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派宣言 I（1918）｜附提奥·范杜斯堡年表（1916-1923）

原创 BAU学社｜院外

收录于合集

荷兰先锋派艺术家提奥·范杜斯堡（1883-1931）是风格派[De Stijl Group]的创始人，其艺术生涯正式开始于1916年，一直到他1931年英年早逝为止。他毕生不断进行以绘画为主的创作并写作理论著作、策划先锋艺术期刊和活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欧洲现代艺术界留下了他独特的烙印。他所主导的风格派团体以《风格》[De Stijl] 为联系纽带，于1917年随着《风格》创刊而宣告成立，次年11月发表了第一份宣言。风格派历经荷兰阶段与国际阶段，二十年代初，范杜斯堡走出国门，去往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一方面宣扬风格派艺术理念，另一方面也希望为这个团体吸收新鲜血液。他的足迹遍布欧洲，而魏玛 [Weimar] 则是他国际活动的重要据点。本篇推送所含的年表节译及整理保罗·迪雅尔丹[Paul Dujardin]主编的《提奥·范杜斯堡：生活、艺术与技术的新表达》[Theo van Doesburg: A New Expression of Life, Art and Technology]，主要聚焦于1916至1923年，即从范杜斯堡退伍后继续展开艺术生涯，到他在魏玛与其他欧洲先锋派交汇的数年间。1921至1923年，他在魏玛与其他欧洲先锋派发生现实上的联系与理念上的碰撞和交融，尤其是包豪斯、达达和构成主义。他对包豪斯的抨击和挑衅，启示包豪斯在过度的浪漫主义倾向中悬崖勒马；他同时是一名构成主义者，并且拥护达达破坏一切、革新一切的精神。

文｜提奥·范杜斯堡节译｜谢明心责编｜明心

“I'm against everyone and everything.”｜I. K. 邦赛特（范杜斯堡化名）｜1921

风格派宣言 I｜1918

时代意识有新旧之分。旧的时代意识关乎个体性，而新时代意识则关乎普遍性。在世界大战中、在当今的艺术中，个体性与普遍性的斗争日渐显露。

旧世界正在战争中瓦解，这意味着，个体性支配一切的时代随之消逝。

新艺术点明了新时代意识的内核：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平衡。

新的时代意识已然完备，可以推进到一切中去，无论是内部生活还是外部生活。

传统、教条和个体性的支配地位阻挠着上述进程。

因此，新构型性艺术的创始人们向所有寄望于艺术、文化革新的人发出号召：我们要消灭发展的绊脚石，正如我们（通过废除模仿自然的形式）为纯粹艺术表达（即所有艺术观念的终极成果）扫清障碍。

新的意识遍布全球，亦鞭策着今天的艺术家，促使他们在智性层面参与战争，与独断专横的个体性作斗争。因此，所有致力于在生活、艺术、文化领域构建国际统一体的人（无论是在智性还是物质层面），都会与他们感同身受。

为着这一目标，我们创办《风格》月刊，力图为新的生活观念添砖加瓦。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可以参照以下几项：

向《风格》编辑邮寄您的姓名、详细地址和职业。

II.

向《风格》月刊邮寄批评、哲学、建筑、科学、文学、音乐领域的文章或其复制件。

III.

翻译文章并宣传《风格》中的观念。

注1：根据《风格》杂志中英语版宣言译出，荷兰语、法语、德语版本参见De Stijl, Vol. 2. no.1. p.2-5.

风格派宣言｜提奥·范杜斯堡等共同签署｜1918《风格》杂志书影

提奥·范杜斯堡年表（1916-1923）

1883年

出生于荷兰乌得勒支。他有六个哥哥和姐姐，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当时他的名字是克里斯蒂安·埃米尔·马里·屈佩尔。他的生身父亲威廉·屈佩尔[Wilhelm Küpper]是一位工作于乌得勒支的德国摄影师，但他出生后不久，威廉·屈佩尔就因破产而回到德国，于1892年去世。

他一岁时，母亲举家迁往阿姆斯特丹，与继父特奥多鲁斯·杜斯堡一起生活。克里斯蒂安一直认为特奥多鲁斯才是自己的父亲，并且他日后使用最广泛、几乎代替了其本名的化名“提奥·范杜斯堡”也是“特奥多鲁斯·杜斯堡”[Theodorus Doesburg]的变体。

1902年

到凯托·艾瑟的声乐与戏剧艺术学院[Cateau Esser’s School for Vocal and Dramatic Art in Amsterdam]求学，但不久后就在日记中表示希望以绘画或语词来回应生活的触动。

1903年

应召服兵役，1906年以后每两年都要回到军队，参加培训。

范杜斯堡在军中的留影

1910年

在阿姆斯特丹和诗人阿赫妮塔·费斯结婚。在二人婚姻持续期间，阿赫妮塔常常出现在范杜斯堡的习作中。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批来自比利时的难民涌入荷兰。同年，范杜斯堡应征入伍。

同年秋天他在蒂尔堡的驻地结识了日后的挚友、风格派合作者安东尼·科克。同时期，他和阿赫妮塔婚姻破裂，并开始追求第二任妻子莱娜·米利乌斯。

1916年

从军队退伍，去了拉伦并结识皮特·蒙德里安和神智学主义者、哲学家逊马克。

3至5月，和埃里克·维希曼[Erich Wichmann]、路易斯·萨尔伯恩[Louis Saalborn]在海牙创立“De Anderen”艺术团体并组织相关展览（5.7-6.7）；

5月下旬，和J.J.P.奥德、扬· 维尔斯在莱顿创立“De Sphinx”艺术俱乐部。

在蒙德里安的介绍下，结识鲍尔特·凡·德·莱克，同年秋天得见其画作《码头劳作》《风暴》；

12月31日和维尔莫什·胡萨尔一起到海伦妮·库勒-米勒的公寓参观凡·德·莱克的《矿三联画》。海伦妮·库勒-慕勒是德国工业家之女，爱好艺术收藏，是风格派重要赞助人之一，购买并收藏了大量蒙德里安和凡·德·莱克的作品。荷兰政府在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了博物馆，今为库勒-慕勒博物馆，位于奥特罗[Otterlo]。

1917年

4月，在莱顿定居；5月，和莱娜·米利乌斯结婚。

10月，在莱顿发行了第一期《风格》，和他一起创办这本杂志的人包括：皮特·蒙德里安、J.J.P.奥德、安东尼·科克、维尔莫什·胡萨尔和鲍尔特·凡·德·莱克。同年基于1915年的手稿完成了《新构型性艺术的基本概念》。

1918年

11月，风格派发表第一份宣言，签署者如下：提奥·范杜斯堡、罗伯特·范特·霍夫、维尔莫什·胡萨尔、安东尼·科克、皮特·蒙德里安、乔治斯·凡通厄洛、扬·维尔斯。

1919年

在阿姆斯特丹发表《关于新构型性艺术的三个讲座》，并在期刊《荷兰评论》[De Hollanschde Revue]上发表《从“自然”到“构作”》。《新构型性艺术的基本概念》荷兰语版本在荷兰期刊《哲学杂志》上发表。

1920年

在安特卫普[Antwerp]出版《古典-巴洛克-现代》。同年，第一次为了传播风格派理念踏上国际旅途，先是应邀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Brussels]做讲座，然后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和当时已回到巴黎的蒙德里安一起出席了一次达达的表演、参观独立沙龙[Salon des Indépendants]以及艺术团体黄金分割[La Section d’Or]的展览，期间遇到许多该团体的艺术家和艺术商人莱昂斯·罗森贝格[Léonce Rosenberg]。

4月，和皮特·蒙德里安、安东尼·科克在莱顿共同签署了《风格派宣言II：文学》[Manifesto II of De Stijl, 1920: Literature]（De Stijl, 3, no.6）。

5月，范杜斯堡以I.K.邦赛特的名义发表了诗歌《X-图像》（De Stijl, 3, no.7）。

6月至8月，在鹿特丹、海牙、阿纳姆[Arnhem]、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组织了黄金分割巡展，并在法语选集的简略版本中加入维尔莫什·胡萨尔、蒙德里安和他自己的作品；前往柏林，在那里遇到了阿道夫·贝内[Adolf Behne]、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瓦尔特·格罗皮乌斯、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12月，范杜斯堡第一次来到魏玛，根据他的自述，当时格罗皮乌斯暗示近期会为他提供一个教授职位，但没有实现。这一说法后来被格罗皮乌斯多次否认。

1921年

1月，《风格》换用新的版式和封面设计。范杜斯堡和内莉·凡莫塞尔[Nelly van Moorsel]（后来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离开荷兰，去往比利时（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他在那里做讲座）、法国、意大利、德国。

4月至5月，范杜斯堡夫妇移居魏玛，阿道夫·梅耶为他找了一套公寓，包豪斯的一名学生皮特·勒尔把自己的画室给他用以教学。在魏玛，他遇到了包豪斯学生皮特·勒尔、维尔纳·格雷夫、马塞尔·布劳耶和马克斯·布尔夏茨。

6月，《风格》开始在魏玛发行；范杜斯堡以笔名阿尔多·卡米尼在《风格》（4, no.5）上发表了“反哲学”达达主义文章的第一部分。同期，范杜斯堡在《风格》上发表了第一批诗歌（4, no.7）。

8月，发表《风格派宣言 III：为了世界的新构型》[Manifesto III of De Stijl: Tot een nieuwe wereldbeelding]（De Stijl,4,no.8）。

10月，《呼唤元素主义艺术》[Aufruf zur elementaren Kunst]在《风格》（4,no.10）上发表，拉乌尔·豪斯曼、汉斯·阿尔普、伊凡·普尼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在柏林共同签署。

提奥·范杜斯堡与内莉·范杜斯堡

1922年

范杜斯堡在柏林遇到了埃尔·利西茨基和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

2月至3月，邦赛特第一次在魏玛的达达杂志“Mécano”（1922-1924）上发表文章，其中包括署名为邦赛特的文章《反艺术及纯粹理性宣言》[Antikunstenzuivereredemanifest]。“Mécano”主要突出如特里斯坦·查拉、拉乌尔·豪斯曼、皮特·勒尔、拉兹洛·莫霍利-纳吉、库尔特·施维特斯、汉斯·阿尔普、曼·雷[Man Ray]、蒙德里安、科内利斯·凡伊斯特伦、乔治斯·凡通厄洛、弗朗西斯·毕卡比亚[Francis Picabia]等艺术家的贡献。

同期，在柏林参加了一个构成主义者小组，成员包括：汉斯·里希特、利西茨基、拿姆·加博[Naum Gabo]、内森·阿尔特曼[Nathan Altmann]、安托万·佩夫斯纳[Antoine Pevsner]、奥尔弗雷德·凯梅尼[Alfréd Kemény]、莫霍利-纳吉、拉兹洛·佩里[László Péri]、艾尔诺·卡莱[Erno Kallai]、汉斯·阿尔普、维利·鲍迈斯特[Willi Baumeister]、维金·艾格林[Viking Eggeling]、维尔纳·格雷夫、密斯·凡·德·罗和科内利斯·凡伊斯特伦。

3月至5月，在魏玛开设“风格派第一期课程”[De Stijl Kurs I]。这是一系列独立的课程，听众包括维尔纳·格雷夫、安多尔·魏宁格[Andor Weininger]、马克斯·布尔夏茨、法卡斯·莫尔纳[Farkas Molnar]、卡雷尔·梅斯、埃贡·安格利安[Egon Engelien]、皮特·克勒[Peter Keler]、库尔特·施密特、久洛·帕普[Gyula Pap]、妮妮·斯密特[Nini Smit]等。

5月29日至31日，第一次国际艺术展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5月下旬，国际进步艺术家大会在杜塞尔多夫召开，出席者包括范杜斯堡、利西茨基、维尔纳·格雷夫、弗兰茨·赛韦特[Franz Seiwert]、瓦伊金·埃格林[Viking Eggling]、凡伊斯特伦、恩里科·普兰波利尼[Enrico Prampolini]、伊凡·普尼、拉乌尔·豪斯曼、汉斯·里希特、奥托·迪克斯[Otto Dix]和村山知义[Tomoyoshi Murayama]。范杜斯堡号召找到普遍的表现手法、促进生活和艺术联合在一起。他和利西茨基、汉斯·里希特一起签署了《第一次国际进步艺术家代表大会声明》[Deklaration an den ersten Kongress fortschrittlicher Künstler]（De Stijl,5,no.4）。

8月，汉斯·里希特、埃尔·利西茨基、卡雷尔·梅斯和马克斯·布尔夏茨共同签署了宣言《KI：构成主义国际创造工作组》[Konstruktivistische Internationale Schöpfer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De Stijl,5,no.8）。

9月25日，国际构成主义与达达主义者大会在魏玛福斯特霍夫酒店[Hotel Fürstenhof]召开，由范杜斯堡主办。出席者包括特里斯坦·查拉、汉斯·阿尔普、内莉·范杜斯堡、库尔特·施维特斯、埃尔·利西茨基、露西亚·莫霍利-纳吉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汉斯·里希特、汉娜·赫希、凡伊斯特伦、卡雷尔·梅斯、奥尔弗雷德·凯梅尼、维尔纳·格雷夫、皮特·勒尔、马克斯·布尔夏茨、妮妮·斯密特、哈里·沙伊贝[Harry Scheibe]、伯恩哈特·斯图茨科普夫[Bernhard Sturtzkopf]和汉斯·福格尔[Hans Vogel]。

10月，“Dada/Hollande I.K.B”刊登在《狂飙》[Der Sturm]（13,no.10）杂志上。年末，伊顿辞职离开包豪斯，拉兹洛·莫霍利-纳吉次年进入包豪斯，不久后接替伊顿职位，这一事件彻底宣告范杜斯堡进入包豪斯任教无望。

国际构成主义与达达主义者大会 | 1922

1923年

在海牙出版名为《什么是达达？》[Wat is Dada？]的小册子。

1月至2月，达达在荷兰的巡演开始，在阿姆斯特丹、丹博思[Den Bosch]、鹿特丹演出。范杜斯堡和胡萨尔在低地国家举办达达巡演的想法始于1922年夏天，他们邀请查拉、汉斯·阿尔普、拉乌尔·豪斯曼和里伯蒙-德赛涅[Ribemont-Dessaignes]同去，然而均遭到拒绝。于是范杜斯堡就与胡萨尔、库尔特·施维特斯以及内莉·范杜斯堡共同筹办巡演。

4月，《麦尔茨》[Merz]第二期刊登了《无产阶级艺术宣言》[Manifesto of Proleterian Art]，范杜斯堡、库尔特·施维特斯、汉斯·阿尔普、特里斯坦·查拉和克里斯托夫·施彭格曼[Christof Spengemann]共同签署。

这一年，范杜斯堡夫妇移居巴黎，定居于绿磨坊街51号[51 rue du Moulin Vert]。

1924年

范杜斯堡和凡伊斯特伦发表风格派宣言《走向集体建构》[Vers une construction collective]，注有巴黎1923（De Stijl,6,no.6-7）。塞萨尔·多梅拉[César Domela]结识范杜斯堡和蒙德里安，成为风格派合作者之一。

8月，范杜斯堡在绘画中采用对角线，蒙德里安对此大为不满，二人产生隔阂。蒙德里安最后一次为《风格》（6,no.6-7）投稿。

1925年

蒙德里安的《新构型》

[Neue Gestaltung:Neoplasticizismus Nieuwe Beelding]和范杜斯堡的《新构型性艺术的基本概念》分别作为包豪斯丛书系列的第五卷和第六卷，在慕尼黑出版。

1926年

7月，元素主义宣言的两个片段刊登在《风格》（7,no.75-6 and 78）上，分别于7月和12月在罗马、巴黎签署。

9月，范杜斯堡、汉斯·阿尔普和索菲·托伊伯-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开始合作斯特拉斯堡的奥贝特咖啡馆建筑的内部翻新。

1927年

范杜斯堡策划了《风格》十周年特刊，以回顾小组过去十年取得的成就。

1928年

2月，奥贝特咖啡馆开放，最后一期《风格》（no.87-9）是献给奥贝特的特刊。

《风格》杂志 | 1928

1929年

12月，范杜斯堡和奥托·卡尔松德[Otto Carlsund]、路易斯·费尔南德斯[Luis Fernández]、让·埃利翁[Jean Hélion]、安托万·佩夫斯纳、沃尔玛·施瓦布[Walmar Shwab]和莱昂·图坦吉安[Léon Tutundjian]筹办“Art Concret”小组。

1930年

4月，“Art Concret”小组在巴黎创立，成员包括范杜斯堡、奥托·卡尔松德、让·埃利翁、莱昂·图坦吉安和沃尔玛·施瓦布。小组成员出版了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同名杂志。

1931年

2月，“Abstraction-Création”小组在巴黎创立，由奥古斯特·埃尔班[Auguste Herbin]担任主席，范杜斯堡担任副主席，让·埃利翁任财务主管，委员会成员包括汉斯·阿尔普、莱昂·图坦吉安、阿尔贝·格莱兹[Albert Gleizes]、弗兰提斯克·库普卡[František Kupka]和乔治·瓦尔米耶[Georges Valmier]。

3月7日，范杜斯堡在瑞士达沃斯死于哮喘引发的心脏病。

1932年

1月，在范杜斯堡遗孀内莉和第二位前妻莱娜·米利乌斯的召集下，《风格》出版特刊，纪念范杜斯堡的生平和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已离开风格派的早期合作者所写，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仍然认可范杜斯堡为推广新的艺术理念所作的努力。

注2：翻译、节选、整理自 Paul Dujardin (ed.), Theo van Doesburg: A New Expression of Life, Art and Technolog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45-254. 增补了部分内容，且限于篇幅有大量删减。完整的范杜斯堡年表还可参见Gladys Fabre, Van Doesburg and the International Avant-Garde: Constructing a New World, Tate Publishing, 2009, p. 242-245. 范杜斯堡文章和出版物著录详见Els Hoek (ed.), Oeuvre Catalogue-Theo van Doesburg, trans, Lynn George, Kate Williams, Michéle Hendriks, Centraal Museum and Kröller Muller Museum, 2000, p. 748-768.

提奥·范杜斯堡在达沃斯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从风格派到国际先锋派的汇流：提奥·范杜斯堡的艺术理论与实践（1916-1922）》｜2019年本科论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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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图解｜二

荷兰风格派创始人范杜斯堡1921年4月曾来到魏玛，希望在包豪斯获得一个教职，秋季他寄来明信片宣称“风格派征服了包豪斯”。次年，没等格罗皮乌斯平息与伊顿的冲突他再次来到魏玛，在被明确拒绝之后，于3月到7月间在包豪斯隔壁开设讲堂推广其现代艺术观念，同时对伊顿主导的初步课程模式展开批判。伊顿试图通过“神秘的个体艺术”重塑自然而有机的人，而范杜斯堡则完全与此相反，他主张通过“科学的设计”创造崭新的机器化的新人。

为了纪念，我们在此制作了一份编年史图解，《包豪斯十四年》，将本书（《包豪斯悖论：先锋派的临界点》论及的各种力量及其对抗性的关系构建为底图，并以图解的方式勾勒出包豪斯14年的内在对抗和外部脉络。

从风格派到国际先锋派的汇流

围绕着他1916年至1922年间的艺术实践、理念与活动展开，首先梳理他在早期绘画创作中摒弃自然主义、逐步转向几何抽象的过程；然后介绍这一转向背后的推力，即他和风格派所推崇的“新构型性艺术”原理。最后通过范杜斯堡在魏玛和包豪斯、达达与构成主义的现实纠葛与理念关联，指向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际先锋派艺术界的影响。

若要不断更新生命，就要勇于摧毁生命。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毁灭旧的自己，是为了建立全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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