象物上。
[1]以上第八、九、十等几节列氏重点讨论了空间的历史问题，这一节开始进入对空间与语言等关系的研究。——中译者注。
符号理论与集合理论相关，因此也与逻辑即“纯粹的”关系，诸如相互沟通的联系、转换的联系以及分类（还有它们的逻辑对立项）的联系等等相关。任何一种精神的与社会的联系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形式化的关系类型：A是B就像B是C。纯粹的形式主义成了把知识、话语、哲学与科学，还有可感知性的与可理解性的、时间的与空间的、“理论性实践的”与社会性实践的等等加以总体化的（尽管是空洞的）集线器（hub）。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再回顾一下这种受人欣赏的趋势在最近法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英语国家这种趋势被普遍认为是代替了逻辑经验主义）。但取得这种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当然是这样一种趋向有助于让知识、从而是大学，隐藏在一个核心位置之中，它们以为可以在总体上主导社会空间。另一原因是在最近的分析中，这种事物观试图去挽救某种笛卡尔的、西方的与欧洲中心的逻格斯，但它承诺要动摇与攻击，从各个方面地，从里到外地。这个观念就是，相信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了，语言学以及它的辅助性学科，都可以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而建立起来，它能够纠正以往的可能发生的缺点，不管它是其他的科学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还是社会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试图给知识提供一个坚固核心的语言学，其结果却仅仅只建立起来了一个空洞的、教条式地确定下来的真空，包围着它的不是沉默，确实大量的元语言的垃圾，空洞无物的言词及一些幼稚-闲聊的话语。警告——科学的警告——禁止任何在已知与未知地带之间牵线搭桥的冒失的尝试。体验的禁果在一种还原论的冲击下逃跑或消失了；于是，一片沉寂的旷野环绕在知识森林的周围。2、“我不能把言辞估计得这样高”！[2]（Ich kann das Wort so hoch unmooglich schatzen）歌德（J.W.von Goethe）曾在《浮士德》第一部中如是说。我们确实不可能赋予语言、言说与词语这样高的价值。词语从不可能、也从不愿意挽救这个世界。前面提到的第二种语言观，详细地考察了符号所掩盖的可怕的现实。无论是文字、词语、图像还是声音、符号，它们都是以一种特殊的表意方式而表现出来的刻板僵硬、冷淡无情与抽象。进而言之，它们是死亡的预兆或传达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阐明了词与死之间的交感关系，人类意识与垂死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分裂，屠杀、自杀。在这种视角中，一切符号都是坏的符号、威胁与武器。这说明了它们的隐秘的本性，解释了它们为什么容易被隐藏在洞穴深处或属于巫师所掌握（乔治·巴塔耶正是在这一点上求助于拉斯考克斯[Lascaux][3]）。符号与不可见的肖像威胁到这个可见的世界。它们四处寻找武器，最终从中发现可以运用权力意志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书写也可以服务于权威。它们是什么？它们是对物的怀疑。当它们假定物的属性时，当它们被当作是物的时候，它们就有力量诱发起我们的心灰意冷的情感，诱发我们得神经衰弱症。由于复制品能够分解它们所复制的“存在物”，它们便有可能分裂与毁灭这些存在物，从而又可以采用千差万别的形式将其重构出来。于是，符号的权力既被扩展成为控制自然的知识权力，也被放大为符号本身对人类的霸权；这种化为行动中的符号能力体现出了黑格尔所说的“可怕的否定性权力（力量）”。与所谓的所指物相比较，无论它们是某物或某“存在者”，无论它们是实际上的还是可能的，任何一个符号都有其重复性一面，即它增加了一种相关的表象。在所指物与符号之间有一种使人迷惑的差异，某种骗人的间距：从一方向另一方的过渡看上去够简单明了的，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词语所包含的物就是这些词语所指向的事物。而实际上，它们确实包含着它们并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一个可怕的高度。作为一个空洞的但也是有效的踪迹，符号具有着破坏性的力量，因为它具有着抽象的能力——因而也有构造某个有别于最初的自然世界之全新世界的权力。哪里隐藏着逻格斯的奥秘，哪里便有一切权力与权威的基础；从而也就有了欧洲的知识与技术、工业与帝国主义的增长的基础。空间也被赋予了这样一种垂死或必死性的：作为以符号为交流中介的所在地，作为分割与禁止背景的现场，空间性便具有了内在于生命的某种死亡本能特性。但只有当它进入到与自身冲突并试图自我毁灭之时，它才发生剧增现象。这样一种对符号持悲观主义的观点也有其悠久的谱系。从黑格尔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否定性的概念，随后便有某种实证性（或肯定性）知识相辅佐[4]。在尼采式的语义学家—诗人以及哲学家（或元哲学家[metaphilosopher]）[5]那里，则表现出一种更加剧烈的与强烈的样子。对于尼采而言，语言的前指替代性（anaphorical）特征甚至超过了其隐喻（metaphorical）特征。它总是要超出现时性或在场性而走向其他地方，首先是走向一种超越视觉化的、即最终摧毁它的状态。先于知识并超出知识的，是身体与身体的行动：承受、欲望与愉快。对于尼采来说，诗人、诗歌是符号的持续不断地变形过程。在克服劳作与游戏的矛盾的斗争过程中，诗人从死神的口中抢夺词语。在能指的链条中，他用生取代死，并在此基础上“解码”。这场斗争像设置的陷阱一样可怕，并向它所赖以进行斗争的地域转移。对于诗人来说，他的乐趣就在于，如果没有救助就不会有战斗：音乐家、舞蹈家、演员——所有这些人走的是一条道路；而且即使在这条道路上有太多的极端苦恼，但却无法与嘉奖这种快乐相比。
[2]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第1226行。——原注（中译本参看歌德《浮士德》（上），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中译者注）
[3]这里指的是拉斯考克斯（Lascaux）洞穴壁画，它位于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一处被称为拉斯考克斯的岩洞内，是旧石器时代岩画代表之一，距今1.5万到1.7万年前。——中译者注。[4]参看列斐伏尔《语言与社会》一书第84页以下内容（Le language et la societe，Paris:Gallimard，1966）。——原注[5]参看Friedrich Nietsche，Das Philosophenbuch/Le Livre du philosophe（Paris：Aubier-Flammarion，1969），pp.170ff.——原注（中译文参看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及以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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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很容易——并且是太轻而易举了——把强调生命力的诗歌（歌德《浮士德》或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和死亡的诗歌（里尔克[6]，马拉美[7]）区分开来。在语言哲学或语言理论中的这两种倾向很难相互独立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以其“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法国作家中的大多数试图探索其中的一种妥协的形式，虽然乔治·巴塔耶和安托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5]是个例外。这样一种广为盛行的折衷主义在精神分析学中发挥了作用。从作为知识的话语到“话语的科学”这种转变使怀疑毫无痛苦地完成了。话语的科学接着很容易地包容了可说的、不可说的与被禁止的，即被虚构为体验的本质与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话语的科学在相当程度上将社会性话语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其统帅之下。死亡的本能、禁忌（尤其是反对乱伦）、阉割与阳具的对象化、作为声音投射物的书写——这些恰恰是这条扩张主义之路上的许多个过路站。我们被告知，符号学是关注生与死的本能的，与之相反，象征性的与语义学的领域则是可以适当地表说的符号的地界[9]。至于说到空间，它据说是与语言形影不离的，它的形成无法脱离开语言。话语中的某个无特色的交叉点，充满着符号与意义，一个同质化的容器，不管它包含什么内容，空间于是就被构想成为只是功能体、链条与连接器而已——就这点而论它与话语具有着密切地类似性。符号是必要的，但它们只是自我充实的，因为词语性的符号体系（从书写语言衍生而来）已经表现为这个链条中的本质性的纽带，包括空间性的纽带在内。很遗憾的是，这种预订的妥协，通过把空间置于语言哲学的大转盘之上而牺牲了空间，是很不切实际之举。事实是，表意的过程（表意的实践）发生在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它既不能被简约为日常话语，也不能还原为某种文本的文学语言。如果实际上符号作为一种必死物的工具通过诗学而实现超越，就像尼采所主张与努力地实践的那样，它们必然要克服这种空间中的永恒的自我超验性。这就不需要再去协调以上两种通过折衷主义方式而形成的有关符号理论，这两者既是与“纯粹”知识也与非纯粹的诗学有着相互关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不是进行模糊地深思推断，而是阐发出一种矛盾以便解决它，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就是显现出空间解决矛盾的过程。空间中的生命能量的展示于是永远地超越出了生命与死亡本能的界限，而使双方和谐起来。痛苦与愉快就其本质而言是难解难分的，但由于并在社会空间中却变得清楚可辨。产品，以及更为不容质疑的作品，注定是要被用来欣赏的（劳动，一度曾经是痛苦的努力与创造的愉乐的混合物，已经被克服了）。虽然空间的存在给人以难以逾越的距离感——在这一点上坟墓是一个例证——但也有些空间是用来相遇和给人以喜悦的。如果说诗人们是在和词语的冷漠无情相抗争的，并拒绝落入符号所设置的陷阱，建筑学家们所作的甚至倒更加实用，他们也打了一场类似的战役，因为他们把原料当作符码来用（砖头、木头、钢铁、水泥），把器物当作那些能够把符码联为一体的“操作”来用，把他们链接起来并赋予其意义（拱门、拱顶、墩、圆柱；开与关；建构技术；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与分离）。因此建筑的天才能够被现实化为用来满足感觉享受的空间（爱尔汉布拉宫[10]），用于沉思和修炼智慧的空间（修道院），服务于权力的空间（城堡和庄园），或者强化知觉之用的空间（如日本的园林）。这样一些天才地创新出来的空间充满着意味，这些空间首先和当务之急是要摆脱死亡：经久不衰，光芒四射，然而也栖息于某种特殊的地方时间性之中。建筑生产出有生命的身体，每一个身体都有其独特别致的品质。这样一种对身体的模拟原则，它的在场，既非有形可见也非清楚易懂，它也不是任何话语的对象，因为它在那些使用着正在讨论着的空间的人们手中自我复制着，也存在于他们的生动体验之中。至于那些旅行者的体验，也就是消极的旁观者们的体验只能抓住一片淡淡影子。
一旦回到了与某种（空间性的与表意的）社会实践的关节点上，空间的概念便充满着意义。空间于是就重返了物质生产：即物品的生产、物的生产、交换对象的生产——衣服、家具、房屋或房间——这是必须执行的生产。它也作为被积累的知识的结晶，而重新加入到了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思考的生产过程；在此层次上，劳动渗透着物质创造性的实验科学。最后，它还回到了这样一种最为自由的创造过程——这就是表意的过程，其中包括“自由王国的种子”，它原则上注定要将其可能性在这个王国中展现出来，一旦被盲目的与直接的需要所支配的劳动过程走向了终点，换言之，只要创造出真正的作品来，意义与愉快的过程便开始了[11]。（应当注意到，这样一种创新性转换过程本身是非常多样化的：例如，沉思应该包括感官愉悦，尽管它也包括性满足，但又不局限于此）。
[6]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德国现代诗人。——中译者注。
[7]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中译者注。[8]安托尼·阿尔托（1896-1948），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家，戏剧家。——中译者注。[9]参看Julia Kristeva（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论文‘Language. sens. poesis’（1973），该文非常强调符号学的领域（包括本能）和象征的领域（包括作为传播系统的语言）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克里斯蒂娃甚至比拉康在他的《文集》（Ecrits）（Paris：Seuil，1966）中所指出方向更向前进了一步。在这种气氛中，把以上二位的接力棒继续传下去的最为内行的作者是罗兰·巴特，这可以他的全部著述为证。Hermann Hess在他的Das Glasperlenspiel（1943），tr. by Mervyn Savill as Magister Ludi（London：Aldus，1949 and New York：Henry Holt，1949）and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as The Glass Bead Game（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69）一书（参看该书p.24，note 30）中把问题强有力地摆出来了，但他并没有提供答案。——原注[10]爱尔汗布拉宫（The Alhambra of Granada），中古时代西班牙城市格拉纳达附近摩尔族诸王之宫殿。——中译者注。[11]列氏这段文字明显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一段非常著名文字的巧妙改写：“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927页）——中译者注。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尼采的一篇关于语言问题的文本，这篇富有创意的文字写于1873年。尼采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语义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一个语言的热爱者，因为他是作为一个诗人来接近它们的，并提出了两个概念，两个曾经是古典中的、但已经被庸俗化的概念：隐喻（metaphor）与转喻（metonymy）。对于现代语言学派来说，它们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启迪，这两种说话的修辞手法已经超出了原初语言的范围；换言之，它们已经超出了话语的第一个层次。这与希腊语的前缀词meta-（元-，也译“事后的”——中译者注）的意义相一致的：隐喻与转喻是元语言的一部分——它们属于第二层次的语言。在尼采的思想中（从今天角度来看，它必定非常不同于它刚刚出现时的那个世纪之交）[1]，“元-”被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理解。隐喻与转喻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最朴实简单层次的语言：对于尼采-考夫曼来说，语言总是已经是隐喻的与转喻的，尽管如此，考夫曼还是似乎认为这些手法只适用于概念[2]。词语本身超越了直接性，超越了可感知性——这就是说超越了感觉印象与感性刺激的混沌状态。当这种混沌状态被一种想象、一种听得见的表象、一种词汇和一个概念所取代时，它便经受了一次变形。口头语言的词汇直接就是对事物的隐喻[3]。概念是在对本来并不同一的事物进行同一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即它是一种转译或转喻。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精确工具和积聚真理的结构。事实上，在尼采看来，它是“一群活动着的隐喻、转喻和万物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4]用更现代的措辞来说，行动的语言总体上要比语言或话语更为重要；言说要比语言体系更具有创造性——更不用说比书写语言或阅读语言更具有创造性了。行动的语言与口头文字是有创造力的。它们让那些像磨光了压花的古币一般的符号与概念重新焕发出生命力。但到底什么是“修辞的手法”（figures of speech）呢？它就是隐喻、换喻和变形的发明、唤起、转译或流露吗？现实可以立足于想象力吗？世界是由一位曾经的诗人或舞者的上帝所创造的吗？答案——至少就社会范围而论——肯定是否定的。事实上，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秩序、从而是阶层和阶级的世界、法律与特权的世界、等级与强制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当下的世界相对峙，它给人以这样一个首要的印象“它更稳定、普适、广为人知和人性化，因而就造成了一个发号施令和必须服从的世界[5]”。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概念、形式和法律的空间与建筑结构，它把抽象真理强加给感觉的、身体的、还有希望的和欲望的现实之上。尼采在他的哲学（或元哲学的）以及诗学的著作中的几个地方强调，在隐喻与转喻构造抽象思想过程中，可视觉性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观念、视野、启蒙与暗淡、面纱、透视、心灵之眼、精神之监督、“智慧的阳光”，等等。这就是尼采的伟大发现之一（使用另外一种可视性隐喻）。他指出了视觉如何在经过历史过程之后不断地从先前的思想要素中与活动中获得其他意义（例如，聆听的官能与听的行为或者手与“抓”、“掌握”等的意志行为）。迄今为止，这种趋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之地步，嗅觉、味觉，还有触觉等几乎已经完全被视觉所吞并或吸收。这种情形同样在性经验以及欲望中出现（因为它们以渴望[Sehnsucht]这种被扭曲了的形式而存活下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语言的前指替代方面（anaphorical aspect）的出现，它既包含着隐喻也包含换喻。
[2]参看S.Kofmann，La metaphore nietzscheenne（Paris：Poyot，1972）.——原注[3]Nietzsche，Philosophenbuch，p.179.——原注（中译文参看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中译者注。）[4]弗里德里希·尼采：《真理与谎言之非道德论》（1873），载瓦尔特·考夫曼编译：The Potable Nietzsche（New York：Viking，1954），pp.46-7.——原注（中译文参看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中译者注）[5]Nietzsche，Philosophenbuch，p.185.——原注（中译文参看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中译者注。）第一、隐喻与转喻本不是修辞手法（figures of speech），至少在起初时并非如此。它们是变成为修辞手法的。实质上它们是行为。诸如此类的行为完成了什么？确切地说，它们是解码的行为，是从深层中产生出来的，它们所解译出来的并不是已有的东西（what is there），而是可说的东西（what is sayable），是敏感性的形象（what is susceptible of figuration）——简而言之是语言。言说的活动、行动中的语言、话语的活动，这些活动说得更恰当一些，这些可以被称作是“隐喻化的”与转喻化的行动都是有其来源的。这些过程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身体的被变型。难道说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利用这样一些“修辞”而使空间领域已经达到了“中立化”的地步吗？不，或者说不仅仅如此。因为它们也倾向于将空间抽象蒸发，使其消散瓦解，从而使其处于一片明亮与透明的境界之中（视觉的与几何学意义上的）。第二、这些程式还包括位移，从而还有转移与转换。在身体之外，在印象与情感之外，在生命与感觉的领域之外，在快乐与痛苦的彼岸，存在着一些具有独特性与链接式的统一体的领域，还有符号与词语的领域，简而言之——即抽象物的领域。隐喻化与转喻化是符号的决定性特征。它是一种“超越”，但也是一个近邻者，它创造出巨大的遥远的幻觉。虽然“修辞”手法表达得很充分，但它们被忽视了，被搁在一边，甚至在周围加上更多的括号。第三、主张有一种隐喻的和转喻的逻辑，这也许是一种合法的说法，因为这些“修辞手法”带来了连贯的与链接式的话语形式，这一点与逻辑形式相类似，但首先是因为它们在自发性的生活之上建立起来了一种精神的与社会的建筑。在话语中，如同在社会与空间的知觉中，存在着一个既在构成要素之间、也在部分与整体之间连续不断地和来回重复的运动。第四、这场巨大的运动具有着无数的联接：一方面是与理性，与逻格斯，与理性化相关的，是以类比和演绎为手法的推理；另一方面与社会结构相关，是社会结构反过来与政治结构联系在一起——即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视觉的、可见性的与可读性的（即被书写的与书写的）霸权。所有这些要素——这些形式、功能与结构——都有其复杂的空间性相互关联，它们能够得到分析与解释。因此，即便说有种种拜物教（诸如视觉的、知性的与抽象空间的拜物教），并且如果说有种种迷恋症（诸如对已经消失的、却被/或者被重新发现的自然空间的迷恋，对绝对的政治性的或宗教性的空间的迷恋，或者对那些已经转交给色情欲望或死神的空间的迷恋），那么理论也完全有能力追踪到它们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它们的生产的起源。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空间的生产》第二章“社会空间”第11节
未完待续｜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选译
我们该把哪一时刻称作是空间及其生产的意识觉醒与出现的契机呢：何时与何地，为何与如何，这样一种被忽视的知识与被误解了的现实才开始得到人们的承认呢？这种发生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我们可以从包豪斯的划时代性历史中作用中发现这一点。对于包豪斯运动来说，这不仅仅是在真实的语境中确定一个空间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的空间概念……他们只是预言到了这种历史，却没有着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揭示了抽象与视觉的正在增长着的优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橥了“视觉逻辑”的起源与意义——亦即揭开了包含在这个“逻辑”之中的“策略”。
《空间的生产》一书的英译本的出版则是一个拐点，旋即在西方英语世界引起了社会理论的后现代地理学转向或空间化转向，即“列斐伏尔转向”。该书的思想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日常生活批判、城市危机问题、国家主义生产方式与空间理论四位一体的广义社会批判理论。伴随着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逐渐走出了片面的后现代地理学转向以及狭隘的文本研究，西方学界近年来对此书的方法论的运用性个案性研究著作呈现出明显强劲势头。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精编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