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陈传兴论“画室”｜08｜附｜恩格斯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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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传兴责编 | 钱塘祠炒板栗的莫师傅

诗人但丁，恩格斯在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称之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新诗承载了新时代的形式欲力，以先锋的姿态爆破旧世界的诗歌秩序，在中世纪提前预告了新时代的现代性。激进现代主义观念的开端。本文中“陈传兴把恩格斯的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从诸多本译本序言中打捞出来，因为这序言在等待但丁诗人重生于新时代。作者将一个共产主义时刻引向诗学：语言政治革命及其对多重异质语言的重新沟通”。“语言权力争战，引申复杂的精神机制工作”。但丁的抒情诗打乱了区域民族语言以及次要文学类型的既有定位，冲击拉丁文至上的支配权。马克思是否处于同样的过渡者位置？陈将二者并置，二者都延时后遗地被打捞，发现其开创性历史位置；但丁在意大利偏远地区手持《神曲》发起的语言政治革命，母语/方言宣告其表达的正当性，以新的视角观看希腊古典世界；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当时诸多社会主义思想中保证了其主体性，不同版本的翻译联通各国族精神领域的差异性塑造了《共产党宣言》世界性共体。语言的政治权彰显。笛卡尔在撰写《方法论》（1638）时取巧地故意使用法文，以当时认为不严肃、不正式的书写方式逃避严肃批评系统，回避神学纷争，但依旧无法摆平两种不同语言特质间的矛盾以及其生就的精神困惑。“不平等的世界里，母语经验平等地赋予每人创制共同的诗性世界的潜能。诗人，革命家，都将穿越美学、政治的双重边缘而重新诞生。”（《先锋的时间异构》）本文摘自《新美术》（2021.4），院外将分为八次推送，感谢作者与杂志的授权。

Les principaux journaux de Paris, allant déposer leur vote | Rigobert |1848

1863｜陈传兴论“画室”｜八｜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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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将但丁放在经济史观，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诗人，简化但丁和《神曲》的文化思想史丰富意义。但丁《神曲》标志中世纪拉丁文至上支配权消褪，非主流的区域性民族语言和次要文学类型——抒情诗取而代之；这种转换的历史性涵盖几个课题，它们决定了但丁如何面对“拉丁性”[Latinity]，发现并收受希罗古典文学去化解中世纪士林哲学、神学的想象政治。但丁借助维吉尔[Virgil]的引领点燃新的诗意激情，一如人文思想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腊哲学。但丁的过渡者角色位置在于通过他在拉丁中世纪学会运用意大利方言、罗马语系去唤醒希罗古代文学进入现代。[1]虽然具有如此重要历史位置和突破转换工作，但丁和《神曲》却被忽略、遗忘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在意大利被重新重视、讨论，那是一个广泛的欧洲人文思想重新定义中世纪，和古典文学的现代性思潮，德国的浪漫主义、英国的前拉斐尔派，法国迟至19世纪40年代末才出现第一个《神曲》译本和讨论，但局限的。随着意大利本身的政治变动，国族统一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进行，但丁的重要性更被放大，成为国族精神象征。

但丁和《神曲》所代表的语言政治革命，母语的主权宣称，从单一普世的拉丁文王国中解脱。语言特殊性，区域文化成为新的精神场域，操作不同的观看和吸纳希罗古典，古典主义。《宣言》的不同语言译本之序言，除了见证《宣言》的扩散影响之外，也让人思考《宣言》如何透过语言翻译工作，沟通国族文化的精神领域差异性，达到普遍国际化，世界性[cosmopolite]共体的促成。《宣言》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再是混杂各种不同派别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器官拼贴事物，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客体[object]。如熊彼特的诠释《共产党宣言》的不完整性，融合借用不同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思想论述，甚至，共产主义名称也是折衷借用而存续下来。《共产党宣言》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如同义大利语的偏远地方，次要方言那般，后进被忽略掩盖、遗忘，弃于一旁。但是其开创性历史位置，不是在当下，而是后遗、延迟性产出，让熊彼德称其为转捩点，马克思在1848之后所有思想论述的序曲。

《宣言》的序言系列不同于笛卡尔《哲学原理》的现代序言，其特殊性，首先在于语言，翻译工作和序言的关系。孔百庸在这一点并不多作着墨。但实际上，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论述，书写和其扩散流通，拉丁语和法语的语言政治主权对抗矛盾中展开的异端审判恐惧支配书写语言选择。笛卡尔以母语，法语撰写《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ethode]（1635），第六章结尾他解释其因由：

如果我用法文书写，那是我家乡语言，而不用拉丁文，它是我教师的语言。因为我希望只有那些能够使用纯粹自然理性的人可以较好评断我的意见，比起那些只相信古书的人。而那些带着正确意向作研究的人……我可以确定，如此偏向拉丁文，他们拒绝听我的理论，因为我用通俗语言[Langue Vulgaire]向他们解释。[2]

[1] Ibid.

[2] Descartes, René.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Flammarion, 1966, p. 95.

Jongkind, Clésinger [et] Arm. Barthet dessiné par Baudelaire｜Nadar、 Baudelaire Charles | 1857

隐晦、曲折的说词，笛卡尔不直接明说，所谓“相信古书的人”指的是那些特定人士，而争论的议题是什么，也带过。最后归责于使用的语言不同才可能引起纷争。然而实际上，近乎告解的遁词为了掩饰他不愿意落入两年前，1633年，伽利略遭受审判的下场。两年后他写给梅先信中就坦承，《方法论》关于神存在的问题很粗疏，自己也犯了不少错误，将问题全放在想象或知性层面，但更大疏失在于“因为害怕那些居心不善的人，饥渴地寻找我的论述中可疑点和不够严谨，所以用通俗语言书写，但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以同样方式暸解我用来消除他们疑虑的理性，我可能将他们引入歧途，让他们迷失其中。”[3]

书信中笛卡尔明白表达语言选择策略，使用法语去回避神学纷争，这种语用目的操作，实际上不能化解复杂的法语／拉丁文语言政治矛盾。一方面法语的日常语言仍然不具有拉丁文书写大传统的丰富和严谨，因此，另一方面当处理哲学、形上学问题触及神学课题时，就很容易因为先天性语言特质缺陷不足而犯禁落入险境，而宗教审判却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政治。《方法论》的语言权自主的主观想象，只是片刻表现，之后笛卡尔自我修正，回归拉丁文书写，1647年两部主要著作，《形上学沉思》和《哲学原理》，语言政治的矛盾张力用各种形式、语调浮现在正文边缘回荡。法文拉丁化，拉丁法文化的渗透异质寄生对思想论述影响多大。

《哲学原理》笛卡尔借助为法译本写序之名义，用书信体方式让法语从拉丁文宰制国度逃出，复返在城邦门口发声。他迫不及待在序文开头就直言，希望有更多人阅读法文本，比拉丁文更多人。为了这个目的，避免被书名吓走，笛卡尔认为有必要写篇序言澄清，而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可适合这任务。[4]虽也强烈意愿，使用母语，但是拉丁文的语言权力支配下，笛卡尔只能修饰的说“希望”，而这序言，也非真正的序言，“他也许可以当作序言”，文体暧昧性（书信—序言）掩饰真正意图。扩散、启蒙更多学院外的法文阅读者接受他的新哲学。这种回避语言政治压制的操作，《形上学沉思》将之戏剧化成为多幕序曲，如果不失之过度比拟，笛卡尔制造一场语言审判的巴洛克戏剧。《哲学原理》的低限谨慎直叙，不带任何感性、情感用词；《形上学沉思》同一年出版法译本，令人讶异，语言矛盾冲突在一个形上学舞台上，爆发出多重序言激情碎片，人物角色交替复音变调互诘对话，上帝与城邦市民大众全被召唤出场，见证语言命运悲剧。拉丁文和法文，原文和译本的矛盾持续未解，形成诠释《形上学沉思》的一个先决难题，悖论：“如果拉丁文本更真实，因为更接近真正开创。法文译本有时却更正确。”[5]

这困惑源生于笛卡尔先用拉丁文撰写《形上学沉思》，如当时一般学术著作，隔六年后，才由他人译成法文，虽经笛卡尔审订同意，但究竟笛卡尔参与翻译过程多少，而致两版本间出现很多差异，译本基本上是混杂不纯的文本。除了文本差异之外，1647年法译本原先由笛卡尔以拉丁文书写的序言被替换，改成“出版者致读者言”，被移除的拉丁文序言，延后迟至1661年才重新浮现，由《形上学沉思》译者克雷斯列译成法文。语言权力争战，引生复杂的精神机制工作。对笛卡尔个人而言，自我沉思怀疑过程必然被两种语言冲突驱动分裂，摆荡在两个语言国度间，多大的自我矛盾，将一篇拉丁文序言置放在自己由他人翻译成法文版本前面，笛卡尔的意图是否要让读者直接面对语言对立，作一场审判？是否因为异质混杂的疑虑才让序言被排除？

[3] Descartes, René. Correspondence. ed. Charles Adam and GérardMilhaud, vol. I, no. 93. Descartes à Mersenne (27, février 1637), LibrairieFelix Alcan, Paris, 1936, pp. 328-331.

[4] Descartes, René. “Lettre de l’auteur, à celui qui a traduit lelivre-laquelle peut ici server de preface.”(1647) Œ uvres de Descartes. ed.Charles Adam and Paul Tannery, vol. IX,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Paris,1996.

[5] Descartes, René. 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1641). ed. Jean MarieBeyssade and Michelle Beyssade, Garnier Flammarion, Paris, 1979, p. 27.

Saint Cécile of Rome｜François Joseph Navez｜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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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美术》｜2021

"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

20 世纪前30 年的先锋派运动激发了此后持续一个世纪的思想论辩。回看这场世纪对话，有必要先厘清先锋派艺术和通常所说的“现代主义艺术”究竟是何关系？是将先锋派置于连续性的历史中还是将它确立为一个历史断裂点？先锋派与艺术“体制”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本专题选择了几个关键节点上围绕“美学先锋派”理论之争的历史性文本，以期穿透“avant-garde”在20世纪艺术领域的使用、引发的主要问题与争论焦点，爆破出先锋派运动的思想张力。

专题目录｜

先锋的时间异构——“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专题代序 / 周诗岩

1863 / 陈传兴

艺术、社会、美学 / [德]特奥多尔· W. 阿多诺，艾寇译

先锋派困境 / [德]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撰， [英]约翰·西蒙英译，陈嘉莹汉译

浪漫主义和先锋派 / [意 ]雷纳托·波焦利，田延译

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选译 /[德]彼得·比格尔，赵千帆译

先锋派与新先锋派——回答关于《先锋派理论》的一些批评 /[德]彼得·比格尔，杨娟娟译

从政治转向美学？/[法]雅克·朗西埃，赵子龙译

现代性再思考 /[法]雅克·朗西埃，周诗岩译

Friedrich ENGELS｜恩格斯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致意大利读者｜1893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它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版画《神曲》｜插图012｜古斯塔夫·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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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治理的政治？或者治理 ?

朗西埃明确了他所谓的政治和治理并不是两种生活模式，而是两种可感分配，切分感性空间的两种方式，而治理将相似性与差异性同一化。就此指出福柯对政治的思考是围绕着权力而建构的，并未对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加以区分，都只是发生在所谓的治理空间之中。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远比压迫性机器以及身体的规训等等的外延更大。这也正是他在访谈中所重申的，人们不可能从描绘着权力实践的某种关照中，从模式的生命治理的权力理念中，提取出作为特有政治主体化模式的生命政治的理念。

我并不相信人们真地可以从描绘着权力实践的某种关照中，从模式的生命治理的权力理念中，提取出作为特定的政治主体化模式的生命政治之理念。

1938年11月10日｜批评《拱廊街计划》的信

文化特征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只有在以总体过程为中介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精编｜在这种直接性的、无中介的、非辩证的（我也可以说是“人学的”）唯物主义中，有一种浓厚的浪漫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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