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还不够，宗教又来｜二｜经济与神学：暴力的交叉

原创 EXTITUTE 院外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埃蒂安·巴利巴尔／译｜f／责编｜钱塘祠炒板栗的莫师傅

本文是埃蒂安·巴利巴尔为2016年举办的“批判的贫困”研讨会发言稿整理的一篇论文。巴利巴尔试图为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构建一种新的批判角度以便寻求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应对方案。这一危机的特点是全球层级的普遍化暴力行为，政治经济的失灵，尘嚣日上的“宗教回归”，在一个新的程度影响着每一个体。当前的危机是全球性的：普遍化暴力经济与神学-政治的叠加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政治经济已成为过去式，现今是过多的政治神学。政治无法操控不断突破边界的暴力经济，于是逐渐地启用宗教模式。经济是暴力的，这种暴力穿透每一个体，带来的后果既有主体危机（如何确立自身的位置），同时也不断冲击着固有制度。二者某种程度上隐含重新确立人的秩序的期许。经济及其政治管制之间的裂缝，正是宗教嵌入的位置。揭穿政治无法让经济从属它的管理而试图从神学模式中汲取管理力量现实，亦即表明，政治已然丧失其自身的力量。当我们讨论“宗教的回归”时，“宗教”究竟是什么？宗教或许已经不是那个作为某个客体存在的宗教，而是一种被借用的手段。“宗教回归”，除表面上对宗教的呼唤以外，强加世俗化的做派也是隐形宗教性的形式，是某种自我意识对“再度神学化”的反应。“纯粹资本主义”同时引用对宗教认同的肯定来表述，二者的叠加，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暴力？为何呼唤“宗教的回归”？谁在呼唤“宗教的回归”？政治经济与宗教在“身体”这一场所的抽象交锋日渐激烈，在世俗空间以暴力的形式展现。政治经济与宗教在“身体”这一场所的抽象交锋日渐激烈，在世俗空间以暴力的形式展现，通过对马克思的重读与反思，巴利巴尔重新引入神学政治问题，指出即使是政治经济学也隐含了神学逻辑。宗教批判从未结束。原译文载于《激进哲学》，感谢译者f授权，本文分四次推送。

Prêtre musulman｜1787

21世纪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还不够，宗教又来｜二｜2016

本文3500字以内｜接上期

经济与神学：暴力的交叉

让我们大着胆子再进一步。我想说，“危机”——它既是地方的，也是全球的，也并不外在于它在我们的话语和良知中激发出的末世论联想，其世界级维度的特征在于两种“现象”的叠加，这两种现象乍看上去像是异质的，但我们可以试着通过一种准-分析或伪-分析的架构让它们互相关联起来。第一种现象是普遍化暴力经济的浮现，它穿过边界、将地方性的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灭绝性暴力——其实是排除性的暴力，因为此刻虽然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多种死亡，但其中涉及的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死亡——结合起来[1]。比如说，排斥，或者更好是借用萨斯吉雅·萨森（Saskia Sassen）最近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力度和视野提出的范畴，个体和群体被从他们在世界上（不管是哪个世界）所处的“地方”普遍化地“驱逐”[2]。没人怀疑暴力的古老，它有着无数的形式和起因，它是人类本身的人类学特征之一。但是，看似能够穿透一切边界、还把边界本身当成工具来使自身普遍化的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新现象，其新颖性依赖的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时刻与之相遇这一事实[3]。我想到的第二种现象是政治经济与政治神学的叠加，更确切说是交叉，或者称之为神学-政治。此刻我们正在接近需要提出的问题。为了将而今那种普遍认为的观点（我不相信这种观点为法国所特有，即便它确实能从关于政治自主的‘法国’思想中找到确切的证据）表达出来，我想提出下列表述：我们不再拥有足够的政治经济（或经济学中的政治），但却拥有过多的政治神学（或政治中过多的神学）。

[1] 比如，可以对两个毁灭性的“死亡区域”加以比较：9/11袭击和美国干涉之后的叙利亚及更大范围的中东地区，以及遭受埃博拉病毒污染，本质上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放弃、任由其自生自灭的西非地区（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

[2] 见萨斯吉雅·萨森，《各种驱逐：全球经济中的残酷与复杂性》，麻省剑桥与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

[3] 见埃蒂安·巴利巴尔，《我们，欧洲的人民？反思跨国公民权》，詹姆斯·斯文森（James Swenson）译，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

Exposition Coloniale Dioraina de Meknes｜1932

对于我们一般所谓“宗教回归”，我还想纳入坚持或强加世俗化的那些做法，因为它们本身就已经是深具宗教性的形式，是对被理解为社会冲突的“再度神学化”作出的反应，或是其自我意识的种种形态。（但该如何将社会冲突与其自我意识区别开呢，既然恰恰就是后者先让它具有了冲突性？）这里无需再去追溯和考察所有原教旨主义的领地——伊斯兰教，也还有印度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基督教首当其冲，因其存在于很多西方和南方国家）——要想面对它，也还有必要去描述那些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并从宗教传统中获得其灵感、语言和行为模式，能够实施并与他人分享的非暴力或反暴力的实践，它们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经过了重新阐释。德里达的问题就此而起（他的思考主要针对中东）：

由犹太-基督教西方以最佳理由发起的战争和军事“介入”……从特定角度看，它们不也是宗教战争？要想确定宗教战争本身，就必须给宗教划定界限。那也就意味着必须能够区分宗教所有的谓语[4]。

我想说的是，在目前的分析中起作用的现象-逻辑标准认为，宗教之所以会浮现，是因为经济不再被当成政治制度、作为过去曾名实相符的政治经济被思考和实践，那种视角已经随着国家的权力越来越跟不上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自动化而逐渐被放弃。换言之，交错总是已经存在于每种现象内部，二者中任何一个都无法独立于另一个。

于是这两个问题就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并列在一起吸引着我们当代人。如何重新思考神学-政治？如何评估经济与其政治管制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的度？“监管”这个词在1990年由世界银行第一次给以主题化的运用，如今已在广泛使用，它点出了二次加工时的矛盾性，因为它有可能依照使用者的意思，指的是政治的实际撤出——其功能就成了支持和管理社会，使之适应于市场的自我管制——或与之相反，指的是需要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实践，新的行动者所具有的跨国合法性不再依赖于某个国家的授权[5]。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也就是神学-政治复合体的意义问题，一直在两位配方发明者指派给它的循环里转圈，他们就是分处现代性的两个极端、前后相隔三百年的斯宾诺莎和卡尔·施密特[6]。也就是说，它被用来表明，或则“神学性”或“神权政治”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权力或在其他任何政治体制中起作用的任何反向权力都具有的一种神圣化的倾向），或则，政治权威的世俗模型（特别是那些建立于法律基础上者，这或多或少意味着例外应完全从属于常态）乃是从宗教模型中获得其意义和象征性权力的。如果这个循环重新开始转动，是不是因为政治（以及政治行动）对国家的指涉——无论是把它当成必要的框架，还是把它当成自己试图溢出的权力系统，或是要把自己从它那里解放出来（出于同样理由，也就冒着将永远依赖它的风险）——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不连贯，或至少，没那么自动了？

[4] 雅克·德里达，《信仰与知识：<单纯理性限度>中‘宗教’的两个来源》（1996），收于吉尔·安尼加（Gil Anidjar）编，《宗教行为》（Acts of Religion），伦敦：路特里奇，2002，第63页。

[5] 见即出的“关键词”（Parole chiave）第56期（2016）中关于“管制”（Governance）的描述。

[6] 关于“神学-政治”观念兴衰的历史，可特别参考扬·阿斯曼（Jan Assmann）《统治与救赎：埃及、以色列与欧洲的政治神学》一书的导言，慕尼黑：卡尔·汉瑟尔出版社（Carl Hansel Verlag），2000。

Tieulaine Gérard de｜1909

面对德里达的“宗教的谓语”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再增加至少两个问题，即政治和经济的谓语。普遍暴力的经济所表明的现象，既包括政治撤入经济（也就是说，政治为了经济的利益而消失，以及政治被‘纯’经济逻辑所吸收，即便后者已能按其自身方式被描述为一种新的政治并以否定的模式起作用），也包括神学-政治在神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神学化之间游移不定。不过，普遍暴力的经济也可以被描述成双重危机：个体在历史中的归属和成员资格（这也意味着，为了主权政治秩序的缘故，这些成员资格会被等级化）的危机，以及逐渐制度化了的社会冲突既有形态的危机——或者要是愿意的话，“政党”间“斗争”的危机[7]。

就这种冲突而言，在两个世纪里，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阶级斗争都曾代表着一种有限的形式，或者说一种激进化的形式，它将自身放置在政治的“岸边”（借雅克·朗西埃的说法），更确切地说，放置在分离并耦合“社会战争”（也在反用的意义上被称为‘内战’）的多种文明化形态的那个不断移动的边界上。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也为超越性的共产社会、特别是跨国的成员资格打开了可能，可以说也由此与那些制度化、地域化的政治共同体构成了一种游牧式的关系。

至此你们已经看到我的立场。一方面，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宗教的回归”这一假说——它采取的形式是对种种宗教类型（也都互相有着相反的目的）的认同日益肯定，并对国家分派或认可、与之形成竞争、从内部控制它们的认同造成损害——它是早先那些政治冲突或内部冲突形式引起的“集体主体化”形态衰落的结果。（朗西埃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了这一点。）[8]另一方面，这个假说充其量不过是个起点，是个临时的提法，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辨认“回归”的这个宗教是否如同被压抑者的回归般，真的和那个——在现实中或多或少——已经“离开”的宗教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我们在心底并不知道“宗教”是什么，或者到底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东西，以及透过何种视角它才能被统为一体，甚或是加以比较。同样，我们也不知道，让国家从属于市场指令的经济主导，这样一种不惜用进入“纯粹的资本主义”来解释的进程，何以借助对宗教认同的肯定来表述，而在这种确定引出的新领域中，社会将遭遇不可逆转的暴力[9]？

[7] 关于“政党形式”的危机强化并溢出了代议制系统的危机，可特别参考马尔科·里维利（Marco Revelli）《政党的终结》，都灵：艾奥迪出版社（Einaudi），2013。

[8] 雅克·朗西埃，“如何摆脱仇恨：与雅克·朗西埃的大型访谈”，《新观察者》，2016年2月7日。

[9] 关于不可逆转的暴力这个问题，参见拙著《暴力与修养：论政治哲学的局限》，G.M.戈什加里安（Goshgarian）译，纽约与奇切斯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5。

étudiants dans l'atelier des machines ｜1921

版权归译者所用，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Radical Philosophy｜2016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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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 2021／22｜

院外自2017年中试运行到2018年初正式运行以来，已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逐步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板块的定位不同，各自的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柢，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开端，以阿比·瓦尔堡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译介与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等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以深入特定个例的论文梳理整体脉络，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贯通言与行，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纪事｜2017／18 - 2021／22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星丛共通体｜

专题｜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

主持｜郑小千

瓦尔堡并非研究的目的，他更像是通往问题核心的途径。抛却时髦的风尚，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历史危机，与世纪之交的德国也就是瓦尔堡深度焦虑的文化根源有着怎样的关系？

专题｜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

主持｜周诗岩

选择“美学先锋派”理论之争关键节点上的历史性文本，穿透“avant-garde”在二十世纪以来艺术领域的使用、引发的主要问题与争论焦点，爆破出“先锋派”运动的思想张力。

译介｜瓦尔堡

主持｜郑小千周诗岩

当瓦尔堡的思想以显学之势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也被轻巧地引向了另一极：跳过批判性思考，沉湎于文学化的修辞，瓦尔堡所处的思辨传统，特别是关于历史救赎的问题却鲜少被提及。

译介｜阿多诺

主持｜姜山 × 保罗·本雅明

法兰克福学派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顶皇冠，而阿多诺或许就是这顶皇冠上最大、最耀眼的明珠。作为批判理论系列的子系列之一，译介阿多诺的经典文本是一门可以不停演练的功课。

译介｜塔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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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朗西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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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2017／18 -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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