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结论，难题多多｜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第八章｜讲读散记

编者按｜

本次的推送采取了讲读散记的方式，讲读的是塔夫里1973年初版的重要著作《计划与乌托邦》第八章“结语”。国际学界普遍认为现有的《计划与乌托邦》英译本并非一个准确的译本，甚至调侃这个译本“就像把一辆意大利的法拉利汽车改装成了福特汽车”，或许知道这句调侃话的人比知道塔夫里在讲什么的人还要多。所以一直以来这本书在国内总是处于没有译本的尴尬位置，也因此还有国内的建筑评论人认为如果不读意大利文就会读不懂塔夫里，甚至不应该去读英译本。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从英译本去翻译，但不能因为目前的译本不行，反倒成为了我们不读塔夫里的理由。尤其是在国内正经历着塔夫里描绘过的社会矛盾向更高层级转化的时期，恰恰相反的是，现在阅读塔夫里并不只是理论上的需要，更有了现实的紧迫感。由于在2017年的“空间生命政治”导读论坛上的时间和篇幅有限，所以导读者特地选取了本书，紧贴着文本本身的顺序，以边读、边译、边讲的方式，提供了介于精读与导读之间的讲读散记。不妨从“不是结论”的结论第八章开始并延续到当下。院外之后还将推送关于杰姆逊在他转向建筑城市讨论的重要文章之一“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相关讨论，而这篇论文正是以塔夫里早期的两本专著作为分析对象的。

认清楚当前的局势，建筑学所处的社会政治地形……建筑师应当怎么办？必须清除已有的“设计”神话。

文｜王家浩    责编｜星丛

结语：不是结论，难题多多｜讲读散记｜2017

本文6500字以内

这次讲读的是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的最后一章，全书的第八章。为什么我们说这一章只能算是结语而不是结论呢？如果按照常理，这一章原本应该是作者对全书作总结，得出结论的位置。但是我们看一下本章的标题，直译过来是问题代结论，或者说是以结论的形式提出诸问题。换言之，这章节只能算是本书的结语，而不是结论，恰恰相反的是，成问题的、难题多多。本章的字数倒不算多，我们可以当作两部分来读。简言之可以用两“清”来小结：上半部分，“清楚”：要认清楚当前的局势，建筑学所处的社会政治地形是什么？下半部分，“清除”：在这种局势下，建筑师应当怎么办？作者的回答是，首先得清除现有的“设计”神话。

一上来塔夫里就指出，如果想要把本书前面的那些章节，从启蒙以来到当下的历史回顾中提到过的那些批评点，当作是马上能拿来用的，并由此整合成某种新款的设计，能够指引人们从当前局势最为紧迫的遭遇战中逃脱出去，毫无疑问是不容易的。反之，如果这本书真地能拿来这么用，那么这本书也就成了塔夫里自己一向反对的实操性批评了。再进一步说，如果读过这本书的人，真地很容易就能从中为设计找到灵感，那么只能说明，他要么只是拿了些知识点，要么就是心态上过于功利，把这本书完全读拧巴了。

塔夫里接着给出一个判定，依照他所分析的现况基准，确凿无疑地能给人们、给建筑界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因为建设生产已经成为了综合性规划的一项要素，所以建筑意识形态的有用性也在持续的削弱；好消息是此消彼长而来的，随着一直以来城市集聚中的不断提速，经济与社会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些矛盾看上去好像已经拖垮了资本主义的重组能力，让它停滞不前了。

但是，这个好消息其实和建筑的关系并不大。而且对建筑而言，这真算得上是所谓的好消息吗？换成有些建筑理论家可能是，但是在塔夫里这里，显然不是！因为并不是资本主义玩不动了，而是资本主义不会再按以前的那套跟你们玩下去了。面对城市秩序的理性化，当前诸多的政治-经济的力量对那些由现代运动中的建筑意识形态指明的任务，以及相关的路径与方法，已经不再感兴趣了。换言之，那些意识形态在现实面前显然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它们成了过气的偶像。这就好像艾柯的小说《玫瑰之名》中教士们还在竭力维护的那一声“僵死的笑声”，可以当作老古董，廉价清仓处理给收藏家去了。

这是此前留下来的，那么现在还继续发生的呢？情况也差不多，资本接手了对土地的管控之后，那些还在进行中的所谓“激进”的对抗，甚至包括那些为工人阶级利益的抗争，在塔夫里看来事实上都成了一种降格了的抗争。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判断呢？是因为这些抗争正在将次要矛盾错误地当作了主要矛盾，却回避了更高层级的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战场上的斗争。他们还纠缠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遗留下来的一些意识形态，那是资本主义玩剩下的，自己都觉得有问题，不再玩了的。

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反过来指责塔夫里，你批得也太轻巧了吧，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现实中的抗争有多难。当然，塔夫里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为城市法规、为重组建造活动、为城市更新等等做的这些抗争，在现实中的确相当有难度。但是，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困难的存在，才更有必要给深陷其中的抗争者提个醒，指出其中的某种幻觉：以为与某种糟糕的规划／计划案做抗争，就已经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目标了。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拿一个更好的规划去代替一个差的规划／计划，即使进一万步讲，使用一些政治操作的伎俩，得到了一个好的规划／计划，甚至也部分地满足了工人阶级持续的斗争目标，那又能怎样？好规划坏规划，并不是富爸爸穷爸爸的选择，而是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在塔夫里看来，这只不过意味着对规划／计划这一体系本身的屈从。应当放弃靠理性主导的合理化过程去开创“新世界”的梦想，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已经无法对现有的规划／计划这一体系说“不”了。

所以，真正必备的第一步是要认清楚（历史），哪些与规划／计划成龙配套得来的陈旧工具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在这整个清算的过程中，必须先把知识分子做一点总好过什么都不做的使命感扔到一边去，时刻对从资本主义自我理性化过程中带来的意识形态论述保持警惕。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无论是城市的、地方的、还是工人阶级的抗争运动，在现有的局势下都必须放到一个更为庞杂的运作程序中去考量。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升级扩容了。尽管在具体的建设活动领域中，这一总体的经济循环中的诸多矛盾还是会化作各种各样的表面现象，但即便如此，有必要超越现有的党派意识形态批判，看清楚基于现实中的潜在趋势：那些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策略中的真正用意，还有那些看上去各自独立的经济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哪里。

之后塔夫里引出了他自我确认的任务：所谓的建筑文化应当推进到这样一种操作场域，让工人阶级、党与工会组织直接去挑战动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更高层级，只有在那里还会出现新的“事业”，等着人们去开创：将其中特定的时刻汇聚到更为一般性的设计中去。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那么首先就得搞清楚新的现象以及参与进来的新势力，真正隐藏的大BOSS、暗关卡。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谈，老调重提，而是要深入规划／计划的技术阵地。但是在展开技术批判之前，必须先经由意识形态批判，否则的话，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些技术操作和运用上的差别而已。

那么是怎样的意识形态批判呢？塔夫里在此前曾经指出，把学科与更大的运作程式关联起来的过程中隐含着危机，他称之为力求“均衡”的意识形态。以历史为例，想要去实现这种关联的是苏联的五年计划，而被压抑的回返，治愈系，是后凯恩斯经济理论，试图重新处置这种危机。比如为了制造某种均衡，将危机与发展联系起来，还有技术的革命，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激进变化等等，事实上，当前这些方方面面的努力，都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去实现所谓的“均衡”。简言之，想靠规划／计划，让城市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地形平稳过渡，最终能够达到均衡的目标，那只不过是一种时代错乱的想法。

在塔夫里看来，应当重新审理三十年代以来的那种分析预测机制，那种由一个中心去控制地方生产的模式。不仅仅是因为这类模型自身还不够完备，或者意识形态原则及现实中的政治阵营等等还存在问题，真正的毛病应当归结到这种计划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假设上。二十年代苏联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这种计划理论的先驱，他假设了大批量生产是一场持续的革命，完全不用考虑这种持续的增长会不会停下来，因此基于这样一个确定的发展目标，要对不均衡的现况进行有组织的调控。想要消除不均衡，必须采用统计模型去实现。在各个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中，那些在技术投入到产生特定成果之间构成的封闭循环部门，大多如此。但是当前的任务发生了转变，如何从原本的这种统计模型转变为动态模型，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需求，必然会更新升级它的运行程序的技术，用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的形式，取代之前的那种有组织的规划／计划方式，更为彻底地超越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简单的交换方式。塔夫里进一步地指出，这不只是某种理念过没过时的问题，而是这种纯粹地依赖于计划中心去调控部门之间的交换，放在实践层面也已被验证为一种失败的方式。

塔夫里在此引用另一位设计理论家（HorstRittel）的论述，指出应当如何接受由自主运行的控制论体系影响的“决策理论”，去解决通常所说的供需关系中的矛盾。需求取决于制造的可能性，而必须制造出来的则取决于需求，因此只满足于现实的使用与功能等等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指标。价格实现是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界限内受到摆弄的，所以在决策范围内，存在着很多不那么直接的隐含关联。还想着能够以所谓的计划去建立一种可以长时段应用的决策模型，靠这个模型去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发展，这种构想实在是荒诞可笑的。

所以新的决策理论必须担保做决策的这一系统本身的灵活性，问题的重点并不是提供某种确定地价格标准，而是如何去应对更高层级的运作，持续性地担保改写标准的可能性，并最终幸存下来。对于Rittle而言，这种“计划”的特定构造应当生成自身的评估体系，那么原先的那种计划调控和价格波动之间的对立就得以消除。某种意义上，塔夫里是将城市空间的规划引申到它背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计划，再从新的变动中返回规划与设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学科中的价值祛魅，对应价格，形成一种更为宽广的看待规划与价值关系的视域。

在塔夫里看来，这一新的现象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当时只是刚刚触及到了规划的结构以及设计中的组织程序，所以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命题。不管怎样，在他写作的年代里，是必须去面对的难题。在这个节点上，塔夫里像是点开了一场建筑与历史游戏中的新版图，处于不同层级的大地形，那么透过这个“游戏”计划的视角来看，建筑还能怎样去实现自己的历史性作用？在这个由纯粹的经济要素提供的场景中，建筑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它的内在动力能够将自己推进到哪一步？以及在自身特定的领域里给出的某种决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算作是对这一更为庞杂的体系做出的反馈？这就是章节标题中塔夫里提出的一系列难题了。在当前的局势下，他自己都很难马上得出一层层推进的的答案。简言之，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错误答案。但这就是塔夫里的方式，只能为建筑师们提供一些否定性的回应。

搞“清楚”这些之后，就要开始“清除”了。首先是，建筑师们曾经活跃的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其次，更复杂更大当量的技术可能性已经取代了建造，开始对城市与地域进行理性化的处置，当然相伴而生的问题是，这些技术带来的日常耗费令人侧目。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特殊的设计方法，在它们在现实中有可能被验证之前就已经过时了。所有的这些，势必在建筑师那里造成了某种令人焦虑的气氛。更为糟糕的是，在这场更为庞杂的运行程序之中，建筑师职业状况恶化，建筑所能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已经从原先一度的主角沦为配角，甚至是跑龙套的。这一职业的新局势其实已经内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中。建筑师们对此有所畏惧，用某种神经过敏的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扭曲去回避它，这些举动在塔夫里看来，只不过是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落伍的迹象。

那么，这种落伍体现在哪些层面上呢？首先是认识层面，建筑师参与了前一个阶段的意识形态化，进入到受规划／计划律法保护的核心层，但是现在已经无力再历史地回望自己，究竟是如何走到这番田地来的。所以建筑师在行动层面的抗争，其实只是由他们自己帮忙建立起来的体系带来的极端后果而已。更糟糕的是出现在心理层面上，好像这一切已经是他们遭受到的全部的不公正待遇了，想要按部就班地重复现代建筑以来分派给他们的政治任务，随后用悲凉的伦理之心让自己得到些短暂的慰籍。

然而还必须认清楚另一种所谓历史前行的“真相”：那就是现代建筑的这个圈子正在和视觉传播的圈子融合在一起，而视觉传播是由布尔乔亚“艺术性”的文化带来的。这好像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巨大的，也需要建筑师们去解决的危机。但是在塔夫里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敲上了新时代的钢印而已，它是世界市场与生产发展的资本主义重组的后果，充其量仍是一种对真正行动的阻碍，对根本问题的拖延。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地将这看作是对明星建筑师制度提前到来的批判。

所以，如果按这种方式去理解，那么此书之前章节论证过的历史中所谓的秩序与失序，在塔夫里看来不再是相互对立的。是构成主义，还是政治行动以及社会运动中所谓抗议的艺术；是建设生产的理性化，还是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观性，甚或波普艺术的反讽；是资本主义的规划／计划，还是城市的混乱；是规划的意识形态，还是对象的诗意；等等诸如此类的，从他们回溯性的历史意义来看，并不是矛与盾。

按照这个标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不只是建筑设计的外部条件，恰恰相反，设计的意识形态本质正在于，从人类生存所有的结构，到上层结构／上层建筑，完成现代资本主义的集成，毫不夸张地说，也就是从大脑、心脏一直渗透到每一个毛细血管。所以想用不同类型设计的工具，哪怕用更激进的“反设计”去反对设计，不是幻觉还能是什么？ 

当然，建筑还是要去面对很多不同的特定任务，但是塔夫里他们要做的是集中火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重点考查那些自认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发的文化，是不是某种负疚式的否认，或者掩盖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不可能找得到一种阶级专属的审美、艺术、建筑，就像不存在某种阶级专属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只有对美学、艺术、建筑乃至城市的阶级批判。这就是塔夫里的一部超现代周期的建筑必须展开自我批判的历史，与另一部将现代建筑看作是批判的历史之间的分界。

要把对建筑与城市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进行到底，只能是对之前被看作是接续的历史“去神秘化”。所谓客观性和普适性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被艺术、建筑与城市的一些专属术语勾连起来的现实。除了揭露过往，同样还要认清当下，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层级上有可能遭遇到的阶级运动。塔夫里很有针对性的提出，首先要从智识的幻觉中清除掉，单靠图像的方式就能参与到建筑的可能性条件中去。“为了一个解放的社会”，喊喊口号的那些人应该好好自问一下，除了如此直白的乌托邦主义之外，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超出主体意志的建筑语言，方法和结构上的革命？或者搞了半天，只是简单的句法升级、语言创新？

现代建筑是在一套自治的政治战略中做出自己，并制定出自己的使命。根子上，这种自治秉持着理性化的理念，而工人阶级的影响是被放在次要层级的。这一现象的历史必然性是很清楚的。但是一旦挑明了这一点，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也就不能再假装看不到这一终极现实。它会给那些将自己与学科意识形态绑定在一起的建筑师带去百无一用的痛楚。如果是真的被装到了一个没有出路的套子里去，那么再怎么抗争也是逃不出去的。在塔夫里看来，与其说现代建筑的危机是因为人们已经倦怠了，或者消耗殆尽了，不如说是由建筑学的意识形态过于功用化带来的。现代艺术的衰落就是布尔乔亚模棱两可的明证。两面互相拉扯，一面主观上有积极的目标，一面又要把作品拿到市场上去接受冷酷的自我验证。要么在纷乱的图像迷宫中不安徘徊，直到无言，要么顽固依赖几何法则沉溺于自身的完美之中，再怎么做也不可能得到救赎。这里我们看到了伴随塔夫里终身的母题，直到他最后一本文集。

正因为如此，在这种结构限定中想要寻求另一条道路，找到建筑设计的特质，明摆着就是自相矛盾的。即使貌似指出了所谓的纯粹建筑，也是没用的。如果还想让建筑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维度，那么除了对建筑自身已然实现的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并超越于此，别无他法。建筑师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形中，承担起技术人员新角色的主体，建造活动的组织者，规划者等等。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到，在技术智识的工作与阶级斗争的物质条件之间可能发生的遭遇战，或者无法避免的矛盾。

这里我们可以分析出塔夫里廓清了历史与理论的地平之后，为“建筑的政治”制定的行动路径，分三步走，先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再扩容对当下局势的认识层级，最终才有可能找到积极投身于斗争的新战场。所以归结下来，对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来的意识形态的系统批判，只是引发建筑的政治行动的回合之一，所以当前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清除掉那些虚弱无力的不起作用的神话，常常被时代错乱地拿来当作一种允诺，所谓“无论如何，设计中还是存有希望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如果在这个特定的学科也要挑出一个幽灵的话，那么我选塔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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