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8岁的汪曾祺遇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大坎儿:下放。
这真的是天降倒霉星,只是因为部门没凑够“劳改”指标,他就被人报上去了。一夜之间,编辑汪曾祺变成劳改犯汪曾祺,他连夜来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一呆就是3年。
沙岭子当时是个以生产、繁育马铃薯为主的农场,单位很小,没有几个人。汪曾祺在那除了种土豆,没什么事儿可做。但他会画画,组织就安排他做一个《中国马铃薯图鉴》。常理说,天降如此无名灾是痛苦的,同时代的褚时健就曾表达过劳改时的“绝望”。
但在汪曾祺身上,这种痛苦似乎并没那么明显的体现:
要不是知道去沙子岭的原委,你可能以为这个人是去搞科研顺便旅游的。
但这就是汪曾祺的魅力,一种不被世事束缚,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乐趣的态度。今天风味世界要聊的就是汪曾祺的美食世界,和独属于他的生活态度。
都说环境决定一切,汪老有如此性格,跟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于高邮的一个地主家庭。
他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比秀才功名略高),既喜欢类似《生活周刊》的新式杂志,也喜欢孔子的《论语》,祖父教会了汪曾祺练字读书,也影响了汪曾祺对生活概念——“祖父一个咸鸭蛋能喝两顿酒”。父亲就更神奇了,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年轻时还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撑杆跳第一名,是个“不务正业”的知识分子。
这样环境里成长的汪曾祺,从小就接受中西两方的文化影响,还因为家里住在城乡交汇的集散地,一直和小商贩、手艺人、乡下人为伴。
于是虽然家境优渥,他从没跟生活断了联系。
19岁那年,汪曾祺考上影响一代文人的西南联大,离开高邮来到昆明。导师沈从文非常欣赏他卓越的文学基底,不仅帮他联系发表,还称他“将来必有大成就”。谁料汪曾祺却因为不爱上体育课英语课逃课太厉害而无法满学分毕业,从西南联大肄业。很长一段时间,汪曾祺并不算一个“潜力的作家”。
他最常干的,反而是在昆明的各种食肆茶馆,一边凑钱吃东西,一边跟人聊天。
看得出毕不了业的压力么?看得出肄业找不到工作的拮据么?
完全没有!
读着这样的文字,就跟读者胡适日记里写自己逃课打牌输了,或者鲁迅说自己去馆子点了凉碟小菜一样,是种零距离的亲切。倘若穿越回那个时代,我们几乎可以看见自己直接加入汪曾祺他们那桌,一起吃喝玩乐。
“生活本身已经够单调的了,你还得花很多时间吃饭睡觉。如果在两顿饭之间再不发生点意料之外的事情,生活不仅是单调了,简直是了无生趣!” 这是汪曾祺对生活的态度。
对于“成功”,他真的不在乎,他只想过可以让自己快乐舒服的生活。
汪曾祺在世的时候,也的确没有今天那么有名。
“当时汪曾祺的作品是很边缘的。他习惯把高大上的话语拉回到日常生活,但在80年代前,人们更中意的是对于上一个时代的反思作品”,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曾这么总结。
因此直到60岁,他最出名的作品也只有一部,就是沪剧《芦荡火种》的改编剧《沙家浜》。今天我们倒背如流的“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的咸鸭蛋,是他61岁时的散文作品,而收录在很多散文集里的美食散文,也几乎都是60岁之后创作的。
那么问题来了:60岁的汪曾祺经历了什么,使得他突然开始高产?
答案是他回了一趟高邮。
从19岁离开家到60岁,汪曾祺有接近40年的时间再没踏入过高邮一步。1981年那趟回乡,让汪曾祺仿佛重新找到了生命的锚点。
”在家乡的那几天,他喜欢聊过去的事,打听过去的人,哪怕是一两件小事,他也感兴趣。聊到12点还不舍得走,一家人就陪他走回旅馆,大半个钟头的路,还是聊不完”,他女儿回忆。
后面发生的就是历史了。
汪曾祺开始了生命里最蓬勃的创作期,改革开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人们有余力去感受生命的美好,去欣赏生活中细微的美。汪曾祺就这么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并影响我们至今。借助他看世界的眼睛,我们也逐渐意识到:
生活,真的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和朋友一起吃饭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