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启蒙概念｜三｜下

原创星丛共通体｜院外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院外将陆续推送此书的重译稿与相关的导读系列。本次推送的是“启蒙概念”章第三节的下半部分，思想脱离经验化身意识形态，沦为统治工具，启蒙变成了欺骗。面对已充分显现出的一系列启蒙灾难，人类该如何破局？在作者看来，真理的种子已经蕴含在启蒙的虚假性当中。思想通过距离化和对象化来把握和统治自然，但也宣告了自身即虚假的自然。而概念对这一过程的辨认，便构成了消除统治的远景。同时，“只有在启蒙敢于扬弃“盲目统治的原则”这一虚假的绝对性之后，启蒙才会实现自身”。“当眼下的实践目标就是人们要求的最远大的目标的时候，当人们终于回想起原来“国王的密探和佞臣打探不出任何消息”的那个国度——君临天下的科学所误解的自然——才是发源地的时候，启蒙便大功告成，并扬弃了自身”。

文｜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译｜夏凡责编｜星丛

Max HORKHEIMER｜1895年2月14-1973年7月7日

启蒙辩证法｜启蒙概念｜三｜下｜1944, 1947

本文4500字以内｜接上期

退化并不限于感官世界的经验——那样的经验与肉身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是也影响到了自主的知性——为了支配感官经验，知性将自身抽离了感官经验。有了知性功能的统一化，知性才能统治感性，思维也才能放弃对协调一致性的制造，但是这种统一化同时意味着思维的贫乏和经验的贫乏；知性和感性这两个领域的分离给双方都留下伤害。从狡猾的奥德修斯到智商捉急的总裁，掌权者的思维都局限于组织和管理，这一局限是大人物的局限性，一旦他们不是仅仅在操纵小人物时就会捉襟见肘。精神事实上已经变成统治以及自我统治的工具，而资产阶级的哲学总是误解了这一点。自神话以降，顺从的无产者的耳聋并不比管理者的呆滞不动好到哪里去。被统治者的不成熟是社会的过度成熟的根本基础。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科学制度越是复杂精密（生产系统早就要求身体适应这些制度的状况），身体所能接触的经验就越贫乏。通过理性化的劳动方式，质性的消除以及质性翻转为功能，也从科学转移到了人的经验世界，使它渐渐类似于两栖动物的世界。现在，群众的退化在于无法用他们自己的耳朵去倾听那未被倾听的声音，无法用他们自己的手去触摸那未被把握的东西；这是一种新的蒙昧形式，它取代了被克服了的神话。以整个社会（它包括所有关系和冲动在内）为中介，人被迫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自我原则背道而驰：人变成了纯粹的类存在，彼此被孤立在强制的集体性里，因而互相等同。无法互相交谈的摇桨者都听从相同节奏的操控，正如现代的工厂里、电影院里和集体里的工人。迫使人们循规蹈矩的是社会里的具体的劳动条件，而不是那些有意识的蛊惑——当然，它们使得受压迫者更加无知，更加远离真理。劳动者的软弱无力不只是统治者的阴谋诡计，也是工业社会的逻辑结果，而工业社会摆脱该逻辑结果的努力最终却使它变成了古代人想要努力挣脱却总也逃不脱的“命运”。

然而，这一逻辑的必然性根本不是盖棺定论。它和统治联系在一起，既是统治的反映，也是统治的工具。因此，尽管其真理性似乎证据确凿，却也不无可疑之处。不过，思想总是欣然指明它自己的诸多疑点。思想是个奴隶，是主人无法恣意控制的。自从人类发展为定居生活乃至于商品经济以来，统治将自身物化为法律和组织，因此统治必须自我设限。工具获得了自主性，精神的中介机制独立于统治者的意志，缓解了经济的非正义性的直接性。统治的工具，包括语言、武器乃至机器，原本是要掌控所有人，最终必然会反过来被所有人掌控。于是在统治当中，理性这个要素成为一种不同于统治的东西。工具的对象性使得它是普遍可利用的，工具面向所有人的“客观有效性”便已经蕴含着对统治的批判，尽管思想是作为统治的工具而形成的。从神话发展到符号逻辑，思想渐渐丧失了自我反省的维度，而机器弄残了今天的人，即使他们以机器为生。然而异化了的理性以机器的形式走向了某种社会，该社会让僵化为物质工具和精神工具的“思想”与自由活泼的“生命”达成了和解，而且让思想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使思想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体。思想的特殊起源从一开始便与其普遍性的视角不可分割。如今，随着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思想的普遍性视角以及社会作用日益彰显，使得统治者甚至否认思想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这种否认只是暴露了那个归根结底代表着经济必然性的党派的居心叵测：该党派的天启，从元首的直觉到运动的世界观，是和以前的资产阶级辩护状完全相反的，它再也不承认自己的暴行是合法关系的必然结果。他们为此引用的关于天命和命运的神话谎言，倒也不全是虚妄不实的：引导着企业家的行动并导致灾难的，再也不是客观的市场法则。毋宁说，总裁们用他们有意识的决定——他们联合起来的强制力完全不输给最盲目的价格机制——去实现资本主义的古老的价值法则，乃至实现资本主义的命运。统治者自己根本不相信什么客观必然性，即使他们偶尔会如此称呼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自诩为世界历史的工程师。只有被统治者才要忍受发展这一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随着生活水平的每一次规定的提高，他们就变得更无力一点。操作机器所需要的那些人，只要为社会的统治者效劳极少的工作时间，便足以维持生计，于是多余的其他人、数量惊人的人口便被训练成体系的后备军，以期有朝一日被用作体系的宏图大略的人力资源。他们被豢养为失业大军。他们被贬低为纯粹的管理对象，这一管理（它构成了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原型，甚至是语言和知觉）为他们虚构出一种客观的必然性，让他们相信自己对这一必然性无可奈何。权力和无力的对立所造成的贫困，随着消灭贫困的能力的不断增强而恶化到不可估量的地步。对任何个人而言，那些使现状永续存在的党派和机构，从经济的最高决策者到最底层的黑帮小混混，皆如雾里看花。一个无产者，在工会主席眼里——假如他还注意到他的话——不过是又一个多余的样本而已。在经理眼里就更不用说了。而工会主席一想到他自己有可能被清算，就如坐针毡。

事情的荒唐之处在于，体系越是从对自然的控制中退出一步，它对人的控制就越往前进一步，这种荒谬性宣判了理性社会的理性已经过期作废。理性的必然性和企业家的自由一样，都是假象。在企业家们无法避免的竞争与契约当中，显示出所谓自由的强制本性。完全启蒙的人们迷失在上述幻象中，而作为统治工具的思想并不能驱散幻象——这样的思想必须在命令和服从之间进行选择。从史前时代以来，思想就无法摆脱这个难解的结，尽管它承认“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逻辑和二律背反的逻辑，试图以此将自己从那未和解的、自我异化的自然中彻底解放出来。思想的强制性机制反映和保存了自然，思想也按照它的不可抗拒的逻辑推论，将其自身反映为一种遗忘了自身的自然、一种强制性的机制。观念不过是工具。人的思想远离自然，是为了把观念化的自然摆在面前，以便统治自然。作为一个物体，物质的工具在各种情况下都固定不变，从而把混沌的、多重的和异质的世界同已知的、单一的和同质的世界区分开来；就像物质的工具那样，概念是观念的工具，它与事物符合对应，让人能够把握事物。一旦思想试图否认它的区分、距离化和对象化的功能，它就变成了虚假的幻想。所有神秘的统一都是欺骗，那是被取消的革命的有心无力的痕迹。然而由于启蒙正确地反对任何乌托邦的实体化，并且冷静地宣告“统治即分裂”，于是启蒙不允许掩盖的“主体和客体的分裂”便成为启蒙自身的虚假性的标志，也成为真理的标志。扫除迷信不仅意味着统治的进步，也意味着对统治的揭露。启蒙不再仅仅是启蒙，而是被表现在其异化形式中的自然。在精神认识到自己是分裂了的自然的时候，自然就像在原始时代那样呼喊自己，但不再直呼其化名“超力”（意思是“全能”），而是自称为瞎子或瘸子。对自然的服从存在于对自然的统治当中，如若不统治自然的话，精神就不会存在。精神谦卑地承认自己为统治，并退回到自然里，从而放弃那使它听命于自然的统治要求。虽然人类不得不在逃离必然性并逃避到进步和文明的过程中自行放弃认识，但是起码人类不会误认为他们为抵挡必然性而筑起的那些壁垒、那些制度、那些总是从征服自然回到社会的统治实践就是未来自由的保证。文明的每次进步不仅仅革新了统治的形式，也革新了消除统治的远景。然而，鉴于现实的历史是由现实的苦难编织而成的，而苦难并没有随着消除苦难的手段增多而相应地减少，因此该远景的实现有赖于概念。因为概念不仅是科学知识，使人远离自然，概念也是思维的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在科学的形式下，思维仍然受缚于盲目的经济趋势；作为思维的自我省察，概念将去丈量那段使不义永恒化的距离。通过这种对主体内的自然的回忆（这种回忆也包括了所有文化里的被忽略的真理），启蒙就和统治完全对立了。即使在哲学家瓦尼尼的时代，要求制止启蒙的呼声也不是因为害怕精确的科学，而是因为憎恨天不怕、地不怕的思维，那思维认为它自己就是自然对自身的畏惧，从而脱离了自然的魔咒。祭司们总算是为“超力”报了仇，因为只要启蒙者在被叫做“超力”的可怕事物面前流露出惊恐，就等于是与“超力”和解了，而当启蒙的算命先生们傲慢自负之际，则是跟祭司合体了。资产阶级的启蒙早在杜尔阁和达朗贝尔之前就失去了它的实证主义要素。它总是避免把自由混同于自我保存的活动。概念的悬置，无论是假借进步抑或文化的名义（两者早就联合起来密谋反对真理），都会让谎言满天飞。在一个只能证实逻辑命题的世界里，在大思想家的伟大思想成果被贬为“烂大街的陈词滥调”的世界里，真理被中和为“文化商品”，再也无法与谎言区分开来。

不过，认识到统治本身（甚至包括思想里的统治）是一种未和解的自然，便可以松动那必然性。就连社会主义也屈从于反动的常识，草率地认定必然性是永恒不变的。社会主义认为必然性是所有未来的基础，并极其唯心主义地把精神放逐到上层建筑的顶层，可谓是死命抓住资产阶级哲学的遗产不松手。于是必然性和自由王国的关系就只是定量的、机械因果性的关系，而自然——作为完全异质的东西——变成了极权主义的（就像在最早的神话里一样），把社会主义和自由都吸收消化掉了。被启蒙放弃的思想，用数学、机械和组织等等物化的思想形式向遗忘了它的人类报仇，这样一来，启蒙就取消了自身的实现。启蒙驯服了一切个别事物和个人，却任由那不被理解的总体——作为“对物的统治”——自由地反作用于人类的存在和意识。但是，变革现状的真正实践有赖于理论毫不妥协地拒绝遗忘状态，社会正是利用这一遗忘状态才把思想弄得僵化的。使该实现成为疑问的，并不像某些社会学家主张的那样，是它的物质前提，即挣脱束缚的技术。那些社会学家现在又在发明新的解药了，而为了成为解药的主人，解药是一些集体主义的措施。负罪感是一种使人盲目的社会语境。以一种神话般的科学方式，人们过于尊重他们自己不断创造出来的既存现实了，使得这个既存现实最终变为铁定的事实，变成了一座堡垒，而所有的革命想象在它面前都无地自容，不仅自贬为乌托邦，还堕落到“服从历史的客观趋势”的地步。作为实现这种驯服（适应）的工具、作为完全由手段（工具）构成的东西，启蒙就像它的浪漫主义对手指责的那样，具有破坏性。只有在启蒙发誓与上述工具性结构断绝一切共谋关系之后，只有在启蒙敢于扬弃“盲目统治的原则”这一虚假的绝对性之后，启蒙才会实现自身。如此坚定不屈的理论，它的精神甚至可能使无情的进步精神放弃其目标。进步精神的先行者培根梦想有许多东西是“国王用他的所有财富都买不到的，也无法靠强权取得，国王的密探和佞臣打探不出任何消息”。正如他所愿，那些东西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是国王的启蒙了的后裔。通过市场这一中介，资产阶级经济的物和力量都迅猛倍增，因而对它的管理不仅不再需要国王，甚至也不再需要资产阶级了：只需要全人类。他们终于从物的权力那里学会了放弃权力。当眼下的实践目标就是人们要求的最远大的目标的时候，当人们终于回想起原来“国王的密探和佞臣打探不出任何消息”的那个国度——君临天下的科学所误解的自然——才是发源地的时候，启蒙便大功告成，并扬弃了自身。今天，培根的乌托邦，即我们“在实践中对自然发号施令”已经在全球实现了，而培根曾以为属于“未被征服的自然”的那种强制性便越来越显现出其本质。它就是征服（统治）本身。现在，被培根认为是“人类的优势”所在的“知识”有可能用于消除统治。但是在面对这个可能性时，为现在服务的启蒙却对大众撒了弥天大谎。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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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论批判、文化批评与社会

引子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文化？
这门课主要研读阿多诺，还有上世纪关于美学与政治的两次比较重要的争论。有一次是阿多诺是重要的参与者，有一次是重要的评述人。所以讲美学与政治，不读阿多诺就没有办法来讲。但是讲阿多诺又很难，因为翻译非常难，如果不是理解透了阿多诺的思想的话是很难翻译的。本文基于作者2015年10月28日于中国美院进行的“美学与政治”七讲导读课中的第一讲整理而成。

一｜资本主义其实是人类的史前时期，人类并没有真正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

二｜-“街上革命了吗？”-“革啦！”-“那我们上街去吧！”-“不，我要去听阿多诺的讲座。”

三｜……所以精神史、观念史是最大的骗局，你对生产方式是不感兴趣的。所以拜物教就变成神话学了。

四｜辩证法不同于文化批评之处就在于，它将文化批评提高到扬弃文化本身这一观念的高度。

精编｜上｜1825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开始了它的生理周期，至此它成熟了。它其实是常态，但马克思认为是病态。我们现在知道这被称作“新常态”。

精编｜下｜既不要崇拜精神也不要憎恨精神，文化的辩证批判既参与文化，又不参与文化。这里讲的崇拜精神就是内在批判，憎恨精神就是外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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