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分离｜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1969年

原创 EXTITUTE 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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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LAST MARXIST／演译｜PLUS／责编｜星丛

院外此前推送过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文章，大部分的重点放在了本雅明与阿多诺之间的争论上，如果想要更有助于我们确立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持续的遗产地位，那么必须再加上1969年阿多诺与马尔库塞之间最后的一些通信，这两位多年来的同事与好友在信中辩论的是如何面对1960年代的新左派。在阿多诺这边，因为叫警察来对付学生示威者这一事件而搞得自己“声名狼藉”，但是他仍旧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即使无法立即实现，也还是有可能的。马尔库塞那边“乌托邦的终结”的演讲（1967年），在《新左派评论》上论“革命问题”的访谈（1967年），以及他在1968年12月4日的演讲“论新左派”，首肯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由此，阿多诺在他最后写作的《“理论与实践”的旁注》和《论“顺从”》中试图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并给予警示，而这两篇文章都是直接从他与马尔库塞的通信中发展而来的。马尔库塞在回应阿多诺时也承认了这种致命的混合：“理性的要求和非理性的要求（实际上是反革命的要求）它们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针对具体的人事，马尔库塞认为像“红色丹尼”科恩·本迪特那样所谓著名的新左派活动家，那个因为马尔库塞在二战期间曾为美国政府工作而试图搞臭他的人，其实只是孤立无援不成大器的小角色。而阿多诺试图去把握科恩·本迪特和鲁迪·杜奇克这样的人所主张的那种行动意义，尤其是从他们的自我认知中去把握“不妥协”的道德姿态，而不是认可其自我价值。正如阿多诺后来对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有些时候，理论需要靠实践往前推一把。但当前客观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面对的是贫瘠而野蛮的实践主义，它与理论没有丝毫关系。”这样看来，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1960年代新左派的预估，以解放的意图预见到了政治实践和理论将会持续面临的问题。在1969年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关于新左派的分歧发生的几十年后，今天所谓的差异正是资本主义自那时以来的发展方式。然而今天虽然某些方面与1960年代类似，但是如何超越强制劳动的社会这一可能性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重新回看当年阿多诺对马克思“异化”这一原初概念的恢复，以此反驳马尔库塞后期对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怀疑。这一回看仍旧是有意义的，具有批判性的。因为今天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像马尔库塞和其他新左派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消费过剩，而是持续强迫的劳动使社会陷入困顿。这倒不是因为马尔库塞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而是因为马尔库塞的观点很容易被新左派之后的政治观点同化，即使马尔库塞本人未必会同意。马尔库塞关于资本主义的假定仍然是深奥隐秘也过于想当然了，这点对他的读者来说是看不到的。相反，阿多诺的观点就非常明确，显然会遭到新左派以后的政治的拒斥，而这恰恰是阿多诺要批判的问题。不过，马尔库塞那些让新左派及其后继者们很可以接受的观点，却是建基在错误的假定之上。或许我们仍有必要沿着阿多诺和马克思的方向认定解放的潜力应当超越劳动，而不是在劳动之中。院外陆续还将推送社会研究所的相关文章。

理论与实践的分离｜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1969年｜2011

本文4500字以内

理论与实践：1960年代的历史时刻｜

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新左派的预估的确存在分歧，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反不反对或支不支持1960年代学生和其他的抗议活动。确切地说，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各自如何判定这一历史时刻。马尔库塞从1960年代中发现的也不是左派在实际中重新振作，更不是革命的可能，而是有潜力拉开序幕走向未来，然而，阿多诺对新左派的走向却多有批判。尽管马尔库塞对新左派也持批评态度，但比起阿多诺来，他显得更能包容这场运动。从表面上来看，人们或许会认为阿多诺更悲观些，但实际上正是因为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下和未来的前景太悲观了，才促使他对新左派乐观。

马尔库塞与阿多诺后期发生分歧的背景是1969年的新左派转向。阿多诺从中捕捉到的是时机的消逝和视野的降格，这才是导致学生们绝望的真正缘由，而马尔库塞认为未来的前景仍然是开放的。这也代表了两条进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既是1969年新左派转向的背景，也是这一转向的结果。马尔库塞试图从理论上发掘出新左派的潜力，尽管这种潜力黯淡不清，而阿多诺则把批判性的方法放在首位，认为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政治上的实践，1969年前的新左派很难走出危机。

阿多诺强调最近的新左派与1930年代末老左派危机之间存在着历史的亲缘关系。在他看来，历史正在重演。阿多诺坚持认为只有以批评理论的方法才能保留这种历史意识。相形之下，马尔库塞强调的是1960年代历史新形势所蕴含着的潜力。对马尔库塞来说，这一新形势中也包括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在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本身性质上发生的变化。马尔库塞认为该研究所在政治上已经妥协，到1960年代它成为了既定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它的本质属性与1930年代的截然不同。阿多诺则主张认识上的延续性，尤其是他自己的思想。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记录着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分歧的通信中去探究两者的差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其他影响并挑起到他们之间冲突的力量。一面是抗议的学生们，他们的观点不管是与阿多诺还是马尔库塞都相当的不同。另一面是霍克海默，他对新左派是拒绝的，这与阿多诺对新左派的批判有所差别。如果把阿多诺的观点等同于霍克海默的，那么就无法把握住阿多诺批判新左派的实质。

这些因素都间接地影响到了1969年阿多诺与马尔库塞之间通信的质量。马尔库塞在媒体上指责霍克海默的言论，于是阿多诺为了给霍克海默辩护所以回应了马尔库塞。尽管阿多诺为霍克海默的声明，尤其是那些针对他们的错误论述做了辩护，但并不意味着阿多诺的观点与霍克海默相同，也不意味着他完全赞同霍克海默。

至于在支不支持或反不反对新左派这一问题上也不外乎如此。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都在某些方面支持学生和其他抗议者，但同时各自也都保留意见。事实上，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认为，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正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专制主义的特征，新左派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把新左派贬称为“红色法西斯”的倾向已经道出了1930年代和1960年代之间蕴含着的连续性，差别在于阿多诺乐得指出这一点，而马尔库塞不予否认，不过在当时淡化了它的重要性。

对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来说，斯大林主义这一争议在预估新左派的特征上时隐时现。“红色法西斯主义”就是二十世纪30年代之后用来描述斯大林主义的术语。马尔库塞认为在新左派政治中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已经削弱，而阿多诺则认为就算它没有变得比以前更糟糕，但仍旧存在。这就是阿多诺在思想上与霍克海默（或许也包括哈贝马斯在内）至关重要的不同点。阿多诺认为斯大林主义的问题自1930年代以来并未加剧，而霍克海默则恰恰相反。因此，我们不妨将霍克海默的观点看作与其他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轨迹，也就是说走向“冷战”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

在这一历史时刻的交锋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之间就马尔库塞的分歧可能会变得含混不清，为此，我们可以追溯到二战初期，以及研究所中关于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 "国家资本主义"论的争辩。尽管波洛克针对的只是纳粹德国，但这套论述方法也被认为同样适用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不过阿多诺在当时就与他的同事们看法不同，他以一种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式指出，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联，都必须看成是已有的老“矛盾”，问题在于这种矛盾的特性。不管经历过怎样的历史转变，纳粹德国、苏联，甚至是美国新政，这些新的历史现象在何种程度上仍旧可以用马克思的方式展现出资本的矛盾？

马尔库塞修订马克思｜

对1960年代的新左派来说，再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待资本的矛盾引发了争议：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在哪些方式上可能已经过时了？马尔库塞1969年与阿多诺就新左派的问题产生分歧之前，已经在1967年发表了论“乌托邦的终结”的演讲，其中他对马克思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概念提出异议，开篇就将矛头直指马克思：

我相信，就算是马克思也还是太拘泥于持续进步的概念，甚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原本应该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明确否定，现在呢？也许无法代表，或许也不能再代表了。也就是说，今天“乌托邦的终结”这一概念意味着我们至少有必要讨论如何重新定义社会主义。讨论的基础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决定性因素是否从属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现在看来已经过时的阶段。这种过时在区分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根据这种区分，自由王国只有超越了必然王国才能构想，才能存在。这种区分的意思是说必然王国在异化劳动的意义上一如既往的存在，这意味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其中唯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尽可能合理地将劳动组织起来，并尽可能地减少劳动。但它仍旧是必然王国中的劳动，因此是不自由的。而我相信新的可能性之一能够形成自由和不自由社会之间质的分别，就是让自由王国出现在必然王国中——在劳动中，而不仅仅是超越劳动。

这番话与之前出版的《爱欲与文明》的关注点相呼应，马尔库塞在1960年代末重新出版了这本书，并写了新的序言。马尔库塞借用了席勒“游戏驱力”的说法：让工作变成游戏。他在《爱欲与文明》中考量了“工作本能”的可能性，或者说劳动的需要可以转化到更为良性的方向，而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与“死驱力”结合在一起。此书最初发行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不在德国出版马尔库塞的书了，也就未予置评。

那么在哪些方面“工作”仍是必要的？马尔库塞批评所谓马克思过时引出的问题是，他错误地描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中的必然性的说明。对马克思来说，资本展现的正是对劳动而言的“虚假”必然性。马克思正是将必然性的这一“虚假”特征理解为资本中的“异化”。异化就是“虚假”，就是自相矛盾的必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的结果。资本并不是靠劳动的物质需求，而是靠它的社会需求激励的，如果社会需要过时了，那就是“虚假”的。

庸俗的“社会主义”口号，比如呼吁“为人类的需求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反过来形成了一种常见的误解，那就是追求利润激励着资本主义。对马克思来说，资本可能是由追求利润促成的，并因此滋长了资本家的贪婪，但那只是以资本为目的，所谓社会的自我异化的目的，也就是说，维持系统中的价值。原本资本主义应当是为人类目的服务的手段，到头来却让人类成为为资本目的服务的手段。同样，当工人在与他们自己受到的剥削作斗争时，也会发生类似的钓到过来的情况。马克思的观点是，劳动价值在工业革命后的资本社会中已经变得自相矛盾并自我毁灭：工人为其劳动价值的斗争也是自相矛盾并自我毁灭的。对马克思来说，这就是“资本的矛盾”：劳动只是在自相矛盾的意义上才是社会必然的，因为工人只能靠赚取工资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人类劳动以及工人本身在社会制度中变得越来越多余。马克思之所以会以他的方式阐述自由和必然，是因为他并没有假定人类劳动的物质必然性是社会的基础。

马尔库塞与新左派：资本主义的变化？｜

马尔库塞从另一方面假定了劳动的这种必然性就算不是物质上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如果从人类必要的尊严这一意义上来看，第三世界的剩余人口因他们的劳动过剩而成为矛盾，并以其政治上令人不适的影响，与工业较发达国家的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也是在1967年，马尔库塞接受了《新左派评论》杂志的采访，题为“革命问题”，他在采访中说：“曾经受革命者和革命启示的自由概念，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中越来越遭到抑制。”这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商品再分配的问题，而是因为物质的丰富与积累由此放弃了工作。

此外，马尔库塞还大肆渲染越南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残酷压迫和生死搏斗，认为那是解放政治的有利因素。“自由的革命概念与捍卫赤裸生存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在越南如此，在富裕国家的贫民窟也是如此”。将北越共产党政权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行动定性为捍卫赤裸的生存，致使马尔库塞从政治中撤出，其结果就是消除了任何对这些斗争进行批判的潜在基础，并粗暴地将他们在现实中的恐怖工具化。同样，阿多诺的学生奥斯卡·内格特将越南战争比作“大都市中的第三世界的抽象存在”。

德国新左派鲁迪·杜奇克在他1968年论“国际解放斗争的历史条件”的文章中，把越南战争说成是“思想生产力，用以认识当今世界矛盾现象的发展过程”。杜奇克甚至说正是“通过讲座、研讨、电影和示威等等”“越南对我们来说成为了活生生的议题”，就此，沉思的想象和残酷的现实搅在了一起。

阿多诺恢复马克思：资本中的劳动｜

阿多诺质疑的正是这种直接，直接地把越南共产党人的反帝国主义政治与学生的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在他1969年论“理论与实践”的文章中，阿多诺说"很难就越南剥夺人的睡眠一事展开争辩，尤其是任何一个反对殖民战争的人都知道，越共方面采用的是中国式的酷刑”，在给马尔库塞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质疑马尔库塞少有批判地支持60年代末的学生激进主义。

阿多诺“理论与实践的旁注”的中心论点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进步的”，也就是解放的。阿多诺将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对比，后者认为劳动分工才是异化的根源，而并非资本中劳动的价值形式的自相矛盾。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56年的对话“走向新宣言”中，有关脱离政治实践的批判理论的不可能性是从把劳动看作“中介”开始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谈到了劳动在高级资本主义中的“意识形态”作用，所谓既“真实”又“虚假”的社会必然性。例如阿多诺说，如果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公平的劳动分工，那么就算必须每天做几个小时的“电梯服务员”，他也不会介意。在1945年的一个片段集中，阿多诺写到“劳动法则”限制并扭曲了当代现实：是的，不是“资本”法则，而是“劳动”法则。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谈话中，马尔库塞的幽灵还一直困扰着他们。但只有霍克海默提到了马尔库塞，试图指责阿多诺在政治上的推测。阿多诺没有上钩：显然，他并不介意与马尔库塞的关联。我们可以将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差别看作是因如何看待新左派的作用而起的，但是他与马尔库塞的分歧并不在新左派的问题上，而是有关资本主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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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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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记忆”的消失

霍克海默“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和“专制国家”

霍克海默的《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1943，未出版的手稿）与阿多诺同时发表的《关于阶级理论的思考》（1942）以及此前霍克海默的《专制国家》（1940/42）可以被看作是一段持续的工作，标志着他们是如何从现实诊断的意义上“改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断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来看，上述的这些文章也都受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的启示。不同的是本雅明描述的是历史的基本危机，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1940年代看成是历史已经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历史。

现如今，那些敲诈勒索的行径早已取代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政党……不指向超越，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斗争。

顺从

本文是阿多诺1968年的一次广播讲话的发言稿。针对罢课闹革命的学生们指责阿多诺的“顺从”的罪名，阿多诺反唇相讥，给学生们扣上了一顶“伪行动主义”的帽子。阿多诺郑重声明，理论必须独立于实践之外……阿多诺反对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指责学生们的街头抗争是景观式暴力。阿多诺的立场究竟是一种犬儒的自我辩解，还是对真理的捍卫？

解放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没有被预先设定结果（行动纲领）的思想之中。

思想具有普遍的力量。在某地令人信服的思想一定会在另外的地方被另外的人想到。

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谁是“历史的否定者”？

福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采用了传统的主体概念，他们的问题（比如马尔库塞那些与弗洛伊德某些概念相关的讨论）指向解放被囚禁的天性，或发现最深处的真理；而对于福柯来说，问题恰恰是朝向某种完全不同的他者的运动，即在于“破坏我们之所是”。在此，福柯解释了在《词与物》中所提出的“人之死”概念，其中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人文科学中，另一个是在人的历史中，简单来说，我们无法到达人的本质，经验的人是在定义对象域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变形、转变、转化为一个主体。而面对“历史使用者”们对他的“历史否定者”这一描述，他认为分歧在于，哲学家头脑里的东西，是不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判断。福柯选择自己来做第一手历史分析的理由是，主张一种科学话语，并不是历史之上的事情，而是历史的一部分。

可理解性，不可还原为社会经济的历史在文化现象上的投射，后者并不是那个原因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人是经验的动物，他无限地卷入了一个进程：在定义对象域的同时也就改变了他自己，将他变形、转变、转化为一个主体。

译介｜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

法兰克福学派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顶皇冠，而阿多诺或许就是这顶皇冠上最大、最耀眼的明珠。作为批判理论系列的子系列之一，译介阿多诺的经典文本是一门可以不停演练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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