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基础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普世价值是西方中心论幻觉，经历了从赤裸裸的基督教一神论到现代性、全球性的变迁。“普世”的概念源自一神论的基督教。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主教）被荣称为“普世牧首”。那时的“普世”原文是oecumenical，既有“全世界范围”这个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特征，虽然也接受了普世的概念，但是，这个世俗化的“普世”一般使用universal这个词，以显示与基督教的区别。以1789年《人权宣言》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成果就是以政治普世价值取代了宗教普世价值。近代科学革命强化了西方“发现”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心论与优越感，代表性的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直到近300年后爱因斯坦相对论，才给牛顿定律划出边界——所谓的万有引力普世规律只是在宏观世界起作用，在微观世界就是谬误。

如果不是近代欧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主导了全球化，普世价值论也就不会滥用于世。细究起来，普世论有三大把戏：其一是把偶然的说成必然的。欧洲领先于世界，源于工业革命。这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把它当作历史的必然，笃信历史的“线性进化论”，甚至秉承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会产生“李约瑟之谜”“大分流”理论等伪命题。其二是把地方的说成世界的。欧洲人倡导普世价值，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情。将欧洲的地方性价值观，说成是世界性的、先进的，完全是自欺欺人。其三是把短期的说成永恒的。五百年前谁著史？欧洲近代领先世界，时间段甚至短于中国的周朝，但是普世论者将这种短暂领先包装为永恒，似乎原本如此，且永远如此，只能是在制造神话了。

西方的普世价值说存在对内多样、对外普世的悖论，因而是虚伪的。美国对内秉承“天定命运论”，对外倡导“美国例外论”，就是这种悖论的体现。欧盟的铭言是“多元一体”，也是对内高喊“多样性”，对外高喊“普世性”。费孝通先生指出：“他们（即西方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

传统的基督教认为人是神创造的，所以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彼此体恤相爱，耶稣把爱人如己作为最大的诫命之一，要求基督徒遵行，强调不光基督徒之间应该彼此相爱，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也应该和睦相处、以爱相待。西方基督教的“兼爱”思想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几乎丧失殆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也就变成了一种美好的愿景。

更何况基督教的理念具有明显的“我们一他者”（us-others）的分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基本语境是指基督徒。宗教共同体解体后，取代宗教成为西方精神武器的是普世价值观，不接受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和群体即被视为异端和非人，像这样极化的二元主义是一神教的固有矛盾，当今世界的诸多争端皆源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了西方“我们—他者”的二元区分，以最大层面的包容——万教归一，帮助西方和世界找回早已丢失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指出：人类文化从源头看有游牧、农耕和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起于内在不足，内在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在世界整体内在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为唯一选择的全球化时代，游牧、农耕、商业乃至工业文化的差异消失了，世界面临共同的文明挑战。

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东亚系教授沃尔夫冈·顾彬认为，中国是欧洲文明的“福分”，中华文化一直为西方文化提供滋养。但长期以来，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历史，更不了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的德国哲学是“我者”与“他者”的对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就是“我者”与“伙伴”的交流，开放对话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互融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大门。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希腊哲学强调“人—自然”关系，印度哲学强调“人一神”关系，而中国哲学强调“人一人”关系。

今天，这种“引人入胜的时候”由“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启，将三大世界级文明：中华文明（着眼于“人一人”关系，强调做人）、印度文明（着眼于“人一神”关系，强调做信徒）及西方文明（着眼于“人一自然”关系，强调做事）再次融通起来，以文明之合，超越文明之分，在21世纪再现古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的文明历程，对接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和合气象。

当然，中、西、印文化的命运观是不同的。西方的“destiny”（命运）观强调必然性。它起源于希腊人“moira”（命运）观，与早期的圣地空间结构相关，后来又与“logos”（逻各斯）联系起来，最后在理性化升级中，成为与“law”（自然规律）类似的东西。对西方文化来讲，命运建立在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印度的pratītyasamutpāda（命运）观彰显的是偶然性。印度人的缘起型命运建立在印度哲学的空—幻结构中。它关注现象上的每一因素、条件，注重在时点上偶发的各种互动即所谓的samutpāda（起），命运就在偶然的缘会中产生（起）互动。中国的命运观则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在中国人的气化万物中，具体之物因天地之气化而生，称为“命”；一旦产生就有了自己的本质，称为“性”。产生之后，开始作为具体之物有了生、长、亡的过程。人的这一过程是在天地之间与天地互动而进行的，受天地运行影响，天地运行称为“运”。中国的“命运”内涵既有宇宙生物的必然性的一面，又有产生之后在与天地的互动中而生的偶然性的一面，两者合一构成中国的命运观——既承认必然性，又注重灵活性。

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也可概括为：一神论、多神论、无神论。一神论虽也宣称多元一体，但本质是同质性文化，主张普世价值，唯我独尊，造成宗教战争和文明冲突；多神论主张生命轮回观、价值相对主义，很难团结；无神论既世俗化又尊重不同信仰，利于大一统，能够实事求是，倡导“一多不分”的文化观：“一”是目标，是灵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是形式，是手段。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教授指出，“印欧传统讲服从，讲两个世界，人的世界服从神的世界，是天人为二；中国讲相系不分，讲一个世界，讲天人合一。”与西方“分”的哲学观不同，“一多不分观”是表述中国传统的生生不息宇宙论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关系，即任何单子个体同它所处情势环境的不间断延续性，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其特殊性和它所处环境的多样性的共生共存自然状态。这是一种关系特殊性与整体性的相融互通，是在人们一般价值、意愿和行为的不恰当性所造成的关系紧张状态之中产生的共享与和谐的自然动态。

中国天下大同的思想，超越了单一宗教文明和民族国家。世俗文明是人间主义，不是不信仰宗教的世俗化（secular）的西方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崛起和复兴，彰显了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世俗伦理是超越宗教伦理的，是尊重信神的自由。也尊重不信神的自由，所以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把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俗伦理，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超越单一神的狭隘偏执和二元对立的思想，最大程度地包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特别是有根基的文化的大合唱中，中华文明的自然理性或世俗理性、能够包容多神的包容主义，或者中国传统讲的“贵和”理念，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贵和”的内涵是各种差异的东西能够在一起协调共存，这种智慧或许能为未来的多文化、多神信仰世界提供某一种福音。中国的世俗伦理或许可以叫人间主义——天上是神仙的世界，人间不否定神，可以有多神，但主要是人的世界，而且可以天人合一。人间烟火，常识理性，都可以包容在人间主义里。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就是把大一统、举国体制和世俗文化很好地结合，实现了三位一体：既充分利用资本，又驯服了资本，驯服了技术，驯服了神；既创造了工业化奇迹，又在开创数字文明新奇迹；既反对霸权体系，又超越霸权，开创了没有霸权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文化自信”，实现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群龙无首是《易经》乾卦的最高境界，乾卦又是《易经》的根本核心。群龙无首的“群”从个人修养而言是无为（道家）、无相（佛家）；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类霜天竞自由，各自都是一条龙，相互关爱，没人出来称霸（无首）。邓小平同志讲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反对称霸的中国“。我们已进入区块链、万物互联的技术时代，要去中心结构、去权威和去霸权。中国共产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霸权时代，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起草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他将第一条第一句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中“生”的英文由created改为born，利用中国的世俗伦理促成了宣言的诞生。因为中国人不信单一的神，是儒道释并存，天的信仰超越了神的皈依，他将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译做“世界人权宣言”而非按字面翻为“普世人权宣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22年5月27日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塑造形态，是人类进入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描绘了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催生的思维理念。数字经济所推动的产业体系远远超过传统实体经济的产业体系，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产业链的不可分割性和依存性。以芯片为例，芯片所涉及的产业分为几十个大类、上千个小类、五十多个学科、上千个工序。所有产业链都是超长产业链，无法切割，与我们理解的传统实体经济是不同的。

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按照行业门类来组织创新过程，人为设置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区分一、二、三等产业类型，行业边界清晰，井水不犯河水。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中，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AI）+”的大行其道，如同架起了一座可以畅通于任何行业的桥梁，组织边界、地域边界、技术边界、行业边界日益模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真正的世界历史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真正的世界历史的世界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赓续，同时在唤醒各种文化初心——各种传统文化里，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印度教的“梵我合一”、佛教的共业思想、伊斯兰教的“乌玛”、非洲的“乌班图”等，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雏形，正所谓世界是通的。但是，各种宗教、文明的共同体思想几乎都是同质性的，无法包容异教徒和异类；其大部分形成于奴隶制或小农经济、农牧经济时代，无法适应工业一信息文明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万物互联时代的各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只是中华文明天下大同思想的全球化，而且通各国文化之约、集世界传统之大成，将单一神、单一文化拓展到各种神、不同文化，不只是空间叠加，而是集约，并且将“和而不同”理念拓展到了追求人类共同价值高度。

经历了数千年人类多神论的混战、一神教文明的宗教战争和文明冲突，世界陷入不可承受之重，根源就在于分的逻辑。英国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早有预言，“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着“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议题展开讨论，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汲取25个世纪之前的儒家先贤之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总书记号召，“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价值指向，更是一种现实选择、迫切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宣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更长远的意义则是告别普世价值观的虚伪，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塑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