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比·瓦尔堡纪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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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长子权利转让给了弟弟马克斯（Max），前提是马克斯需为自己支付所有的购书开销。
在波恩大学学习历史、艺术史和心理学，师从卡尔·尤斯蒂（Carl Justi），赫尔曼·乌瑟纳尔（Hermann Usener）和卡尔·兰布雷希特（Karl Lamprecht）。[1]
在佛罗伦萨，受到奥古斯特·施马尔索（August Schmarsow）[2]启发,关注到运动中的形象，尤其是艺术中运动的衣饰。
波恩大学的夏季学期，在尤斯蒂的研讨班上宣读论文《根据佛罗伦萨15世纪艺术对拉奥孔的批评的研究》。后赴斯特拉斯堡大学，在亚尼特斯希克（Hubert Janitschek）[3]的指导下于1889年走访佛罗伦萨，完成了关于波蒂切利和早期文艺复兴的古代观念的论文。
提交博士学位论文。
想放弃对艺术的研究而转向人，前往柏林为学医做准备。[4]在卡尔斯鲁的骑兵营服兵役。
从骑兵营退役，前往意大利。在汉堡和莱比锡出版博士论文《波蒂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早期文艺复兴的古代观念》（Sandro Botticellis “Geburt der Venus” und “Frühling”）。
在佛罗伦萨生活。
出版了《1589年幕间表演剧的剧场服装：贝尔纳多的设计和卡瓦利埃里·耶利米的盖墓石》（I costumi teatrali per gli Intermezzi del 1589: i disegni di Bernardo Buontalenti e il ‘Libro di conti’ di Emilio de' Cavalieri ）。
秋季，到美国参加弟弟的婚礼，访问了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与斯坦福大学。接触到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研究，以及弗兰克·库辛（Frank Cushing）和詹姆斯·莫内（James Mooney）对印第安人的研究。
3月跑到新墨西哥洲和亚利桑那州，研究霍比·印第安仪式。在家族的新年聚会上，写了一出三幕剧献给未婚妻玛丽·赫尔茨（Mary Hertz），这出短剧名为《关于艺术的汉堡谈话：汉堡喜剧》(Hamburg Conversations on Art：Hamburg Comedy）
10月在汉堡，与相识十年的玛丽·赫尔茨（Mary Hertz）结婚，玛丽·赫尔茨是一位画家和雕塑家。举行婚礼后，与妻子移居佛罗伦萨。
发表短文《桑德罗·波蒂切利》（Sandro Botticelli）。布克哈特讨论意大利艺术的三篇遗作也在这一年出版。[5]
尝试寻找工作，向汉堡美术馆建议为其馆藏意大利素描作品编目，被馆长婉拒。之后，又向基尔大学申请编外讲师。同年秋季，在汉堡美术馆讲演关于莱奥纳多·达·芬奇的系列讲座。讲座十分成功，但没有继续研究这类专题而是转向托尔纳博尼（Tornabuoni）家族。与友人通信时，将“宁芙”（Nymphy）作为虚构的通信主题。在《全景报副刊》（Beilage zur Allgemeinen Zeitun）发表《佛罗伦萨金匠的“图片编年史”》（Die “Bilderchronik” eines florentinischen Goldschmiedes）、《新发现的安德烈·德尔·卡斯塔尼奥壁画》（Ein neuentdecktes Fresko des Andrea del Castagno）两篇文章。
和弟弟马克斯讨论了建立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的想法。
在柏林艺术史学会讲演《1480年前后洛伦佐·德·梅迪奇圈子中的弗莱芒与佛罗伦萨艺术》（Flandrische und florentinische Kunst im Kreise des Lorenzo Medici um 1480），次年发表了讲座报道。
出版《肖像画艺术与佛罗伦萨资产阶级。多米尼克·吉兰达约在圣三一教堂：洛伦佐·德·梅迪奇及其亲属肖像》（Bildniskunst und florentinisches Bürgertum. Domenico Ghirlandaio in Santa Trinita: die Bildnisse des Lorenzo de' Medici und seiner Angehörigen）和《弗莱芒艺术与早期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Flandrische Kunst und florentinische Frührenaissance）。
当选佛罗伦萨德国艺术史研究院委员会委员。决定在汉堡完成自己的著作，以寻求“内心的宁静”。自这一年起，开始资助汉堡美术馆(Volksheim)。撰写《乌菲齐美术馆藏罗吉尔·凡·德·韦登的<基督的埋葬>》（Die Grablegung Rogers in den Uffizien），收录于同年《艺术史学会论文集》（Sitzungsberichte der Kunstgeschichtlichen Gesellschaft）。
离开佛罗伦萨的住宅，于5月回到汉堡。为申请大学教职准备出版《佛罗伦萨梅迪奇圈子的弗莱芒风俗艺术》，此书内容基于瓦尔堡在佛罗伦萨期间对梅迪奇家族艺术收藏编目的分析。
在汉堡美术馆策划了丢勒的素描展“丢勒：自我与时代的镜像——百幅素描展”（Dürer As Mirror of Himself and His Time—100Drawing），并以《作为人和艺术家的丢勒》（Dürer as Human Being and Artist）为题写了两页展览讲座草稿。[6] 同年成为民族学博物馆（Ethnology Museum）委员会成员。发表《15世纪北方和南方的艺术交流》（ Austausch künstlerischer Kultur zwischen Norden und Süden im 15. Jahrhundert），收录于《柏林艺术史学会论文集》（Sitzungsberichte der Kunstgeschichtlichen Gesellschaft zu Berlin”）；《佛罗伦萨最古老版画中的“爱情箴言”》（Delle “imprese amorose” nelle più antiche incisioni fiorentine）。
婉拒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的布雷斯劳大学的教职邀请，并放弃向波恩大学提交大学授课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在莱比锡出版《丢勒与意大利古代》（Dürer und die italienische Antike）[瓦尔堡曾在1905年10月的德国文献学家会议上讲演过这篇短文]，开始建构“文化科学图书馆‘’（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关于佛罗伦萨梅迪奇圈子的研究成书未果。为施马尔索《纪念文集》撰写论文时，回到了早期的赞助研究，发表《弗朗切斯科·萨塞蒂的遗嘱》（Francesco Sassettis letzwillige Verfügung）。
在弗兰茨·博尔（Franz Boll）[7]的影响下，研究天文学历史中的古希腊与阿拉伯。
10月经博尔提醒，前往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研究天文学历史和占星术。12月受邀参加汉堡历史协会会议，以汉堡印刷商斯特劳·安德斯（Steffen Arndes）为研究对象，讲演《古代诸神世界与南北方早期文艺复兴》（ Die antike Götterwelt und die Frürenaissance im Norden und im Süden）。
参加慕尼黑艺术史学家大学（Munich Congress of Art Historians），就兰茨胡特的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壁炉上所描绘的行星图像的问题做了讲演，《兰茨胡特的教诲和宫廷艺术》（Kirchliche und höfische Kunst in Landshut）。搬到汉堡的海尔维希街（Heilwigstrasse）114号，并买下116号的空地，以备家中藏书过量时用。此时，私人图书馆藏书已有9000本。
威廉·韦措尔特（Wilhelm Waetzoldt）担任瓦尔堡的助手。
与弗里兹·扎克斯尔（Fritz Saxl)）相识。赴罗马与文图里（Adolfo Venturi）商议国际艺术史大会事。出版论文《由所谓的手册大师而绘制的两幅马克西米立安王国囚于布鲁日的素描场景》（Zwei Szenen aus König Maximilians Brügger gefangenschaft auf einem Skizzenblatt des sogenannten “Hausbuchmeisters”）。图书馆藏书量已扩充到15000本。
受邀接任戈尔德施米特（Adolph Goldschmidt）在哈雷大学的艺术史教授职位，但瓦尔堡此时已介入汉堡大学的创办计划，再次拒绝了邀请。12月，在罗马的国际艺术史大会上宣读《费拉拉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和国际占星术》（Italienische Kunst und internationale Astrologie im Palazzo Schifanoja zu Ferrara）。
扎克斯尔成为瓦尔堡的助手。
与扎克斯尔同行前往佛罗伦萨学院，主讲《古代理想风格进入文艺复兴早期绘画》（Der Eintritt der antikisierenden Idealstils in die Malerei der Frührenaissance）。与扎克斯尔讨论到将图书馆改为研究院。
大战期间，为了关注时下新闻，瓦尔堡将历史研究搁置一边，从他的图书馆中收集了所有关于冲突进程的信息。
试图制止意大利放弃三国同盟，未果。意大利签署《伦敦条款》后，瓦尔堡切断了对意大利文化的关注，转向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历史中的危机。
秋季讲座上以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木刻画作为征兆，研究了路德时期文字与图像中异教古代的预言。
德国战败，瓦尔堡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
应瓦尔堡家族之请，扎克斯尔担任图书馆负责人，图书馆逐渐转变为一个研究机构。
在扎克斯尔的协助下，由弗兰茨·博尔牵线，在海德堡大学科学学院出版《路德时期文字与图像中异教古代的预言》（Pagan-Antique Prophecy in Words and Images in the Age of Luther）。同年秋季，刚刚入职汉堡大学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扎克斯尔的导览下，第一次参观瓦尔堡的图书馆。
离开耶拿（Jena）疗养院，来到瑞士克劳茨林恩的贝尔维格疗养院（Bellevue Sanatorium），他的主治医生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路德维·宾斯旺格。[8]同年六月，瓦尔堡收到卡西尔来信，二人开始往来。
为了证明自己已痊愈，瓦尔堡追溯了27年前在新墨西哥州的旅行经历，在疗养院举办关于霍比人蛇舞仪式的讲座，《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地区的图像》（Bilder aus dem Gebiet der Pueblo-Indianer in Nord-Amerika）。[9] 在扎克斯尔的安排下，恩斯特·卡西尔也来到了克劳茨林恩与瓦尔堡会面，二人交流了关于开普勒的诸多问题。这次会谈影响了瓦尔堡日后将图书馆顶楼的报告厅天顶设计成椭圆形。
夏季返回汉堡。图书馆已在扎克斯尔与瓦尔堡家人的运作下转变为一所公共的研究院，卡西尔的学生格特鲁德·宾（Gertrud Bing）成为瓦尔堡的助手。
瓦尔堡在新落成的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K.B.W）主持了一系列汉堡大学的艺术史研讨班。
4月25日在汉堡的图书馆做了一场纪念弗朗茨·博尔的讲座。秋季，以“古代对于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艺术中的风格变迁的意义”为主题主持汉堡大学的一个研讨班，“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成为他的班训。新的图书馆在早年买下的海尔维希街116号空地奠基开建，由建筑师格哈德·朗马克(Gerhard Langmaack)[10]设计。图书馆收藏书籍已达40000—50000本。
5月在汉堡图书馆做了一个公开讲座《伦勃朗时代中的意大利古代》（Italienische Antike im Zeitalter Rembrandts）。9月，在东方学者大会举办期间，策划”东方化的占星术“（Orientalisierende Astrologie）图像展，发表同名展览概述《占星学和东方的影响》（Astrology under Oriental Influence）。
在汉堡大学开设关于雅克布·布克哈特的研讨班。
秋季，以卢瓦卢壁毯为主题，应邀在新建的佛罗伦萨德国研究院做开场讲座（Begrüssungsworte zur Eröffnung des Kunsthistorischen Instituts im Palazzo Guadagni zu Florenz am 15.）。12月宣告以“图集”形式撰写《记忆女神》（Mnemosyne）[11]。
春季，突发心脏病，康复后和宾一起在柏林的Galerie Matthiesen参观德国首场马奈回顾展，在日记中写下“Manet,Manebit!”（坚持，坚持下去！）勉励自己。为汉堡商会成员做了一次讲座，并策划了关于“盛大庆典史”的展览（Bilder aus dem Festwesen der Renaissance）。5月，第一次以摄影形式记录《记忆女神》图版。秋季，和宾一同前往意大利，为《记忆女神》搜集新材料。
1月19日为罗马的赫兹图书馆礼堂落成典礼发表演讲《吉兰达约工作坊中的罗马古代》（Römische Antike in der Werkstatt des Domenico Ghirlandaio），首次向与会学者展示了完整的“记忆女神”图集。[在场听众包括《欧洲和中世纪拉丁文学》的作者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肯尼斯·克拉克、弗朗茨·库蒙、拉丁语学家路德维希·库尔提乌斯和乔治·帕斯夸利]。3月至4月，同时在写《“记忆女神图集”导论》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留有草稿《马奈与记忆女神》[WIA 102.1.2]（Frammenti tra Manet e Mnemosyne ）。6月以“马奈与意大利古代”（Manet und die italienische Antike）为题制作了五幅图版，并赠予宾，感谢她一路的协助。10月26日，瓦尔堡心脏病再次发作，在汉堡逝世。留下40块图板，近1000幅照片。
瓦尔堡生前策划好的展览“占星术与天文学”（Astrology and Astronomy）在汉堡天文馆展出。
由弗里兹·扎克斯尔和G·宾担任编辑，在莱比锡的Teubner 出版了瓦尔堡生前发表过的论文集《选集》（Gesammelte Schriften）。
瓦尔堡图书馆馆藏60000本图书被运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