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景观到节日｜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本次推送节选自《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语部分“知识分子与1968年五月革命”。此书是马克·波斯特的早期著作，以萨特走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程为轴心，论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形成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黑格尔的复兴和马克思的再发现为标志，构成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以存在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理论交锋为特征，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的开启阶段；第三个阶段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为主题，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形成阶段。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呈现为一个发现、争论、融合的历史进程，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结语的章节中，作者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1968年5月-7月的事件，它预示着新的激进主义在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开始出现。必须理解构成1968年五月事件的语境的社会变化，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评价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这些事件中的价值。必须承认作为整体的劳动力是一个新工人阶级；如果它能联合起来，其斗争的首要焦点将是自我管理和异化；劳工运动的传统领导阶层在理论上和组织结构上都不完善。运用新工人阶级概念，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发现了，至少是潜在地发现了一个符合他们的分析和理论的新无产阶级。既然不可能存在没有某种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新工人阶级概念满足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需要。

上｜五月事件使发达技术社会的未来成为问题，此前堂皇的社会变革的种种前景不过是痴心妄想。

下｜我最愿意关注的五月事件的特征是它的节日基调，在意识和关系中物化的不在场，个人遭遇的令人惊讶的开放性。

文｜马克·波斯特    责编｜星丛

Mark POSTER｜1941年7月5日-2012年10月10日

从景观到节日｜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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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预见到五月的事件[1]。尽管失业不断增长并且存在很多低工资的工人，1968年的法国是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发达的工业社会。戴高乐已经终结了在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期间严重削弱国家的内阁混乱局面；他已经将法国从最令人烦恼的殖民地问题中解救出来，并将它提升到世界外交的中心。在经济上，法国“奇迹”将国家置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高速公路上。运用集中化的经济计划，法国看起来是新兴的技术专家治国社会的典范。然而这一模范社会充满危险地接近了1968年的五月至七月的革命，经历了自1945年以来西欧最为激烈的国内动乱。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解释能够清楚地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五月事件使发达技术社会的未来成为问题，此前堂皇的社会变革的种种前景不过是痴心妄想。评论者在对五月风暴的意义的理解上分歧巨大：一方面，雷蒙·阿隆认为它是一出虚无主义的心理剧，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学生们[2]所领导的“缺乏爱国心的（unpatriotic）”意外事件[3]，对于法国的未来没有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吕西安·戈德曼来说，它是人的天启，是主体与客体、自由与社会（共同体）的最终和解。《费加罗报》（Le Figaro）的发言人突出了他的悲观主义，害怕过于脆弱的文明崩溃成无自由的野蛮。卢卡奇主义的批评家乐观地梦想着他的人类实现的理想剧。假如只有未来自身才能判定它的历史分量，也许现在就对1968事件做出最终评价还为时太早。但是，可以认为五月运动的主要因素——当将之与先前的社会运动和反抗相比较时——属于发达社会新时代的征候。事件揭示了那些政治性不再突出的潜在冲突，因为已建立的政党——戴高乐主义的和共产党的——已经镇压了它们。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明显滞后于发达经济的潜能[4]。在法兰西见识了专制的等级制度和不必要的异化之后，动乱——从这一视角看——粉碎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观念。用图海纳的话说：“五月运动是宣告未来社会斗争的霹雳。它驱逐了这样的幻觉，即生产与消费中的进步造成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紧张代替了冲突，争论代替了分裂，协商代替了革命”[5]。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如此彻底地将它的控制扩张到过去未被整合的休闲、家庭生活和消费等私人世界，已经深入地调节、组织和操纵了日常生活世界，以致于社会中的某一点上的星星之火能够快速地将整体包围在反抗的火焰中[6]。在图海纳看来，五月运动的爆发，与其说是反抗某个具体的个人或社会部门，不如说是反抗这一无孔不入的组织化统制。由于这些原因，暴动对于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好似一个晴天霹雳。然而，自黑格尔复兴以来，知识分子已经分析了这一新形势，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宣告了五月运动所预示的可能性是将要出现的社会构型的最深刻的倾向。在承认书写当代历史的危险的前提下，我将主张夭折的五月革命通过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透镜将变得可以理解。

[1] 关于1968年五月事件相关材料的参考文献有L. Wylie, F. Chu, M.Terrall, France: Events of May-June,1968: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Pittsburgh, 1973). 以下书目曾对我有用：René Andrieu, Les French révolution (London, 1968);Raymond Aron, The Elusive Revolution: Anatomy of a Student Revolt, trans. G. Clough (N.Y., 1969); Geismar, op. cit.; R. Gombin, Le Projet révolutionnaire: éléments d’unesociologie des événements de mai-juin, 1968 (Paris, 1969); R. Johnson, The FCP vs. The Stuedents (New Haven,1972); H. Lefebvre, The Explosion: Marxism and the French Upheaval, trans. A. Ehrenfeld (N.Y., 1969) from L’Irruption de Nanterre au sommet(Paris, 1968); Posner, Charles,ed.,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968 (Baltimore, 1970);Intercontinental Press, ed., Revolt in France (1968); A. Schnapp and P.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Paris, 1969); P. Seale and M.Mc-Conville, Red Flag/Black Flag (N.Y., 1968); D. Singer, Prelude to Revolution (N.Y., 1970); Alain Touraine, The Movement of May, trans. L. Mayhew (N.Y., 1971); Alfred Willener, The Action-Image of Societytans. A. M. S. Smith (London,1970); Sylvan Zdgel, Les Idées de mai(Paris, 1968).

[2] Aron, op. cit., xv.

[3] Ibid., 275-276.

[4] Touraine, The Movement of May,54.

[5] Ibid., 79-80.

[6] Ibid., 347. Cf. also Morin, Lefort, Coubray, La brèche (Paris,1968).

关于1968年五月至七月的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由列斐伏尔在南泰尔的学生龚本第（Cohn-Bendit）以非传统方式所领导少数学生，引爆了扩展到工人阶级并导致法国社会完全瘫痪的、遍及整个法国的学生起义[7]。戴高乐政府和工人阶级的管理机构——共产党和总工会——发现它们无法有效地控制它们的选民。也许是发达工业社会历史中的第一次，日常生活的常规被持不同意见的群体彻底颠覆。从三月的南泰尔，到5月3日的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到5月16日弗兰（Flins）的雷诺工厂，造反快速蔓延。一开始看起来似乎只是小孩子们的恶作剧，男学生的起哄（chahut），很快就变成了对当局权威的总威胁。学生与警察之间的街垒战过去十天后，随着公众的同情转向学生，巴黎大学和整个法国的学校被学生所掌管。正如国家权威在学术界被推翻一样，资本家的权威在工厂里也被打倒了。一千万工人进行了罢工，他们这样做不是通过回家或罢工纠察行动（picketing），而是通过控制他们的工作场所。法国没有了电和石油，没有邮政、电话、垃圾清理、银行和商店；电影院被关闭，商品生产被中止。每一个地方的技术官僚机器的圆滑噪音都归于沉默。从平日常规的死气沉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法国人停顿下来，然后开始以新的方式相互交谈和交往，这些方式显示了迄今为止潜伏着的创造力。在很多人眼里，无意义的辛劳和被动消费的恐怖景观让位于一个令人兴奋的、快乐的节日。

我们必须考察那些参与了五月节日的团体：它们的构成，它们全部的统一或分裂，它们造成的组织类型，它们激活和表达的意识、理念和纲领，以及在学校、街道和工厂中生活的基调。知识分子与事件的关系必须受到注意，但更为有意义的是，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理论在阐明所发生的事情方面的能力。

从5月3日到5月13日动乱局限于大学和公立中学的学生。“无组织的和不可组织的”龚本第，3月22日运动，随后是托洛茨基主义小团体“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Jeuness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点燃了学生的抗议。三月在南泰尔，“红色达尼”（Dany the Red）表达了年轻人被压制的欲望：他质问米歇尔·克劳泽（Michel Crozier）——他正在做关于美国的演讲——为什么他没有提到越南；他质问体育部长在他曾经写过的关于当代年轻人的书中为什么没有提及性。这是来自于“3月22日运动”的战略：强迫镇压机构暴露它的镇压性。在5月3日的巴黎大学，无政府主义团体再次面对当权者而他们落入了陷阱。警察被召集到大学的神圣场所实施逮捕。其他学生带着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而后开始与警察对峙。战斗很快升级，而一个多星期后街垒、催泪瓦斯和攻击棍棒塞满了拉丁区的各个街道。戴高乐当时在罗马尼亚，面对学生背后的民意，蓬皮杜撤走了警察。

如果大学通过动用警察暴露了它与镇压国家的关系，那么共产党——理当是革命的工具——暴露了它的保守主义。《人道报》（humanité）很快指责学生是“投机分子（adventurers）”。共产党将主观的心理范畴——如投机分子——与客观的社会分析混为一谈，忽视了现实群体的真实愿望。对于共产党来说，学生对资本主义采取活动的后果注定是不成功的。既然学生拥有资产阶级双亲，他们的活动不可能是革命的。阿尔都塞——他赞同共产党的呆板公式[8]，或许可以运用他自己的理论去更好地表达共产党的意思：学生实践带来的结构作用不可能对更大的社会部门产生影响。当工人们起来声援学生时，共产党和结构主义更加难以证明它们的观点。

[7] 的确，法国高等教育尤其被高度过分的集中了，且这一系统还遭受着1960年代学生人口的成倍增长带来的困境。然而，既然同样的学生罢课同时发生在很多地方，如美国，但这些机能失灵却没有发生，那么法国的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就不能解释五月事件。

[8] “A Propos de l’article de M. Verret sur ‘mai étudiante’,” La Pensée, 145 (May-June, 1969) 3-14.

“3月22日运动”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示范行动需要一个组织形式。仍然没有整体方向，学生们将自己组织为行动委员会。五月运动的行动委员会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非常相似，并使人想起工人委员会的悠久历史。然而1968年的形势中有了新的因素。行动委员会是极其民主的，它打算成为取代那些支配发达社会官僚机构的组织形式。它们远非革命的权宜之计，而是未来社会本身的胚胎形式。行动委员会并不是提出一个新社会的清晰计划，而已经是那一社会。有价值的是组织形式，不是成文的纲领（codified platform），因为只有处于被解放的关系之中的思想和行动才能是非异化的和创造的。行动委员会所提出的社会图景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自由的创造[9]。在这一语境中，新的活力已经被发现，而反抗者必须得到人们的提醒才愿意去睡觉。从很多描述中可以看到，行动委员会产生了一个如《争鸣》所预见的存在的游戏模式：“无产阶级革命要么是节日要么就不存在，因为它们所预告的生活自身将在节日中被创造。游戏是这一节日的终极理性，无厌倦的生活和无限制的享受是唯一被认可的法则。”[10]

甚至，行动委员会不局限于工作状况。他们照顾小孩，获取食物，书写并大量生产传单和海报，以及公开讨论参与者的想法[11]。在南特——在那里反抗者曾有几天负责城市管理，行动委员会管理日常的需要。而在其他地方，学生去往郊区，与此同时社区行动委员会突然出现了。工人来到巴黎大学，工人-学生行动委员会被组建起来，以建立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系。后来，在一些工厂里，工人自己组成委员会，在少数场合它甚至将生产重新回到工人的控制之下。高度自治和民主的委员会在这些场合下成为消除了等级制度和物化的异化作用的有效的组织。

最后，行动委员会没有掌握国家权力，同时因为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而受到指责。然而还存在一个争取指导整个运动的协调委员会；即，这里有某种类型的领导阶层。通过渗入每一个委员会，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试图引导（shape）运动。更加无政府主义的“3月22日运动”拒绝需要任何形式的领导阶层。毛主义-阿尔都塞主义的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青年联盟（UJC-ML——Union Jeunesse Communisme –Marxisme Léninisme）只对工人连同它们为人民服务（servir le people）的观念感兴趣[11a]，在五月中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革命大学生联合会（FER——Fédération des Etudiantes Révolutionnrires）的宗派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使运动避开开幕日（opening days）。全国学生联合会，即UNEF，是一个包罗众多的机构。盖斯马（Geismar）的教师联合组织——大学教师联合会（SNE-sup——Syndicat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也未设法提供领导。因此，革命爆发（explosion）后所有团体都不能将运动凝聚成全国性的政治手段（vehicle）。然而行动委员会确实实现了一个自称是合乎发达社会的非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委员会未能提供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力量，究竟是因为它们的组织的结构，还是由于事件的偶然性，这一点尚不清楚。

5月13日总工会号召为期一天的全国性罢工以支持学生。这样做，工会认为它能够在表达对反抗者的同情的同时控制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加入了街垒中的学生。和共产党一样，总工会撕下了面具，露出了保守机构的本色，不愿意为工人控制工厂而斗争。从5月到7月，它尽其所能地阻止学生和工人的结合，并操纵工人回到不会挑战公司中资本主义权威的惯例要求。总工会和共产党把动乱看作戴高乐主义的阴谋，打算将工人从他们的“先锋”组织中分裂出来[12]。由于他们的“不负责任”，学生们已经造成了一个看上去有利于资本主义利益的情势。对共产党人而言，五月里不存在革命情势，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们只是在挑起一场无价值的内战。它眼中五月事件的肖像是在法国目击过的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或许是最强大的——为了物质利益的运动之一”[13]。这样一来，共产党和总工会将五月事件性质上的、革命性的要求化约为量化的联合选择的比例（co-optable proportions）问题。

[9] Willener, op.cit., 68.

[10] De La Misèreen milieu étudiant, cited in Willener, op. cit., 173.

[11] Scale, op.cit., 122.

[11a] 另一个毛主义团体，它的成员成为马列主义共产青年联盟的组成部分，以杂志《文本分析》（Cahiers pour l’analyse）为中心。这个团体的成员——Milner, Miller, Beni-Lévi，1960年代中期从阿尔都塞那里分裂出来。到1968年五月，他们为了工厂抛弃了理论实践。

[12] Andrieu, op. cit., 103.

[13] Ibid., 168.

5月14日，南方航空公司（Sud-Aviation）的工人停止工作，违抗了总工会的命令。他们的行动很快蔓延开来，几天之内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总计达100万工人，实际上全国的全部工人为5000万。和学生们一样，工人们没有全体一致地支持工人自治的激进要求或拒绝消费主义的好处。在某些方面，这一总罢工还是体现了新的局势。首先，它是由学生发动的，而很多工人把学生看成是等级制的、异化制度的受害人，他们自己也一样。其次，主要是年轻工人领导了罢工，他们还没有完全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结构或者总工会。他们的反抗——和学生的反抗一样——反对工人运动的传统领导阶层，同样也反对资本主义。第三，工人们拒绝总工会提供的关于自身利益的观念，提出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张力的新要求。

各主要联合会与政府之间的会谈于5月25日举行，并达成了格勒奈尔（Grenelle）协议，它给予工人实质的、甚至是空前的、物质上的收益。当总工会的领导人塞吉（Seguy）到雷诺（Renault）向工人介绍这一协议时，他碰到的是坚定的不！令他完全困惑的是，绝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复工。根本不可能下结论说是因为工人现在待遇如此丰厚以致于漠视物质利益。可能发生的是，在罢工期间，总工会在工厂中的纪律已经失效，而工人相互之间以及在某些场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交谈。很多人开始表达对他们的创造性在工作过程中被窒息的深深的不满。在很多工厂工人们证实了他们对控制生产过程，对责任和工作中变化的愿望[14]。在布雷斯特（Brest）的无线电公司（CSF）的工厂，工人们恢复生产，制造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对讲机，以帮助罢工。在鲁昂（Rouen）的海军造船厂，工人们帮助学生散发革命文献，在挑战总工会的斗争中表示对学生想法的同情。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的大西洋船厂，工人们拒绝遵守来自总工会本身的要求。在所有这些和其他场合，工人们——比他们的领导阶层有更大的分歧——都在沿着异化的线索重新定义他们自己的处境。用一个学生的话来说，这一在南方航空公司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公司内，通过投票实现罢工不是为了实现传统的利益，而是为了涉及工人自己的企业管理的利益……这里的工人们与学生们接触……邀请他们前来向工人们解释学生运动。讨论是活跃的并很快确认了由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在企业层面就是包含着自我管理的权力问题[15]。

尽管并非全体工人拥抱了全体学生，但确实发生了的部分接触和理解已经是一种新的激进同盟的证据。

总罢工的第四个新方面在于参与者的构成。不仅青年工人与总工会决裂，而且“白领们”——技术人员、知识工人——在罢工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正如图海纳指出的：

五月运动有意义的方面之一是，它表明了对社会冲突的新主题表现出最为明显的感受力的，并不是那些组织化最高的工人阶级群体。铁道工人、码头工人和矿工并不是最清楚地把握这一运动的最激进的目标的人。最激进和有创造性的运动出现在经济上拥有优势的群体——研究机构，拥有技术但没有权威的技术人员之中，当然，也出现在大学团体之中[16]。

在很多总工会比较软弱的工厂里，工人们忽略了他们地位上的不同，而在罢工和商讨中联合起来。在一些发达的公司，“干部”——中层管理者加入了罢工。物理学家和非熟练工人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压迫。在布雷斯特无线电公司（Compagnie de Telegraphie Sans Fils de Brest）,通用电力公司（Compagnie Generale d’Electricite）和原子能委员会（Commissionde l’Energie Atomique），技术知识分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7]。在蓝领工人占少数的部门——如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Officede Radio diffusion-Télévision Française），这是政府控制的广播和电视台——工人们提出了自我管理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马克思在《大纲》中对技术知识分子的劳动将被整合进工厂的预见已经发生了，也意味着脱离了总工会的工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反映了当前的条件。确实有很多甚至大多数蓝领工人满足于收复失地（revendications），而且很多甚至大多数技术工人更多地把自身看成专业人员，而非无产阶级。然而五月事件清楚地表明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新工人阶级，也表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将必须反映这一事实。法国民主工联（CFDT——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原来是天主教联盟——深受这些事件的影响，并开始为自我管理而战斗。它仍旧是在没有彻底反对私有财产的前提下赞同自我管理。工人自治可以被歪曲成一个改良主义立场，正如总工会已经使剥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纲领。

[14] E. Mandel. “The Lessons of May”, New Left Review, 52 (Nov.-Dec., 1968) 23-24.

[15] Zegel, op. cit., 52.

[16] Tourain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op. cit., 18.

[17] Geismar, op. cit., 83.

认为法国在五月非常接近革命的人未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5月24日，戴高乐上电视提出一项所有机构的“分享（participation）”计划以图挽救局势。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暴乱和抗议的夜晚。局势只是变得更紧张。左派联盟的领导人密特朗在28日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提议组间一个将由他自己或孟戴斯-法朗士领导的临时政府，他的口气好像第五共和国已经寿终正寝了一样。前一天，一个孟戴斯-法朗士出席的大型集会在夏勒蒂（Charléty）体育场举行，胜利似乎唾手可得，然而，不幸的是，似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有利局势。29日，曾被驱逐出法国的龚本第秘密回国了。随着这一明显的权力真空局面的出现，戴高乐的坚定支持者开始动摇了，戴高乐再也坐不住了。这位老人可曾决定隐退？1830年查理十世曾在局势还没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这样做过。实际上，戴高乐曾到德国去评估其军队的忠诚度——这也是局势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的一个说明。更严重的是，马苏（Massu）将军不能保证士兵会向工人开枪。为了巩固军队的支持，戴高乐似乎做了一个交易，借此，作为支持的回报，阿尔及利亚危机的起义军领导——萨朗（Salan）和其他人——将被从监狱中释放：在七月中旬他们确实被释放了。当下，五月快结束的时候，革命、内战，或一场武力政变似乎是必然的。法国如此接近工业化社会中的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密特朗断然拒绝了与共产党的联合，而在夏勒蒂体育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的索瓦若（Sauvageot）、统一社会党（PSU：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的盖斯马以及大学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都被弄糊涂了。左派束手无策。因此戴高乐，在考虑过退休之后，回到电视上用一个简单的手势就能够恢复局势。

正如那些参与了五月节日的团体的成分和形式是崭新的，观念、意识以及组织社会的原理也都是崭新的。有人警告说：即使只是面对像1968年5-7月事件那样的相对有限的事件，要了解每一个团体的观念和抱负是不可能的，要了解每一个个体就更不可能。社会学家已经开展并将继续开展研究[18]，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却依旧艰辛。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证物：学生行动委员会在事件中的作品；艺术专业的学生制作的海报（affiches）；例如情境主义国际——它以影响了一些参与者而闻名——等各个团体的言论；记者们的专栏；各种政治力量发表在它们的杂志上的观点；由参与者所举行的访谈。面对这些杂乱无章的混合物，难怪结构主义者们想要把意识从人文科学中排除出去。尽管如此，还是涌现了某些在其新奇形式中包含着重大意义的类型。

很清楚，学生中的思想先锋们认为学生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学徒，不是注定服从社会要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分析集中于和资本主义利益相协调的大学结构的那些特征。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需要技术知识分子，大学成为资本主义的装备（arm），转动它的齿轮以便服从经济的指令。学生成为从属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劳动力商品。大学的批判和文化功能丧失在训练有素的工人们的大规模生产的压力之下。因此学生，和工人一样，在压抑的、等级制的组织中被异化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具有和生产过程一样的去人化的属性，忽视了学生群体的具体欲望和需要。

运用来自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安德烈·布雷东、威廉·赖希、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列斐伏尔、萨特、马尔库塞、毛泽东、格瓦拉（Che Guevara）以及结构主义者的观点的大杂烩，学生们将社会设想为一个威胁着其臣民之人性的景观。五月期间，墙壁变成了理论家：

Imagination au pouvoir.

让想象夺权。

Le gaullisme est l’inversion de la vie.

戴高乐主义是生活的倒置。

La revolution qui commence remette en cause non seulement la societe capitaliste mais la civilixation industrielle.

已然启动之革命不仅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质疑工业文明。

La societe de consummation doit perir de mort violente. La societe de l’alienation doit perir de mort violente. Nous voulons un monde nouveau et original. Nous refusons un monde ou la certitude de ne pas mourir de faim s’echange contre le risqué de perir d’ennui. (Cohn-Bendit)

消费社会必须死于非命。异化社会必须死于非命。我们想要一个新颖别致的世界。我们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龚本第）

Nous menons ici [the Sorbonne] une vie merveilleuse, nous y dormons, nous y mangeons, nous ne touchons pas d’ argent, personne n’y pense ici. C’est déjà la societe que nous voulons creer.

我们正过着一种令人赞叹的生活。我们睡觉；我们吃喝；我们不接触金钱；没有人想起它。这已经就是我们想要创造的社会。

Je prends mes desires pour des realites, car je crois a la realite de mes desires.

我将我的欲望接受为现实，因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现实性。

Il est strictement interdit d’interdire.

禁止是被禁止的。

L’humanite ne pourra vivre libre que lorsque le dernier bureaucrate aura ete pedu avec les tripes du dernier capitaliste.

直到最后一个官僚被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所绞死之前，人类不可能是自由的。

L’action ne doit pas etre une reaction mais une creation.

行动不应该是反应，而是创造。

Ne changeons pas d’employeurs, changeouns l’emploi de la vie.

不要改变雇主；改变雇佣的生活。

Les reserves imposes au plaisir excite le plaisir de vivre sans reserve.

强加于快乐之上的谨慎使我们对无需谨慎的生活的快乐更感兴奋。

Un flic dort en chancun de nous, il faut le tuer.

总有个警察生活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我们必须杀死他。

La revolution doit cesser d’etre pour exister.

革命不再是为了生存。

Ne travaillez jamais! [19]

永不工作！

这个不可思议的涂鸦表达了反抗者的意图：在与当代异化（而非19世纪的形式）的关联中同时改变结构与文化、客体与主体、社会与个体。呼唤直接的、总体性革命的乌托邦与争论（contestation）策略具有同样的震撼价值。写在墙上的东西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18]  E.g., Willener, op. cit.

[19] 关于布告（affiches）的更完整的目录见：Julien Besançon, Les Murs ontla parole (Paris, 1968) and A. Ayache, Les Citations de la révolution de mai (Paris, 1968).

在过去，对戴高乐主义资本主义的显性反抗来自于共产党，它在1968年对法国的理解与1936年在人民阵线的时候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争论消失了，垄断取代了竞争，而将国家改造成了“法西斯主义”。左派的斗争不得不赞同受到威胁的议会民主。所有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不成熟的。受共产党的官僚制度所抑制，工人的真正不满没有出现。五月运动反对“邪恶的斯大林主义者”（龚本第语），渴望社会组织质上的改变，像渴望经济和政治革命一样也渴望文化革命。尽管学生们拒绝了旧知识分子的权威，但他们的基本概念被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所预示。用龚本第的话来说，

有些人曾试图强迫马尔库塞作为我们的导师：那是一个笑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读过马尔库塞。当然，有些人读过马克思，也许巴枯宁，还有现代作家——阿尔都塞、毛泽东、格瓦拉、列斐伏尔。几乎所有“3月22日运动”的激进分子都曾读过萨特。但这次运动的灵感并非来自于任何一个作者[20]。

然而，存在一些必须得到注意的直接的思想来源。

从海报中我们可以发现情境主义团体的观点，他们位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文学院（Faculte des Lettres）。我已经揭示了列斐伏尔——他1960年代中期在那任教——在他们的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情境主义者在1966年发动了一场迷你版的五月运动，扰乱了大学并出版了一本非常流行的小册子《关于学生生活的贫困》（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ant），它是《争鸣》集团的理论对学生生活的一次应用。1968年巴黎的情境主义者在巴黎大学建立了第一个行动委员会。《社会主义或野蛮》也影响了五月事件。龚本第出席了一个包括克劳迪·勒福尔在内的研究团体的会议，且一般而言，在南泰尔，《社会主义或野蛮》在1968年之前已经被广泛阅读。龚本第的《过时的共产主义》（Obsolete Communism）一书中的大部分观点都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或野蛮》。甚至，在南泰尔，学院已经介绍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列斐伏尔在那里教授社会学。还有，哲学系被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利科、杜夫海纳、列维纳斯）所控制且坚定地反结构主义。然而，总体说来，我们不能说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地被学生们所吸收，也不能说他们在以它的名义活动。

五月风暴的思想文献提示我们要重点强调关系和意识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以便实现欲望和积极创造性的繁荣。萨特的自由概念与列斐伏尔的非异化的节日观念的结合最好地抓住了学生们的眼球。在五月运动的思想中完全缺乏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个体是社会上的原子、自由，社会是一个客观的他者，情感与理性相矛盾。对学生们来说，物化的意识形态和机构将通过“共享经验”的相互性（reciprocity）而被避免。当然学生们没有仔细地阐发这些观念；话语本身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罪恶。但他们的论点或格言（epigraph）是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它的“个人在集体活动中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的观念被学生们称为“自治（autogestion）”，并且是他们的中心要求。也许他们从尼采那儿引用的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状态：“人应该从灵魂的混乱中产生舞动的星星”——用萨特的术语，人们必须真正自由地活着，以避免自欺。

我最愿意关注的五月事件的特征是它的节日基调，在意识和关系中物化的不在场，个人遭遇的令人惊讶的开放性。（拉丁区的汽车都消失了。）口头语言的直接交流——即使是对完全陌生的人——改造了资产阶级交际的装腔作势的文雅。人们之间的所有墙壁似乎都瞬间崩溃，将旧的压抑、防卫和恐惧一扫而光。很多人，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年人和青年人、男人和女人、知识分子和工人、专家和体力劳动者，都简单地谈论着世界将采取何种形态，他们将做什么以及成为什么，生活将是什么样子。交谈因此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性质：现实似乎是可能被改变的。

[社会的]金字塔在五月的阳光下已经像一块塔糖（sugar loaf）一样融化了。人们相互交谈，立即相互理解。不再有知识分子，不再有工人，只有到处讨论着的革命者，在普及一种交往——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或其他想要成为组织者的人才会感到被这种交往排除在外。在这一语境中，“同志”一词再次发现了它的真正涵义：他真实地标志着人们之间所有分离的终结[21]。

就在那一刹那，法国领略了超越异化的生活。

[20] Cohn-Bendit, The French Student Revolt, trans. B. Brewster (N.Y., 1968) 58.

[21] R. Vienet, Enragés etsituationnistes dans le movement des occupations (Paris, 1968). 同样的印象参见Seale, op. cit., 93 and Ardagh, op.cit.,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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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译｜张金鹏／陈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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