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微软记

作者：K K

编辑：李凡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立场NewPosition

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一个深植在中国互联网进程中的名字，正悄然落寞。去年，随着国防七子与北邮学子被拒之门外，其名字才又一次勾起了众人的回忆。

这个曾经由李开复创立又背弃的研究院，在二十余年的时光里，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血液。其内部中高层不断出走，将海外先进的模式、思想、技术注入到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并以其号召力带动了更多高材生与科技狂人加入。

他们中有坚定的技术派，离开MSRA后即辗转于中国头部的互联网科技企业间，常以CTO或科学家的名号自居；也有热衷于模式创新和商业竞争的创业者，他们创办的企业中不乏各细分市场的领头羊；还有人长袖善舞，利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背景，斡旋于人才和企业之间穿针引线，成为人才“输送机”。

创新工场的李开复、字节创始人张一鸣、商汤推动者汤晓鸥、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百度总裁张亚勤、阿里云之父王坚、百度CTO王海峰等人，均在此列。他们用个人的选择，推动了时代的进程，让中国互联网加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创业，是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最快的变现方式。

当年在比尔·盖茨访华的影响下，无数天才少年涌入微软，又在离开后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其中既包括风头正劲的字节这样的知名企业，也有商汤、依图、face++等小而美却极度专注于科技的企业。

但或许是基于MSRA的经历，他们的创业之路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先技术、后商业。他们往往是对某项先进技术有着不谋而合的笃定和狂热，并尝试将其落地到商业世界，最终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不同于一般人以模式创新为主、技术创新为辅的常态。

字节创始人张一鸣与商汤创始人汤晓鸥就在此列。他们分别对智能推荐算法和AI的方向充满信心，其技术也在国内处于领先，最终在将其商业落地的过程中，造就了引领行业的企业，也成就了个人的财富积累。

对于刚毕业就创业的张一鸣来说，很珍惜微软这次为数不多的就业经历。虽然他一进入MSRA，就发现这里与自己的想象存在差距，仅仅呆了半年时间便离开了。

在2019年张一鸣接受的采访中表示：“（微软）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就是比较无聊，基本上我可以半天工作，半天看书，不是有很多有挑战的事情。也不能大量的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书。”

2002年起，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互联网经济也进入了快车道，众多互联网公司利润成倍增长，网易、腾讯、盛大等互联网公司相继站上了纳斯达克敲钟台，远在南开大学上学的张一鸣萌生了自主创业的想法。2005年毕业之际，在师兄的邀请下组建了三人团队开发了一款面向企业的IAM办公软件，以此为基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创业。

可仅仅一年时间，自己这富满创意的作品便被市场淘汰，第一次的创业就此落幕。经此一役的张一鸣开始反思，自己对市场的洞察以及用户群体的分析过于薄弱，又缺乏管理经验和对产品的规划，创业失败是必然。

清楚薄弱环节的张一鸣沉下心，先后在酷讯、微软就职，通过参与日常工作，汲取管理公司和打磨产品的经验。期间虽然张一鸣觉得微软“无聊”，但其实也有了充足的时间研究微软的整体架构与管理模式，为自己的创业奠定基础。

毕竟张一鸣虽然来自享有“二十年红旗不倒”赞誉的福建龙岩，但对于从小家里最大成就仅是电子加工厂的他来说，并没有那么多机会了解一间庞大的高科技公司的运作方式。

酷讯担任工程师期间还有一件有趣的小插曲。刚毕业不久的张一鸣还保持着过年回家的习惯，春节抢票困难的他，写了一个自动化查票程序才抢到票回了家。这次改变检索方式，让张一鸣意识到了智能推荐的前景，像一颗种子深深扎在张一鸣心中，等待着一个绝佳的机会才能破土而出。

2008年9月，在老乡王兴的盛邀下，张一鸣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饭否”，负责搜索技术开发，以此作为自己又一个新的起点。但饭否不是他的机会所在，2009年6月份，不到一年的时间，被誉为最像推特的饭否就被迫关停了。

三个月后，张一鸣成立“九九房”，花费三年时间苦心经营，从在房地产领域站稳了脚跟。正在公司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张一鸣却“临阵脱逃”了，他拿着自己的想法找上了投资人王琼，想发起一场全新的挑战。

大年初七的北京，寒风总是能找到空隙与皮肤来一次亲密的接触。海淀区知春路边的一家咖啡馆内，大部分的座位都没开灯，在角落的座位上，裹着厚重黑色羽绒服的张一鸣与王琼再次碰面。

之前的三个月，两人已经见过很多次了，虽然张一鸣已经表达了想要做些在九九房之外的事情，但始终没有定论。正当王琼听着滔滔不绝的张一鸣演讲，仍觉得今天就是简简单单喝杯咖啡时，他却扯过一张餐巾纸，用点菜的水彩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圆加两条线。

一头是信息来源，一头是接收信息的用户，中间就是今日头条的算法。通过算法，将海量信息分发给海量用户，其中最重要的是，算法是否能将正确的信息推荐给需要的人，这是张一鸣信息分发的庞大构想。

这个新奇的想法，在技术上不乏可行性，在市场中则是一片空白潜力巨大，两人当即敲定了接下来的天使轮和A轮投资，张一鸣在天使轮就拿到了200万支持。

可能王琼也想不到这一举动能造就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2012年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格局大变动的一年。一切的源头在于，这一年手机终于超越PC成为第一大网络终端，手机与PC间的特质差异，孕育着创新者的机会。

腾讯布局多年，微信用户突破2.7亿，如QQ当年艳压群雄拿下榜首；YY上市，陌生社交异军突起；优酷和土豆合并，“爱优腾”三家鼎力；阿里、百度、360、网易、搜狐等头部企业也都相继进军移动终端市场，在终端、系统、商店、应用等各个领域布局抢点。

张一鸣也在这一年创立字节跳动（ByteDance）并上线今日头条，大数据推送算法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其实很早之前张一鸣就发现了手机端的巨大潜质，认为手机相较于PC端，将因其便携的特质，产生一次重要的信息介质的变化。

事实亦是如此，今日头条上线仅90天便收获了1000万的用户，三年时间完成了C轮融资。如今，字节跳动旗下产品从今日头条到抖音再到 TikTok，其发展脉络依然遵循着推荐算法分发的脉络。

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从MARS流出的人才来到张一鸣身边，和他一起造就了字节跳动。比如曾在全球顶尖计算机科学家中排名第二的马维英，并且在后来将排名第一的张宏江也拉入了字节，而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先后在MARS担任副院长，后者甚至还参与了MARS的组建。

汤晓鸥比他们加入MARS要晚几年，他在职期间担任视觉计算组主任，这也是他后来取得重大突破并借以筹建商汤科技的方向。2014年，汤晓鸥带领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成功突破人脸识别极限，以GaussianFace 人脸识别算法在LFW数据库上准确率达98.52%。

要知道，当时无数团队都想在人脸识别领域寻找到突破人眼97.53%准确率天花板的方法，穷其资金对人眼识别的天花板仍可望而不可及。汤晓鸥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其以及团队成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名号。

与张一鸣一样，汤晓鸥的创业之路也是“先技术后商业”的典型代表，甚至他创业还要更容易些，毕竟有着王琼投资张一鸣的珠玉在前，同样出身于MRSA的汤晓鸥很受投资人欢迎。

或许上天还是会眷顾那些运气不好的人，在IDG连续坐了三年冷板凳的牛奎光第一个吃到了螃蟹。在人脸识别的成绩刚刚公开之时，还在外地的牛奎光立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立马坐飞机前往香港拜访汤晓鸥。

据商汤联合创始人徐冰回忆，当时整个团队都在潜心研究技术，对商界了解甚微，并不知道什么IDG合伙人的名头，只当牛奎光是一个关注前沿科技的投资人，单纯带其参观一下。

经过对比自己心中的投资标准，牛奎光认为眼前这个团队，就是国内在这一领域能找到的最强的团队了。他随即决定投资，并给出了2亿美元的估值。

汤晓鸥彼时也没预想到这项技术能带来如此高的收益，外加IDG愿投下数千万美元助推实验室成立科技公司，于是在同年10月就正式成立了以实验室团队为核心的商汤科技。

也是在这一时期，汤晓鸥找回了自己曾经的学生徐立，后来其他学生听见自己的老师真的建立起自己的公司后，也纷纷找来加入。汤晓鸥也认为既然如今在人才和研究方面是商汤长板，那么不如将这块长板打造的无人超越，于是在2014年和2015年大部分资金都投放在了招收人才之上。

于是在商汤创业之初就已经拥有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博士、硕士等，以及来自微软、谷歌、联想等相关领域的从业者。

其实汤晓鸥能招收到这么多人才还得感谢当年那位对学生异常慷慨的自己。

1997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汤晓鸥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发现这一历史悠久的大学，人才始终只出不进，原因在于当时学术影响，香港顶尖学子想去美国深造，而教授们并不希望自己培养的人才外流，想留下他们为自己做研究。但这种研究工作通常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多数优秀的学生能在此呆满一年就已经算是报答恩师了。故而在当时的香港，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汤晓鸥了解后表示，既然学生要去美国，那自己就做学生最有利的跳板。但如此慷慨的前提下是必须遵守与自己约法三章：第一，来到这里的学生一定要有强烈的愿望申请名校，他的实验室只送你去全球前四学校；第二，你自己真的要足够勤奋。

之后，大多学生陆续被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录取。而相应的回报则是，每年清华大学前几名的学生都想把汤晓鸥教授的多媒体实验室当作镀金的跳板，以此完成去美国继续深造的梦想。

但时间一长，部分学生发现，自己去了全球顶尖的学校后，最终归宿不外乎是加入诸如谷歌、微软等企业，而在汤晓鸥这里读博后也可以被这些公司招募，以至于很多学生都愿意继续跟着汤晓鸥学习。慢慢的，汤晓鸥集结了一批人工智能领域最优秀的学生，这也才有了故事开头的成绩。

有着微软视觉组负责人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双重身份的汤晓鸥，借此吸引大量高技术人才前往商汤。截止到商汤在港交所敲响钟声的那一刻，除汤晓鸥外商汤聚集了40余名教授、250多名博士，大部分人才都是自己的学生。

这一刻，汤晓鸥身价暴涨至314亿，排名全国财富榜505位。同一年的5月，张一鸣宣布“卸任字节跳动CEO，放下日常管理工作，作为创始人，我应该聚焦到远景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更长期的事情上去。”

如今在清华做讲席教授的张亚勤在采访中说过：“一个人同时是好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也有这种例子，但这是一种偶然”，像英特尔的创立，以及商汤、字节跳动这样从技术到商业的例子毕竟是少数。相比于创业，另一批人选择在离开MSRA后，走上常年穿针引线为企业招揽人才的路线。

坊间常常有人评价，没有小米就没有今天的林斌；殊不知，如果没有林斌，或许也没有今天的小米。

千禧年，被要求建立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李开复还差一位中国区的研发经理，千挑万选之后看中了正在微软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的林斌。被“忽悠”回国后，林斌与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王坚并列为“五大门徒”，一同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

不过自归国以来，仿佛三年对林斌而言就是一个固定的人生跃进时间：三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经历；三年与张亚勤、张宏江开创微软亚洲工程院经历；三年再次跟随李开复前往谷歌担任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2009年，改变这一轨迹的人出现了。

这一年的1月，由于需要推动Google和UCweb合作，这时的林斌第一次见到半赋闲状态的雷军。交谈中发现，雷军与自己的爱好极其相似，随身都会背着一个装满手机的背包。林斌问 “我是因为工作原因要做测试，所以随身带着这些手机，你呢？”，雷军直言“我是因为喜欢手机”。

兴趣是友情的催化剂，两人迅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个背包客常常在盘古大观的咖啡厅相聚，一聊就是五六个小时，直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激动的时候还时不时把包里的手机拿出来放到桌子上，以至于咖啡馆服务人员都觉得他俩在搞手机推销。

当时，随着乔布斯发布第一款大面积触屏手机后，移动端的号角声传到了世界各地，紧随其后的三星因此也占据了市场不少份额。移动互联网逐渐成为现实，但国内却没有一家像样的手机制造厂商，借着林斌率先提出想做音乐的想法，早想拉其入伙的雷军赶紧提出“咱们一起做更大的事情”。

2010年，小米成立，林斌出售了手中大部分的谷歌和微软股票，全部投入到小米。后来林斌在中山大学演讲的时候曾谈到一句“无论小米未来怎么样，这一定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没有之一。”

林斌对小米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在林斌后来的新书中，李开复曾这样评论过：“林斌是特别顶尖的人才，在微软时期我们就曾一起工作，后来又到了谷歌。他思路清晰，执行力强，管理能力卓越，深受员工认可。他还是个全才，职业生涯跨越程序员、产品经理等角色，到小米之后还做起了市场和销售，而且都很出色”。

在如此广泛的作用中，林斌对小米最大的贡献之一，正是人才。

雷军常说，小米创立之初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面试和聚拢人才。实际上，林斌也更多是扮演着“锄头”的角色。毕竟当初在与雷军对接时的谷歌团队，最后除了李开复，其余全部进入雷军麾下，另外还将微软的黄江吉、谷歌的洪峰和刚刚从摩托罗拉退休的周广平一起打包做了小米的联合创始人，小米旗下八位工程师，微软的老朋友就有四位，可以说小米的初始班底大半都出自林斌之手。

后来，林斌将自己多年好友张宏江拉入金山担任CEO，在2014年的年会上，张宏江受雷军邀请上台讲话，当即有感发问：咱们下面有多少人是从微软亚洲工程院来的？在当时就有43人举手。

在完成班底组建后，林斌慢慢将精力放在了小米的供应商战略合作、运营商业务、海外销售等工作上，再后来又接连两次套现，功成身退离开了小米，成为了小米创始团队出走队伍中的一员。

或许是受林斌们巨大成功的影响，越来越多MSRA的选择了回归商业，就连任职MSRA十几年的“人才园丁”张亚勤都没能耐住寂寞，放弃身份接受了李彦宏的邀请进驻百度。然而有个说法是，张亚勤呆过的企业最终都成了“黄埔军校”，一语成谶。

张亚勤12岁便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当年中国年纪最小的大学生。之后作为皮克·霍兹教授的门徒，亦不负其天才少年的名号，年仅31岁就荣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最年轻的科学家，名号一度传遍全球IT界。

在获院士称号的第二年，便接到了李开复的越洋电话。电话那端，李开复说比尔·盖茨想在中国成立一个“全世界研究水平最高的学府”，特邀张亚勤回国共创大业。

与林斌一样，张亚勤决定返回中国，李开复带着他在北京逛了一圈，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潜力。不过，对于林斌似乎被命运注定的三年之期，张亚勤则稍显悲壮。

2006年1月，比尔·盖茨的一纸调令，张亚勤的轨迹便发生了变化。当时比尔·盖茨亲点张亚勤组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职务进一步上升为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工作。

或许这一调令对旁人而言梦寐以求，但张亚勤上任后却发现，相较于原本科研的工作，他在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更多负责的是企业管理和商务洽谈。

外加回国后，作为亚太研发集团老大的他，却依旧要向上汇报三层才到全球CEO；并且自2008年陆奇空降微软直接担任EVP后，张亚勤在中国向上晋升的道路被彻底堵住；从小被冠以“天才”之名的张亚勤，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除“不得志”外，自己力推的云计算无人问津，或许才是张亚勤离开的直接原因。据知情人士透露，“只管技术孵化和STB在中国的业务（云计算业务的服务器与开发工具事业部），这是一个不受重视的部门，最近还被大裁员”。

仿佛微软只是将张亚勤当作了一个管理者与培养者。甚至随着李开复、林斌、汤晓鸥等人陆续出走，李开复招来的人才仿佛都被打上了“疑似背叛者”的标签。

这时，李彦宏已经放弃自己关于云计算“新瓶装旧酒”的言论，找到了张亚勤，二人一拍即合。但理想不是空想，可能张亚勤虽有“天才”名，没有“天才”命。

在百度的五年间，张亚勤仍做着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事”。从第二年开始，张亚勤便接受了公关与政府的事务一年之久，血友病吧被卖与魏则西事件让百度久久不能平息；后来，陆奇如之前空降微软一般，空降至百度出任COO，所有业务线向陆奇汇报，其中也包括张亚勤。

除了核心业务，张亚勤几乎把其他所有业务几乎都接触了一遍，先后负责过技术体系、自动驾驶、云计算、教育、医疗、国际化、公关等业务。

云计算也始终没能走上百度的C位，最终，张亚勤引进了ABC概念，即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Cloud Computing（云计算）三位一体，还挖来了苹果大中华区企业部总经理和生态系统负责人尹世明担任百度云总经理。

后来，依托百度云ABC战略，百度成立了云智学院，张亚勤喊出口号：3年为国内培养10万名人工智能人才。只可惜，后来百度倒的确成为了国内人工智能（尤其是自动驾驶）领域的黄埔军校，为行业输送了大批人才，但百度智能云始终不是这家企业的核心业务，也不可避免的掉队了，张亚勤成为了百度退休计划的第一位高管。

观察林斌和张亚勤的经历，似乎无论是为企业招揽人才、还是培养人才，都仅有“有限”的生存空间。

资本的目的是逐利，对于企业而言利润才是根本，人才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某些阶段，人才或许是首要因素，但最终这个最高优先级，会由战略、组织等因素取代，而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也会随之下降，甚至像林斌和张亚勤一样选择离开。

相对来讲，无论是创业者还是人才操盘手都更偏向外部性，在从MSRA出走的队伍中还有一批只醉心于技术的科学家式人物。只是，似乎更纯粹的他们，往往也只能得到更悲情的结局。

2008年，在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风险官刘振飞的牵线搭桥下，正想回到杭州发展的王坚离开了相伴近十年的MSRA，加入了阿里。初见马云时，王坚的天马行空似乎如同寻找到了知音，“他们的思维恰巧在同一频道上”，刘振飞说。

王坚其实并不是技术出身，进入微软之前的王坚还是一个年仅30岁的心理学教授、31岁的博导、32岁的系主任。或许是这一层老师的身份，与同样做过老师的马云、曾鸣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云计算，是王坚和马云做出的选择。

在2010年，李彦宏公开表示阿里云就是“新瓶装旧酒”，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基于云计算的这种互联网应用出来，但想用云计算方式多赚点钱会比较累。”马化腾也表示“云计算确实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概念。要变成水和电一样，可能要过几百年、一千年后，等阿凡达那个时代的时候才能实现”。

所以，外界对王坚的不信任，内部更是对王坚有着相当大的抵触。这位数据分析能力连比尔·盖茨都佩服的人，在阿里却被当作“骗子”一直骂到2013年天猫双十一前夕。据传言，在那之前，阿里云的满弓、李超、飞天总架构师唐洪、林晨曦等元老每天都是低着头上班。

当时部门之间常常因为阿里云整天互相吵架，会议室的桌子拍得震天响，把一向镇定的马云都拍懵了：“两拨人在我办公室吵，公司就像要分家似的，最要命的我也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

但阿里的三位巨头，鼎力支持王坚，或许也可以说是支持云计算。王坚说，“蔡崇信告诉我阿里云不要担心财务问题；曾鸣被称为阿里云的妈妈，事无巨细地关心阿里云的进展；马云不懂技术，但给了我最大的尊重”。

马云的那句名言，“我每年给阿里云投1个亿，投个十年，做不出来再说”，至今仍被反复提起。如今阿里云如今的成绩有目共睹，有人在知乎上留下了一句话：10年前，我也觉得博士（王坚）是个骗子。现在看看，我觉得他很伟大。没有这些别人嘴里的这些偏执狂，世界又怎么可能被改变。

但仔细想来，成就阿里云的到底是王坚的坚持，还是马云等人的支持呢？

当阿里巴巴需要云计算作为突破点时，当阿里云需要技术作为核心优势时，王坚似乎获得了所有的支持，无可或缺；但当阿里爸爸需要巩固电商大本营时，当阿里云需要靠营销巩固行业地位时，王坚似乎又“低调”和“神秘”了起来。

对于企业而言，“科学家”同样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当企业需要开辟新战场，发展创新业务，或是占领无人区时，往往热衷于打造“科学家”招牌，但最终回归到业务竞争后，“科学家”们的最终归宿往往是归于沉默，或是回归同样纯粹的校园。

事实也的确如此，MSRA中醉心技术的又何止王坚一个。当年跟着李开复开疆拓土的王海峰同样是一个偏执狂，也在加入企业后被冠以“科学家”之名，最终却归于沉寂。

在哈工大求学期间，王海峰对学习的热衷程度就远在同龄人之上。本硕时期，其他人还在研究机器翻译可能的商业价值，王海峰就已经将目光放在了神经网络这种前沿技术上。随后，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访学的博导高文，为他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996年，高文带着王海峰来到了北京，见识人机交互的魅力。但王海峰却注意到虽然目前的神经网络有被应用到语音上，可上下文语义不连贯却是一大弊端。回到哈工大后，另辟蹊径的王海峰，将循环神经网络的方法引入了机器翻译领域来反映上下文关系，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对当时的国内可是首创。可以说，在王海峰当年的一个举动下，中国机器翻译已然向着神经网络的无人之地迈出了中国的第一步。

源自于此，偶然在哈工大做了一次演讲的李开复对王海峰特别感兴趣，就神经网络问题交谈许久，并直言询问毕业后有什么打算，王海峰也并未避讳，回答“我搞了这么多年研究，我希望研究的东西有用。”

于是，1999年毕业的王海峰在李开复的邀请下，前往了微软应聘，在当时千分之一的博士选中率下，硬生生成为了其中的二十七分之一。

令人唏嘘的是，王海峰在MSRA并未受到重视。也许是人才太多，抑或者是做出的成就没有其他博士优秀，王海峰仅仅半年就转组从事搜索的研究，又刚刚过了半年就被总部叫停了这一项目，备受打击的他成为了最早出走MSRA的人才。

不过在这十五个月的时间里，王海峰借机充分拓宽了自己的眼界，明白了产业界如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与他后来坚持走在产业一线、投身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王海峰辗转工作之余，还发布了43篇学术论文，均是自然语言处理、语音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机器翻译系统的研发等领域的成果；之后，他不仅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ACL论文，还在2006年连中5篇，也因此与ACL结下缘分。

最终选择加入百度，对王海峰和百度而言都是双赢的选择。

对于王海峰而言，需要更多实验数据、更大实验平台的他，只能在BAT等大平台中做选择；而错失移动互联网机会之后矫枉过正、All in AI的百度，无疑其中最有诚意的；况且百度的技术基因和搜索引擎基础，也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优质“土壤”。

对于百度而言，在转型AI的关键节点，招揽王海峰这样声名鹊起的“科学家”，显然是既能赚足嘘头又能捞到干货的选择。

于是，在百度的这些年，从创立“自然语言部”到开展“多媒体部”；从创建全世界首家世界上深度学习研究院到引进研究人才，王海峰将百度AI一步一步推向了世界的眼中，AIG被众人熟知。

不过或许是当年在微软不得志的经历，让王海峰在百度时期格外重视丰富自身履历。自当初在ACL上发表过文章并参会后，王海峰就再也没有缺席过ACL 年会、EMNLP、NAACL 等顶级会议，最终更是成为了ACL创立以来首位华人主席，之后更是先后斩获全国创新争先奖与光华工程科技奖。

但是，有时候履历并不能证明一切。激进押注AI的百度，作为创新业务的智能云逐渐掉队、作为“星辰大海”的自动驾驶落地遇到困难，最终还是不得不聚焦于当下的移动生态，王海峰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再光鲜的履历也无法改变其近来逐渐失声。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句话用在MSR这帮人身上一点不为过。

聚在一起时，他们能撑起一个硕大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散落商业世界后，他们也能挑起大梁，扮演不同的角色搅动风云，为技术进步添砖加瓦。

在封神演义的大战最后，老子曾以一气化三清对战通天教主，而当初出走的微软人才们又何尝不是“一气化三清”。在2000至2020年间不断的涌现出各类创业者、人才操盘手以及最新于技术的“科学家”们，注定会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或许他们之中已经有不少人悄然退场，但他们带来的先进思想、模式、技术已经融入了行业，而他们的选择和结局也将为人们带来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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