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启蒙概念｜三｜上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院外将陆续推送此书的重译稿与相关的导读系列。本次推送的是“启蒙概念”章第三节的上半部分，通过回溯史诗《奥德赛》，作者在这一部分讨论了神话、统治和劳动的纠结关系。前文已经指出，神话同样也是一次启蒙，是基于人的需要产生的。奥德修斯利用其“狡诈”逃避了女妖的诱惑，保证了整船人的安全，进而从内部化解了神话中的永恒宿命，或可说是启蒙的再启蒙，也可看作现代启蒙的先声。反过来，用来避免全船人毁灭的劳动分工手段，却也带来了理性对人更近一步的统治，即奥德修斯自绝于劳动化身为指挥他人的自我而不断退化，船员躬身劳作却无法享受劳动而身心受困。这一由统治到被统治的辩证关系，也回应了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启蒙战胜神话却再沦为新神话的论断。
文｜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 译｜夏凡 责编｜星丛
启蒙辩证法｜启蒙概念｜三｜上｜1944,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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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感到的神秘恐惧是对神话的恐惧。启蒙不仅在隐晦的概念和语词里察觉到神话（如语义学的语言批评所论证的那样），也在所有与自我保存的目的性语境无关的人类词语中发现了它。斯宾诺莎的命题“保存自我的努力乃是德性的第一且唯一的基础”，蕴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格言。在这个格言里，资产阶级的宗教和哲学的种种差异得到了调和。在从方法论上废除了自我的一切自然残余（视之为神话的残余）之后，自我就不再被认为是身体、血液、灵魂甚至自然的“我”，而被抬高为先验的或逻辑的主体、理性的校准点、行动的立法机构。任何把自己直接（而不考虑自我保存的理性关系）托付给生命的人，都被启蒙（和新教一样）判定为退化回了原始时代。他们认为那种驱力是和迷信一样的神话：服侍那并不规定自我的神，就像酗酒一样是精神错乱。无论是崇拜还是沉溺于直接的自然存在，进步已经为两者准备好了同样的下场：它诅咒说，思想和欲望都是对自我的遗忘。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每个人的社会劳动是以自我原则为中介的；对某些人来说，劳动要带回更多的资本，对其他人而言，劳动要带回继续劳动的力量。自我保存的历程越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分工不断发展，便越发迫使个人的自我异化，其肉体和灵魂都被技术的器具所塑造。这仍然在启蒙思维的计算之内：“认识的先验主体”这一表象，这一主体性的最后记忆，最终也会被废除，并且被自动控制系统的更顺畅的运作所取代。主体性本身蒸发为自称“任意的游戏规则”的逻辑，为的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支配它。最后，实证主义毫不保留地抨击思想本身是那最严格意义下的幻觉，它甚至摧毁了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关系的最后一个干扰机制。主体在被意识剔除之后，便被物化为技术过程，该过程没有神话思维的多义性，但首先，它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因为理性本身仅仅变成了那包含一切的经济制度的辅助工具而已。理性是用以生产所有其他工具的总工具，它完全以目的为导向，和物质生产中的精确计算好的操作活动一样危险，给人带来的结果总是超乎任何计算的预期。理性以前总是汲汲于成为目的的纯粹工具，现在它终于圆满了。逻辑法则里的排中律来自于对功能的这种执着，而其最终的源头就是自我保存的强制性。自我保存的极端情形就是生死存亡的抉择，这甚至反映在逻辑原理中，即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只能有一个为真，另一个则为伪。由该原理以及整个逻辑建立起来的形式主义，起因于一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的不透明性和复杂纠葛，在那样的社会里，形式的保持和个人的保存只是碰巧同时发生。在课堂上，由逻辑衍生而来的思想已经批准了工厂与办公室里的人的物化。于是禁忌侵蚀了诅咒禁忌的力量，正如启蒙侵蚀了精神（精神本身就是启蒙）。不过，真正的自我保存，亦即自然，也逃脱了那立誓要消灭自然的过程——无论是在个人身上，还是在危机和战争的集体命运中。如果“统一性的科学”这个理想成了唯一作为规范的理论，那么实践也必须服从世界历史那无法阻挡的熙熙攘攘。完全被文明包围的自我，被瓦解为非人性的一个元素，尽管文明从一开始就努力要摆脱非人性。以前人们总怕失去自己的名字，如今这个最古老的恐惧也成真了。对于文明而言，纯粹自然的存在，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绝对的危险。模仿的、神话的、形而上学的行为模式，相继被认为是要被扬弃的三个历史阶段，人们害怕回到这些阶段，怕自我退化为纯粹的自然——那是自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的，因而也让自我感到说不出的畏惧。数千年来，人们不惜动用最可怕的惩罚方式，也要将史前时代的鲜活记忆从人类意识里除去——不仅是对游牧时代的记忆，也包括对真正的前父系社会的记忆。启蒙了的精神用耻辱的烙印取代了火刑和车裂，它在所有的非理性事物上打下了烙印，认为它们只会带来堕落和灭亡。启蒙的享乐主义是有节制的，它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憎恶走极端。资产阶级的自然性理想不是要回归捉摸不定的自然，而是指中庸的德行。乱交和禁欲，饕餮和饥饿，虽然相互对立，却都是崩坏的力量。通过让整个生命都臣服于自我保存的要求，发号施令的少数人确保了总体的永续存在。从荷马到现代，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一直在“回到简单再生产”的斯奇拉（Szylla）与“不受限制的满足”的夏吕布狄斯（Charybdis）这两岸悬崖之间的海峡里徘徊；它从不相信其他的指路星会带来更少的罪恶。德国新异端分子和好战的执政者想要重新释放欲望。但是在千年来的劳动压力下，欲望学会了憎恨自己，尽管它被极权主义解放了，却还是妄自菲薄，甘居下流。它仍然陷溺于自我保存，那是现在已被罢黜的理性从前灌输给它的。在西方文明的各个转折点上，从奥林匹斯的宗教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的无神论，新的民族和新的社会阶层总是变本加厉地迫害神话，对不受控制的、威胁人的自然的恐惧（如此的恐惧是自然被物质化和对象化的结果）均被贬谪为泛灵论的迷信，而对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统治总是成为绝对的生命目的。自我保存最终被自动化了，因此，那些继承了理性却又害怕被剥夺继承权的生产管理者就把理性给开除了。启蒙的本质就是给你有得选择，但选择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就是统治的必然性。人总是必须二选一：究竟是他臣服于自然，还是自然臣服于自我。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扩展，计算理性的太阳照亮了神话的黑暗地平线，在其冰冷的阳光下，新的野蛮种子正在成长。在统治的强制下，人的劳动脱离了神话，而在同样的统治下，劳动却又一再落到神话的魔咒里。
奥德修斯的船在面对塞壬女妖时所采用的策略，是一个预示了启蒙辩证法的寓言。正如可替代性是统治权的标准，也就是说，谁在大多数事务上都有人替代他去做，谁的权力就最大，同样，可替代性既是进步的工具也是退化的载体。在现有条件下，被排除在劳动之外就意味着残废：不仅失业者如此，也包括社会阶级的另一端。上层社会经验到的生存——他们无需再忧虑自己的生存——不过是个底座，而他们也完全僵化为指挥别人的自我。原始民族经验到的自然事物，仅仅是难以掌握的欲望对象。“但是主人把奴隶放在事物和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把他自己与事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事物的独立性的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事物予以加工改造。”奥德修斯的劳动被人替代了。正如他不能向自我放弃的诱惑投降那样，作为财主，他也要拒绝参与劳动，最终甚至拒绝指挥劳动，而他的伙伴们尽管亲近事物，却无法享受劳动——因为他们在强制下劳动，在感觉完全被蔽塞的情况下劳动，所以他们是绝望的。奴隶的身体和灵魂皆受桎梏，主人则不断退化。没有任何统治能免除这个代价，权力总会伴随着衰颓，而历史进步中的周期律也可以从这一衰颓、权力的这一等价物中得到解释说明。人类的灵巧和知识随着分工而彼此分化，于是不得不回到人类学上更原始的阶段。因为随着技术减轻了存在的负担，统治的延续则需要更强烈地压抑本能。幻想萎缩了。灾难不在于个人退缩到社会或其物质生产的背后。当机器的发展已经翻转为统治机器的发展，并使得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技术趋势和社会趋势合拢为对人的全面控制，那些退缩到背后的人就不仅仅代表着虚假性。对进步的力量的顺应也助长了权力的进步，每一次新的萎缩（退化）都证明了进步的反命题不是失败的进步，而恰恰是成功的进步本身。“无法阻挡的进步”下的诅咒正是“无法阻挡的退化”。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未完待续｜
▽启蒙概念
▽奥德修斯｜神话与启蒙
▽朱丽叶特｜启蒙与道德
▽文化工业
▽反犹主义诸要素｜启蒙的问题
▽笔记与草稿
相关推送｜
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章、文化工业概要
入室
启蒙辩证法和文化工业批判
启蒙的辩证性在于，作为革命力量的生产力透过越发精致的统治技术，表现为一种奴役和衰退，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是在这个语境下展开的。它紧接着阿多诺与本雅明的分歧，开始于爵士乐研究，并扩展到广播、电视和电影，这些理论体现于但不局限于《论音乐的拜物性和听觉退化》、《文化工业章》和《文化工业再思考》这几个文本，这一讲即就其中的话题进行讨论。
一｜启蒙的辩证法是这么来的……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统治的进步，就是人对人的统治技术的进步。
二｜资本主义它统治技术的加深，就是给你很多的自由选择，这样就给你一种自由的表象／幻象／假象。
三｜文化工业就是一种自我安慰，一种麻木，就是“药不能停”。我还能怎么办呢？
四｜你要看了这个频道，你才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你如果没有看这些，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是当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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