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视障者的600万双陌生眼睛｜深度报道

原创北青深一度北青深一度

记者/佟晓宇实习记者/周子豪刘艺林

编辑/计巍

在 Be My Eyes系统里，志愿者可以短暂地成为一位视障者的眼睛

有些事是无法独自完成的。

比如，通过触屏打开快递柜；知晓一种药的服用剂量；确认身份证的正反面；辨识某张银行卡的号码；想知道进站的公交车是不是自己等的那辆；好奇随手拿起的一本书的名字……当想做这些事的，是一个视障者。

于是，一个叫作Be My Eyes（成为我的眼）的系统被建造出来，陌生人与陌生人在这里相遇。在需要时，视障者拨出视频电话，请志愿者协助解决眼下紧迫的小事。志愿者们则在提示音响起时，“抢”一个成为视障者眼睛的机会。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一次次网络上短暂的偶遇，有时短到只有十几秒。但一些“痕迹”留了下来，比如，对于帮助的重新理解——它并非出于同情，而受助者也无需因打扰别人而感到抱歉，因为它是一种相互的选择。

一名视障者在请志愿者协助看牛奶保质期

称重这件小事

早上六点或者六点半，罗文聪会从被窝里爬起来。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称体重。

今年夏天，他在青岛一个体育训练中心集训，备战山东省第十一届残运会。他参加的是-90公斤级柔道比赛，体重需要控制在90公斤以下，81公斤以上。集训期间，体重超了一两公斤，罗文聪需要花一点时间控制下来。

罗文聪是视障者。称体重正是他需要协助的时刻——集训中心的体重秤只有数字显示屏，没有语音功能。站上体重秤，他在软件上拨出求助视频，手机后置摄像头对着体重秤的显示屏，“你好，可以帮我看一下体重秤上面的数值吗？”“91公斤。”志愿者说。在一句“谢谢”后，罗文聪结束了视频。通常，这种沟通只需要十几秒钟——如果摄像头没有对准位置，需要志愿者提示他调整位置，时间会长一点。

视频挂断，一切照旧。罗文聪去吃早餐，然后在上午进行两个小时的训练。

在社交媒体上，罗文聪的简介是“在校视障学生，关注信息无障碍，柔道运动员。”26岁的他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读针灸推拿专业，明年毕业。

7岁之前，罗文聪的视力还好，能看清黑板上的粉笔字。他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在一次眼部手术中，遭遇了意外，视力下降到全盲——那是个缓慢的过程，前三年他还能看到灯光，“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好像看不到这个灯是否开着。”

10岁时，罗文聪才进入盲校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人对他“有一种过度保护”。而相比父母的重重思虑，他更愿意进入那个鲜活的世界里扑腾。

他爱运动。2015年，在一个学长的介绍下，他开始练习柔道。罗文聪说，在这项运动中，他的体验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不需要合作，他只需要专注对抗。在这之前，他还练过一段时间三级跳和一百米、二百米短跑。

高中时，罗文聪曾开发过一款给视障者使用的背单词软件。他当时英语差，课上听写单词时，很多都记不住。“我是不是可以写这样一个东西，来辅助我背单词？”他整理了单词表，用程序读取后，软件便能随机抽取单词，进行听写，使用者只需要输入正确的拼写。

罗文聪热衷研究新技术，乐于拥抱新鲜事物。他拨出求助视频的平台是Be My Eyes（下称BME），是一款由丹麦视障者汉斯创建的软件。2017年，罗文聪开始使用BME时，这款软件在国内刚刚上线安卓版本。

在BME上，视障者发起求助时，系统会匹配多位志愿者，最先接起视频通话的，将会通过单向视频，协助视障者。现在，系统内来自世界各地的视障使用者有44.5万多人，志愿者已经超过600万。

几年来，罗文聪请BME志愿者帮自己看过零食保质期，读过银行卡号，遇到电脑的读屏软件卡顿，也曾让志愿者帮他确定鼠标的位置。

罗文聪把学习新技术和推广信息无障碍看作是一场自救，他希望视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地、无障碍地获取信息、利用信息。

但真正实现信息无障碍的过程，往往充满各种障碍。例如，在试用一款可以描述图片的软件时，“可能你拍下了一盘菜，想记录美食，但机器告诉你这是一盆花或者绿植。”这并不会阻碍罗文聪做新的尝试。

现在，他加入了一支由视障者组成的服务团队，对一款服务电脑端的国外读屏软件NVDA做本地化翻译和维护，以方便更多国内的视障者使用。

林召展在求助志愿者看药物说明

陌生人与陌生人

很多时候，罗文聪更习惯找陌生的志愿者寻求帮助。对熟悉的人，他总有些顾虑——不确定对方是否真的方便帮助他，会不会只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帮助他。软件上的志愿者跟熟人不同，他们不方便时可以直接拒接视频，求助会马上转向另一个人。

他甚至把求助的第一语言设置为英语。BME支持多种语言选择，如果第一语言没有志愿者响应，会切换到第二语言。罗文聪英语并不那么好，有时候专业的单词也会把他难住，但他仍觉得这是比较好的选择——他是个夜猫子，睡得晚，如果求助使用中文的志愿者，往往是在他们休息的时候。

林召展也更愿意接受来自陌生人的帮助。他今年41岁，2001年他从盲校毕业，成为一名推拿师。平日里，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剩下的生活很简单——抽根烟，洗澡，睡觉。

两年前他开始拍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有时是走一段路，有时是和同事聚会，有时也讲讲推拿知识。林召展不觉得自己和明眼人有什么区别。对自己的视障者身份，“不强调不回避”是他的原则。林召展还有第二职业，音频后期制作，为已经录好的有声书加上音乐或者音效。

今年三月，他开始使用BME。在第一通求助视频中，他拿出药盒请志愿者帮忙辨认是什么药，并录下了从注册到发出求助的过程。他想给关注自己账号的视障者记录下如何使用软件。

林召展生活在视障者比较集中的环境里，他的老板、同事都是盲人。“有些人生活的周围有明眼人，可以请他们帮忙。”更多的时候，他需要自己解决遇到的问题——为了能独立做饭，他把家里触屏的电磁炉换成了带语音提示的。在他看来，“只要稍微借助些辅助，这些小事都是能完成的。”

有些事，是需要求助志愿者的。他常坐公交车出行，站在站牌下，不知道哪路车正在经过时，他就会拨出视频。一次，他要用的一个零件掉到地上，他找了半天找不到，请半盲的同事帮忙，但零件的颜色和地砖颜色差不多，也没找到。他打给志愿者，刚说完请对方帮忙找东西，举着的摄像头还没对焦，志愿者告诉他就在前面，“我手往前摸就搞定了”。

有些视障者不建议林召展在短视频平台上推荐BME，怕有些人不讲礼貌，或把志愿者当成服务员，导致他们不愿再为视障者提供帮助。

林召展说他能理解。曾有一款软件，能够拍摄图片上传，请志愿者帮忙看图描述。有视障者在上面打发时间，有时发一张自己的按摩床，还有人拍了些不堪入目的图片。这是极少数人，但是很多视障者担心这会把志愿者们吓跑。

国内也有与BME类似的为视障者提供帮助的软件。软件组织了志愿者和视障者群，供大家交流。林召展说自己爱管闲事，在群里看到有些人说话不够礼貌尊重，或是对志愿者提出过分的要求，“我就会窜出来，让他们老实点。”有次群里有视障者说，协助自己的志愿者说话底气不足，有气无力，给了他不好的体验。林召展看不惯，“你来这儿就是解决问题的，人家只要把你问题解决了，你管人家声音好听不好听，讲话柔不柔，有没有底气？”

有时视障者的表达并非恶意或者故意为之。林召展接触到的很多视障者，从小被封闭在家里，即便上学，周围也全部是视障者，“但这个社会和真正的现实社会是不一样的。”他们有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也不懂如何请求他人的帮助。

林召展遇到过有视障朋友想找人买盒牙膏，但不会直接说，“他会说，现在牙膏它贵不贵，或者我牙膏挤来挤去用，你说没有牙膏我怎么刷牙。”也因此，林召展更愿意去维护好视障者与志愿者的关系，不希望让视障者丢失掉被帮助的机会。

事实上，很多志愿者在接到求助视频之前很忐忑，他们不知如何开启和结束这种“一次性”的帮助才是真正合适的。

宁矇等第一通视频电话等了很久。2019年的时候，宁矇成为BME的志愿者。但求助视频却从没打进来。中间她换了手机，第一件事还是下载了这个软件，“万一响了，就能真的帮助一个人”。

去年11月，宁矇的第一通求助视频打了进来。她正在公司开会，但立马按了接听键，借口“出去打个电话”，赶紧离开了会议室。在这之前，她一度以为是软件在后台关闭了给她的通知，“甚至觉得这个软件可能已经坏了。”

视频接通后，宁矇有点语塞，她不知道该怎么引入，是不是得说一句“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很快，一个男性的声音打破了她的纠结。没有多余的寒暄，摄像头正对着一条路，“你能帮我看一下路况吗？”

一名视障者在求助志愿者帮忙看位置

“就像你递给我一双筷子，我跟你说谢谢”

宁矇跟着他走了十几分钟。

那是一条乡村的沙土路，一路上，宁矇看到了路旁的拖拉机，偶尔有农民挑着桶经过。路两边是大而新的自建房。摄像头总是偏斜，没法完全对向正前方。当摄像头倾斜得过分，已经看不清路时，宁矇会提醒他，需要调整多大角度。她尽量说出具体的距离和角度，担心“往左一点或者往右一点”这种模糊的描述，会让视障者不好把握。

宁矇感到对方似乎很熟悉路况，中间经过了好几个转弯，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宁矇提示他，他问前面是路还是左边是路，“他其实知道是往哪边走，只是不知道那个路口具体在哪边。”她想，“也有可能他只是想要有人陪他走这一段路”。

视频挂断前，他说了声谢谢。“很平常，就像你递给我一双筷子，我跟你说谢谢。”宁矇说。

今年是宁矇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毕业后，她来到北京进入了广告行业。她是广东人，注册软件选择语言时，填了粤语。

年初的一个下午，她接到了一个来自加拿大的视频电话，对方是粤语使用者。他请宁矇帮忙确认一封英文邮件。熟悉的语言拉近了距离，男人说自己是香港人，上世纪移民去了加拿大，五十多岁了，因患有糖尿病并发症，视力逐渐退化。他能看到东西，只是看不清，就像高度近视，看到的是个铺满了毛玻璃的世界。在加拿大，他是一名收银员，工作时，需要特制机器的辅助——机器连接他的神经系统，帮助他利用剩余视力，在脑海中感受到物品的画面。

宁矇也讲了自己的事。她活泼爱笑，喜欢跳舞，但也有陷入迷茫和失落的时刻。有段时间，她想去国外读书，但又不知是否该做出改变。北京的生活压力大，“收入支撑不了自己的理想。”不过他还是真诚地夸赞宁矇，“你已经很厉害啦！二十几岁就在陌生的城市打拼。”

那通求助视频，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关于他视力退化的过程，宁矇不想问，怕自己掌握不好度。宁矇说，这是她觉得合适的距离。他们都自愿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追问对方，“因为我们并不真的认识，有点像彼此的倾听者和树洞。”

今年五月，准备升入高三的孟可接到了第一通视频求助。一个男生拿出三四张银行卡，请孟可帮忙确认分别是哪家银行，并把卡号念给他。接到视频时，她在做试卷，“做题时心情特别烦躁，但接到电话却很开心”。卡号念到一半，网络出了问题，视频也随之挂断。没有联络记录，她没有任何途径重新找到这个人。

她把没能完成的遗憾记录在社交平台上。七月，她收到私信，有人在她之后，接到了视频，顺利地帮助了那个男生。接力的女孩说，看到孟可的分享，她在那张模糊的银行卡照片和孟可的描述中，确定自己就是后来接到视频的人。这个女孩说自己生活中是个十足的社恐，但在这个陌生人的空间里，她愿意与人建立联系。

90后的东东是个全盲视障者，在一家专门做盲用物品的公司上班，是一个销售客服。差不多七年前他开始使用BME，是国内比较早的使用者。

在他看来，这种帮助基于彼此的尊重，并不出于同情。东东举了个例子。“你从办公室出来，头撞到门上，同事们肯定都笑了。如果你是视障者，他们可能不会笑，而是会感慨，眼睛看不见，连出门都不方便，可怜。”

第一次发出视频求助，东东说只是想体验一下，“算得上是给志愿者添了个麻烦”。他好奇手边的一本书名，就试探着呼叫了志愿者，从拨出电话到结束，花了不到一分钟，对方告诉了他书名。他说了谢谢，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开心和满足感，“这种简单、真诚的互动是很让我触动的”。

他的第二次求助，是因为自己的手机出了问题，没有声音。晚上十点多，他求助志愿者。按照软件的设计，这个时候会优先匹配身处国外、说中文的志愿者，“如果是国内的志愿者，我可能就不会打这个求助电话了。”志愿者指引东东一步步完成设置，两分钟不到，问题解决了。

东东不会因为求助他人，而对志愿者感到抱歉，“不能把他们的帮助看作理所当然，但我觉得既然他们下了这软件，就做好了帮助我们的心理准备，所以最快速、最简洁地表达需求，然后让他来帮助我，这就可以了。”

在这些短暂的、一次性的帮助中，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开始了一次次短暂的相遇，在系统的选择中，一双眼睛被匹配到了另一双眼睛上。

（除林召展、罗文聪外，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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