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自发现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之后，远古人类从洞穴走向何处，一度是未解之谜。
1984年，京东平谷发现上宅遗址，经碳-14测年为距今7500-6000年，是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这一重大发现，恰好填补了北京地区史前发展过程中的空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史学家侯仁之先生曾说，“北京历史文化悠久，西有周口店，东有上宅遗址，东西辉映，衬托出北京古老的文化底蕴。” 更为重要的是，上宅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存。它们既独具北京特色，又有南北文化交流的痕迹。这表明，自新石器时期以来，水甘土厚的北京小平原，作为南北来往的枢纽，不同文化就已在北京相互融合，熠熠生辉。![]()
考古工作人员正在上宅遗址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
1984年10月19日，还有4天就是霜降，京郊平谷已草木摇落，旷野凄凄，空气中弥漫着暮秋的气息。 在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工作的徐子旺像往常一样，骑上长江750三轮摩托车，载着同事樊志有，在田间地头，东西奔走。 自1982年以来，北京市第二次文物普查，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工作队与平谷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已对全县二百八十多个村庄的文物保存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仅剩上宅村和郭家屯村两个空白点。 这一天下午，徐子旺和樊志有来到金海湖畔的上宅村，完成田野调查扫尾工作。 距平谷县城东北17公里的上宅村，北依燕山，南为平原，东南有一条蜿蜒小溪潺潺穿过村庄，汇入汤汤泃水。据1993年《北京市平谷县地名志》记载：“上宅村明已成村，时名上寨、上寨庄。因明代在此地曾安兵扎寨，故名，后演为今名。” 上宅村西北，有一块台地，因以前建有大庙，村民们称其为“大庙台”。徐子旺和樊志有将摩托车停在“大庙台”不远处，在地头走了一圈，看到台地上下，陶片俯拾皆是。 历史悠久的平谷，自西汉时期建置，是北京地区甚至全国最古老的区县之一，田间地头捡到陶片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徐子旺和樊志有一开始没有多想，径直走到台地西端，发现一座砖瓦厂，由于长期用推土机取土烧砖，露出一块两米多高的土坎。 徐子旺走近土坎，从暴露的剖面看到各种陶片、石器掺杂层叠，密密麻麻。出于直觉，他从兜里掏出小手铲，小心翼翼地取出几块陶片，用手摸了摸粗糙的陶质，觉察出陶片上面凹凸不平，好像有纹饰。 于是，徐子旺拿着陶片来回端详，果然发现上面规律地分布着点戳或压印的纹饰。他仔细一琢磨，突然兴奋地拍着大腿说：“市里的考古专家说过，这是早期陶器的特征呀！” 徐子旺和樊志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发现。但当时暮色四合，天色已晚，他们决定等天亮后再来采集更多陶片。 第二天，天麻麻亮，文管所普查队拿着手铲、箩筐来到上宅村，从砖瓦厂不远处的台地剖面采集标本。大家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多，采集了一箩筐的陶片、石器后，满载而归。 “头一回捡了那么多，大家都高兴坏了！”时隔近38年，如今年过七旬的徐子旺向记者说起这段往事，依旧津津乐道，“大家虽然知道这些陶片、石器很重要，但都是考古的‘门外汉’，于是一边清理标本一边向市文物工作队汇报。” 市文物工作队的王武钰、郁金城等考古队员闻讯后，迫不及待地从市区乘大巴车赶往平谷。当时交通不便，去时是晨光熹微，赶到平谷文管所已然烟霞遍地。他们顾不上舟车劳顿，一进门张口就要“看东西”。 北大考古系科班出身的王武钰和郁金城，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工作队，整天“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摸陶片”对他们来说，只是基本功。 郁金城摸过陶片后，连声叫道:“太棒了！太棒了！”王武钰也兴奋地说：“我早就说过，平谷会有早期遗址，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这些陶器、石器很有可能是新石器时期的，这在北京是少有的重大发现！” 新石器时期的年代推测，让王武钰和郁金城心情激动。他们跑到上宅村一看，心却凉了大半截。 台地西侧的砖瓦厂，长年累月疯狂取土，已蚕食了大部分土地。如果不及时挖掘，这处早期遗址可能没被发现就消失了！ 怎么办？试掘工作刻不容缓。10月23日，王武钰和郁金城从上宅村雇了几位工人，在台地南端开了两个探沟开始试掘。 在近40平方米的探沟中，一群人夜以继日埋头挖了23天。成果喜人，他们挖出了石斧、石球、石磨棒等几十种石器，还有带多种纹饰的陶片等，总计500多件。 考古队员把遗存中的一些木炭标本，送到北京大学考古系碳-14实验室。经测定，这些标本的年代为距今7500-6000年，是新石器时期的人类生活遗存。 在考古学上，北京地区新石器时期从距今约1万年前延续至距今约4000年前。这一时期，人类从洞穴走向平原，开始种植作物、饲养家畜、制作陶器，出现文明的曙光。 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们尚未在北京地区发现完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平谷上宅，难道真的有吗？![]()
上宅遗址试掘结束后，王武钰把一些样本送回市文物工作队，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看。夏先生看后连连说，这些器物很重要，是早期器物，有地方特色，应当正式发掘。 1985年，时年75岁的夏鼐身体力行，亲自到上宅考察。可惜没过多久，夏鼐溘然长逝。提起这段往事，王武钰至今遗憾不已，“夏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在平谷上宅遗址拍的。” 考古界专家的意见令人振奋，但上宅遗址还需要正式的考古发掘来佐证。 1985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工作队改名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4月初，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写了书面材料上报有关领导及部门，报请立即对上宅遗址进行发掘，旋即得到北京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4月中旬，平谷田畴桃花灼灼。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队，进驻上宅村。考古队由市文物研究所的赵福生领队，组员包括王武钰、郁金城、杨学林等人。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有关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规范，规定田野考古发掘专业人员需要通过国家考古领队资质培训和考试。赵福生是当时北京地区唯一有领队资格证的，他曾回忆：“单位让我去上宅组织发掘，第一年市文物局拨了3万块钱，我们白手起家，购置各种设备。” 上宅遗址是北京市第一个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并且有考古发掘执照进行发掘的遗址。正式发掘之前，考古队会同当地相关部门，与砖瓦厂主达成协议，不得再从遗址范围内取土烧砖。几经周折，才从砖瓦厂的推土机下，救出了这片遗址。 考古队在村里租下一方小院儿，建立上宅考古工作站。那儿当时是村大队闲置的库房，里面堆放了各种杂物。“窗户都是用报纸糊的，八面透风。”如今年过七旬的王武钰告诉记者，“清扫了十天，才给工作站整理出厨房、整理间、洗澡间、摄影室等。” 起初，工作站没有自来水，考古队吃水成了问题。“我们要用扁担挑着水桶，到村里的老乡家挑水喝。”王武钰说，“后来与大队协调，给我们的小院安装了自来水，用水才方便很多。” 田野考古是件苦差事。考古队员一天的野外工作补助，只有四毛钱。大家都自带锅碗瓢盆、煤气罐，煮点面条，加点白菜帮子，一年四季都如此。 住的地方也很简陋。房间里，除了临时借来的书桌，只有几块从市里拉来的木板，“架在两个长条板凳上，就是一张床。”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这片黄土地下，能不能挖出新石器时期的聚落、居住区和墓葬？ 考古队用洛阳铲，把上宅村台地周围的一沟一坎探了个遍，画出遗址的范围。为了摸清下面的地形，王武钰从北京测绘院买了一张1∶10000比例尺的北京地形图。但上宅村是一个小村庄，“在地图上的位置只能看个大概，根本看不出来地形。” 于是，王武钰从北京大学请来考古系王树林教授，测绘出一张1∶2000比例尺的地形图。“这样就能在地图上准确找到上宅遗址的位置，遗址方圆两公里内的地形，也一清二楚。” 拿着这张图，考古队依照南北正方向，按5米乘5米的规格，用木桩、绳子布出十个探方来。探方是为了方便发掘，在发掘区临时划分的正方格，也是考古队员们终日蹲守的“土坑”。 考古队员先去除探方里的表土和杂土，然后蹲在地上用小铲子一遍遍仔细刮。动作幅度需拿捏好，用力太轻，刮不动；用力太猛，伤文物。“看到陶片，要用竹签、刷子一点点清理出来，然后拍照，编号，装进袋子里。”王武钰说。 不同历史时期，堆积的土层颜色、软硬不同。但土层并不是像千层饼一样，水平的一层一层，而是会遇到各种情况。因此，考古队员要一边刮一边辨别土层颜色、包含物，触摸土层软硬，听手铲刮过地皮时声音是闷还是脆。王武钰说，“有一点变化，就得仔细琢磨。” 探方一开，基本上不能停。夏天，泥土里翻滚着热浪。冬天，田野里寒风刺骨。无论酷暑严寒，考古队从天亮刮到天黑，一直刮到“生土”为止。生土就是没有人类活动过的土。“不见生土不收兵”，是考古界一种不成文的说法。 在一个探方中，考古队挖了将近3米深，自上而下有七层，发现和生土很像，但又不太一样。据赵福生回忆：“我们画图、照相之后，再往下挖，发现不是生土。这一很硬的地层厚达一米左右，发现了三两个陶片。” 接着，赵福生让工人把其余九个探方，也都再向下挖掉一层。尽管当时十个探方出土的陶片，加起来一共才二三十片。但让考古队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层出土的陶片，和别的土层迥然不同。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考古队决定对这些陶片做微量元素分析。“我们取上宅的土，和四至七层的陶片中的元素做分析，最后结果一样，说明四至七层陶器就是取上宅当地土壤烧制的。而第八层的陶片与当地土样的微量元素对比，二者差距很大。这说明第八层的陶片不是平谷当地的。”赵福生回忆。 这些陶片来自哪儿？是北京周边地区吗？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上宅？ 众多谜团萦绕在考古队员心头。他们把《考古》杂志、北京周边地区同时期考古发掘报告、各种相关书籍翻了个遍，结果发现，第八层出土的陶片，从陶质、纹饰等来看，“和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接近，很可能是交换而来的”。 这就意味着，早在7000多年前，北京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就有了文化交往？为了继续考证，考古队把主持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考古发掘的专家请来探讨，接着又亲自去当地学习考察。 但令赵福生遗憾至今的是，“由于一些外部原因，我们没能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的陶片做对比，看看是否一致或相近。如果二者十分接近，说明平谷与内蒙古兴隆洼在新石器时期有物质和技术交流。” 据考古发掘简报，上宅遗址一共挖了八层，在四至七层的土层中，埋藏了各式各样的残陶片、四下散落的石器，还有大量炭屑、炭块和炭化的果核等。 这些丰富多样的遗存表明，上宅先民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但一个新的问题随之产生，他们具体住在哪儿？ 从1985年5月至1987年年底，考古队在上宅发掘了2785平方米，加上1984年试掘的75平方米，总共发掘了2860平方米。但在新石器文化堆积较好的700平方米及其周围，始终没有找到上宅先民的居住区。 据上宅村的村民回忆，1960年代平整土地时，曾发现台地的南部有一片片的红烧土和残陶片。考古队推测，可能是上宅先民的居住遗址区，可惜当时已荡然无存了。 考古队怅然若失。他们挖了近140个探方后发现，上宅村保存较完好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其实是一条灰沟。 灰沟可以说是古人的“垃圾沟”，里面有古代居民生产与生活丢弃的遗存。王武钰解释说，“灰沟有自然形成和人为之分。上宅遗址的灰沟，最早是自然形成的河沟。附近可能有烧陶器的作坊，人们把烧坏的或者残缺的陶器，随意丢弃在灰沟里。” 这条灰沟究竟埋藏了多少旷世的秘密？考古队员的心里，也充满了疑问。![]()
1980年代的上宅遗址
农家女修复陶器
碎片依旧是碎片，但7000多年的岁月与尘土，为我们解读尘封的记忆，蒙上了层层面纱。
揭开第一层面纱，首先要让陶器“破镜重圆”。
陶器作为容器或者烧煮食物的器具，不仅意味着先民的食物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意义非凡。对考古学者而言，“陶器如同一把钥匙，根据它的种类、形制等变化，能帮助我们解读背后的文化。”王武钰说。
上宅遗址出土了成千上万枚残陶片，据考古队估算，可修复的陶器有千余件。然而，对它们进行清理、拼对、修复、绘图、拓片等，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耗时耗力。
为了把更多精力集中在研究上，考古队决定，在当地参与考古发掘的工人中挑选5名细心认真的工人，经过培训后，负责室内整理工作。
时年22岁的刘凤英，被选入上宅工作站。王武钰记得，她一开始什么都不会，但做事细心、勤学好问，后来修复、绘图、拓片等流程，样样都得心应手。
当时，只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刘凤英，刚嫁到上宅村不久。“听说村里挖出7000多年前的遗址，非常好奇，没事儿就跑过去看看。考古队在村里招人发掘，我就报了名。”她没想到，后来还被工作站选上做室内整理。
刘凤英心细如发，但在七零八碎的陶片面前，却不知所措。
修复的第一步是“洗”陶，就是清理陶片上的泥土和杂质。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过程却非常复杂。刘凤英不断试错，“水多了陶片易碎，水少了又擦不净，还得分辨哪些不能用水洗。一些陶片因为烧制温度低，质地软，一不小心就‘洗’成一汤泥水。”
更难的是拼接陶片。上宅遗址出土的陶片，虽然在发掘时都按照探方、土层等编号整理，但要从数以千计的碎片中找出同一个器物的碎片，并且严丝合缝对上号，仿佛大海捞针一般。刘凤英一头雾水，“看起来都差不多。”
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陶片之间的细微差别。刘凤英拿着陶片看啊看，“考古队的老师，手把手教我根据不同的陶质、陶色进行分类和分色。然后，在区分出来的陶片中，把具有同样陶色、纹理、厚薄、弧度、形制的陶片整理在一起。”
埋着头，从清晨枯坐到黄昏，时间一点点流逝，刘凤英和工作站里的同事，重复着这件庞杂而繁琐的工作。运气好时，几个小时可以拼接上陶器的一部分；更多时候，一天也拼不上几块。
但只要能找到属于同一器物的口沿、腹部、底部，这件陶器的形状就能被考古队推测出来，从而进行修复。
修复陶器讲究“修旧如旧”。而要把残缺不全的碎片，修复的和原物一模一样，要先以泥制模。“上宅本地的红胶泥土，遇水太黏，不便于塑形。掺一些黄土，柔韧性更好。”王武钰记得，考古队为此到处找土，最后在平谷北城子村汉代博陆城遗址残留的夯土层中，筛选出一些黄土。
制模还要经过给文物刷蜡、脱模、灌注石膏等。刷蜡要掌握蜡模的软硬程度，白蜡硬，黄蜡软，需要不断调整两种蜡的比例；灌注石膏要控制好水与石膏的比例，注意石膏的流动性。每一步都暗藏玄机。
久而久之，那些灰头土脸的碎陶片，被刘凤英和工作站的同事修复成完好如初的盆盆罐罐。“这个时候特别有成就感，把文物捧在手里，像宝贝一样。”刘凤英记得，有一次，好不容易修好一个陶罐，最后用水一冲又裂开了，她为此懊恼了好几天。
除了修复文物，考古绘图也是考古发掘中必不可缺的一环。王武钰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不论照片拍得多清楚，只能看到器物的表面。表现整个器物的尺寸、结构、纹饰、线条等，只能靠绘图。”
上宅遗址出土的陶片，多数都带有纹饰。有“之”字纹、篦点纹、瓜条纹、抹压纹等20多种，刘凤英单是学习这些纹饰的称呼、样式，就记了满满一个笔记本。“有的字甚至不会写，就干脆把拼音写旁边，或者照猫画虎画出来。”
看、记、琢磨的多了，刘凤英学着把这些带纹饰的陶器绘制出来。一块巴掌大的残陶钵，外壁饰着“之”字纹。刘凤英先把它的外观，严格按比例画在白纸上。那些“之”字纹，用标尺量，分毫不能差。
“按照老师教的，一遍遍画。”没有绘画基础的刘凤英，画了十几遍才画出来。“到现在三十多年了，还记着当初老师的要求，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刘凤英说。
时光在指尖流逝，碎陶片恍如“重生”，变成了陶盘、深腹罐、碗、圈足钵、杯、勺等千余件陶器。除此之外，工作室还整理了石斧、石凿、石磨盘、石磨棒、柳叶形细石器等近千余件石器，还有石猴、石鸮、石龟等各式各样的装饰品。
这些埋藏在大地深处的丰富遗存，好像穿越7000多年邈远的历史烟云，款款而来。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也终于有了具体的实证。
原始聚落的生活片段
上宅遗址虽然出土了丰富的遗存，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考古队：先民住什么样的房子？
机缘巧合，考古队在上宅村以西25公里的北埝头村，找到了答案。
北埝头村地处平谷区西北部，村北可望连绵起伏的燕山，洳河流经村北，至村东转而南流，汇入泃河。198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时，王武钰和郁金城在北埝头村西、洳河南岸的高台地上，发现散落的陶片和一些浅坑。
浅坑的面积有十几平方米，形状多为不规则，偶有椭圆形。浅坑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圆柱形的洞。
王武钰和郁金城清理后发现，这些遗迹是十座半地穴式的房址，类似篱笆墙式的窝棚。根据碳-14年代测定，房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期中期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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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当时村民长期从那里取土，北埝头遗址被发现时已遭到严重破坏。王武钰和郁金城当时只进行了一次调查发掘，就没有再继续。
后来，随着上宅遗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队发现，北埝头遗址与上宅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形相近、纹饰相似，石器种类与制法基本相同。两处遗址相距不远，是不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 1988年秋、1989年春，考古队对北埝头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6座半地穴式房址和数百件陶器、石器。经过对比分析，考古队确信：“上宅遗址、北埝头遗址和河北三河孟各庄遗址，都处于北京东部泃河流域，显示了泃河流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文化”作为考古学术语，有专有含义。夏鼐此前在定义考古学文化时强调,“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物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 考古队认为，上宅遗址是这个文化的代表，因此称之为“上宅文化”。同时，北埝头遗址发现的16座半地穴式房址，恰好弥补了上宅遗址中缺少居住遗址的空白。 通过北埝头遗址的位置，考古队分析，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部落里，在靠近水源、土壤肥沃的黄土台地上群居，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子。为了防潮，房子地面和周围的土墙，用火烘烤过。每间房至少能容下3口之家，大小基本没有区别，表明当时是一个原始的平等社会。 让考古队意外的是，在每个屋子中间偏西南的位置，都挖出了一个埋在地下的陶深腹罐。这个陶罐是做什么用的？ 考古队在罐内发现了木炭渣和灰烬土，在周围的地上又发现了很多木炭渣。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深腹罐是当时的“火种罐”。 火种罐，主要是为了保存火种。王武钰解释说，“每天钻木取火耗时费力，先民就想出这样的办法，吹一下火种，加点树枝，旧火复燃。接着用石块垫起陶罐，就可以烹煮食物了。” 那么，他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有没有农业种植？考古就像侦探，一个谜团解开，更多的谜团接踵而来。 考古队一边发掘，一边四处寻找。“村里有人挖坑种树，我们跑过去看看。有人盖房子打地基，我们也跑过去看看，就为了找更多的线索。”王武钰说。 有一天，王武钰不经意间发现，一枚陶片上有粟壳的痕迹。接着，他把挖掘出来的所有陶片都翻了一遍，结果只找到极少数类似的痕迹。 为什么会有粟壳的痕迹？考古队把这几枚陶片反复对比，发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泥质红陶，而且都属于陶器的底部位置。 根据这些特征，考古队推测，“可能是上宅先民烧制陶器前，放在铺着粟草的地上晾晒，于是就粘在上面了。” 可是，上宅遗址并没有出土炭化的粟。陶片上为什么会有粟壳？考古队又反复探讨，推测了两种可能：一种是谷物粟壳，另一种是野生谷草的种子壳。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就意味着上宅先民已经食粟，过着农耕生活。从整个人类生活发展史上来看，这无疑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有没有其他线索能证明这一点呢？ 首先是石器。上宅遗址出土了石铲、石斧、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此外，考古队在北埝头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上，发现了淀粉的痕迹。 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骨柄石刃器。这是一种复合工具，刀刃部分由石头打磨而成，刀柄部分是被打磨出凹槽的动物骨头。有学者研究认为，它不但可以切割动物，也可以用来收割谷物。 其次是陶器。上宅遗址出土的陶器，很多都是平底或圈足。“这样更便于放在平面上，说明先民过着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分工，有人制作陶器，有人加工粮食。”王武钰解释说，“如果是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它们的器物是便于随身携带的样子。” 上宅遗址出土了一个陶猪头。猪的头形瘦长，双耳较小，拱嘴较长，两侧还刻划了一对獠牙。起初，考古队以为是野猪造型的陶塑。后来，考古队把陶猪拿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专家分析，“陶猪已经出现被驯化的痕迹”。也就是说，上宅先民可能已经开始饲养家畜。 层层推理、反复论证，考古队认为，上宅文化是北京地区最早有原始农业萌芽的史前文化。尽管当时农业生产非常原始，先民过着农业、狩猎、采集兼具的生活。 根据发掘简报，上宅遗址出土了石猴、石龟、石鸮等生动形象的动物造型物品。这些物品上有穿孔，考古队推测，可能是先民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王武钰告诉记者，“先民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中的长期观察。说明当时北京地区草木茂盛，野生动物丰富。” 鸟首型镂孔器，也是上宅遗址出土的一件罕见陶器。器物的顶部是鸟首型，腹部为圆筒形，且有四道长方形镂孔，遍体有刻画的线纹。 “如果用来放东西，显然不够稳定。”考古队推测，可能是将鸟作为崇拜物而进行祭祀活动的，并非生活实用器。而燕山、燕地的称谓，也可能与燕山南麓泃河流域出土的鸟形图腾标志有着某种联系。 上宅遗址和北埝头遗址在发掘之后，均已回填。而这些器物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具体有什么用？至今没有人完全了解。![]()
1985年的一天，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俞伟超先生邀请赵福生到故宫午门外西朝房聊上宅遗址的发掘。 当时，俞伟超还没有正式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当馆长，暂时在午门外西朝房办公。 俞伟超和赵福生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叮嘱赵福生，上宅遗址发掘中要利用多学科综合研究。聊完之后，他又连夜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信，让赵福生转交北京文研所。 赵福生意识到，俞伟超已经有一套对早期遗址进行环境复原的思路。与此同时，一生致力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侯仁之，与俞伟超所见略同。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只限于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而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代上限应提前至新石器时期。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侯仁之一直在思考如何从人地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开拓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上宅遗址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内容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让侯仁之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从而有机会扩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上宅遗址发现后，侯仁之带着北大学生到现场观摩。回北大后，他立即给市领导写信，强调上宅遗址的重要性。 侯仁之念兹在兹。他对赵福生说：“考虑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要与考古学相结合”。由此，他申报了三万年以来和一万年以来北京地区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研究课题。 1986年11月，侯仁之邀请环境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周昆叔到他家里，谈论上宅遗址一事。 周昆叔后来回忆：“侯先生以其一贯关注北京城市研究的高度热情和对上宅遗址重大意义的洞察力，挥臂指出，北京城南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周口店，现在城东有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样北京文化渊源，来龙去脉和北京城的兴起就会清楚了，并诚邀我参加对上宅遗址的研究。” 1987年2月14日，侯仁之与周昆叔等应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之邀，到府学胡同参加上宅遗址研究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议，应该在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下设一个学术组织来推动上宅遗址的研究。 侯仁之问周昆叔，这个组织该如何命名？周昆叔回答说，“可否以环境考古作为研究方向，并且可否以环境考古作为推进该项研究的组织名称。”侯仁之兴奋地表示赞同。 由此，“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成立，并开展平谷史前时期环境变迁研究。 环境考古学是在复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上，探讨古代人类社会及其演化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上宅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为这门新兴的学科，提供良好的试验田，也使上宅遗址考古发掘别开生面。 为研究上宅遗址古生态和人们的生活，周昆叔在上宅遗址的剖面，自上而下取了23个种属的孢子、花粉和藻类。在他看来，通过识别地层中的孢子花粉，能够推断过去的环境，如气候的冷、暖、干、湿的变化和地质时代的新老等。 通过对孢子花粉分析，周昆叔发现，距今7500年至2500年前，北京平原上呈现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葳蕤丛生、植物繁茂、禽兽出没的景象。沼泽在河道两侧、河源等处，星罗棋布。 这一时期，古人类开始寻找新的生活居住地。湿漉漉的水乡泽国不适合人类居住，较为干燥、又接近水源的平谷上宅，是先民们较理想的生活场所。这里的青山绿水、肥沃土壤，也为先民提供了衣食之源。 此外，周昆叔还在采集的孢子花粉中，发现了农作物花粉。“证明距今6000年前的上宅人，已在平谷盆地进行垦殖，是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环境适宜，生活稳定，故创造了较繁荣的上宅文化。” 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备受瞩目。侯仁之评价说，“上宅遗址发掘是恢复古环境与古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是北京古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俞伟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应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农业的起源和文化发展问题。” 后来，环境考古工作由上宅遗址扩展到平谷盆地、北京地区，再扩展到河北平原、黄河中下游，进而推向全国。 周昆叔把平谷上宅视为环境考古策源地，并将其称之为“20世纪末北京平谷的两件文化盛事之一”。另一件文化盛事，是建立上宅文化陈列馆。![]()
上宅文化在考古界轰动一时，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 1987年，北京市政府批准，在平谷修建“上宅文化陈列馆”。这在当时没有先例，是全国第一家以考古文化命名的专题陈列馆，也是北京地区第一座新石器文化陈列馆。 平谷相关部门的领导忙前忙后，为陈列馆办理各种施工手续。徐子旺作为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代表，当时主管工程进度、规划、监督等。 据徐子旺回忆，“陈列馆规划面积是8500平方米，上宅村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建馆。只有在上宅村和金海湖水库之间，有一道深沟可供选择，没有别的地方。” 打眼放炮，碎石头崩下来，一点点填平深沟。徐子旺记得，整整一个冬天，一座山头才被削平。第二年春，正式筹建陈列馆。那段时间，他骑着自行车在陈列馆和家之间来回跑一百多里，每天早出晚归。 筹建初期，陈列馆有3个设计方案入选。其中，北京市文物局古建园林设计室（现为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马架子窝棚的设计，脱颖而出。马架子形似半卧于草地上的马，四周用几根木头支撑，外面蒙上茅草，被认为是中国土木合构的古典建筑的发端。 陈列馆布展也颇具匠心。考古队王武钰执笔编写了陈列大纲，首都博物馆展工部负责陈列设计。从图片到文物，每个细节都精心设计。从而使北京地区7000多年前的自然环境和上宅先民的生活，在陈列馆情景重现。 上宅文化陈列馆从设计到建成，用了不到两年时间。1989年9月，作为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项目，陈列馆正式开放。 周昆叔评价，“这是一座颇富匠心和特点的建筑，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和丰富文化内涵的建筑。”他在《北京市平谷区20世纪末两件文化盛事》一文中写道：“上宅文化陈列馆在设计中既要防搭架的渗漏，又要体现搭架的观赏效果，以此强调建筑的回归。展厅外墙饰河卵石和展厅上方悬挂着类似捕鱼网状物等，都是建筑师为追求展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良苦用心。” 考古大咖为此纷至沓来。苏秉琦为展馆大门上题书“上宅文化陈列馆”，侯仁之先生为陈列展览撰写前言：“以上宅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与陈列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旧石器文化，东西辉映，生动地体现了首都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北京地区首先被发现有原始农业兴起的上宅文化，可以看作是北京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 陈列馆建成后，徐子旺被任命为第一任馆长。但由于陈列馆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没有任何财政拨款，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所有的家当，只有一张剧团演《沙家浜》的道具桌子和两把道具椅子，还有宿舍的一张木板床。”回首当初的艰辛，徐子旺仍历历在目，“我和书记卢维信是仅有的两名正式员工。卢维信比我年长十多岁，所以让他睡在床上，我就铺张草席睡地上。” 开馆第一年，陈列馆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前来参观，门票收入约4万元。但仅靠门票收入，无法维持陈列馆的运营，徐子旺急得团团转。 “陈列馆历史意义重大，不能在我手里砸了”。徐子旺想出开源节流的办法，建设陈列馆主馆的同时，四处筹钱，在主馆南侧建了一座地下餐厅。 1990年，北京举行第11届亚运会。亚运会水上比赛项目赛艇、皮划艇，在平谷金海湖举行。当时，平谷还建设了亚运会分村，数百名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汇聚于此。金海湖热闹非凡，游客络绎不绝。 陈列馆的地下餐厅距离金海湖不远，因为地理优势，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餐厅能同时接纳二三百人，生意好的时候，挤得满满当当。”徐子旺算了算，“第一年净赚利润24万多元，不仅解决了职工工资，还置办齐全了陈列馆的办公用品。” 随着上宅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陈列馆不断更新。2019年，张冬伟任馆长期间，曾邀请王武钰作为顾问，对上宅文化陈列馆进行改陈。 如今，金海湖畔这座马架子窝棚式的陈列馆，吸引着人们前去追古寻根。那些看起来粗糙简陋的器具，和生趣盎然的雕塑品，就像浩渺星辰的微芒，传递着上宅先民的智慧，令人充满遐想。 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了由国家文物局确定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平谷上宅遗址被列为001号。未来，平谷区将围绕“一河、一址、一馆、一园”的规划，筹建上宅文化博物馆和上宅考古遗址公园。 中华文明如何起源？这是研究人类文明史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考古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掘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同时，由于仰韶遗址位于中原中心地带，考古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即“中原中心论”。 改革开放后，中原之外的地区也发现了很多史前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在距今5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社会已经明显分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发达的玉器文化和随葬大量玉石器的大墓。这些都给“中原中心论”带来很大冲击。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这些史前文明比作“满天星斗”，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独照；严文明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独占花心，四方辐辏。 但在“满天星斗”“重瓣花朵”中，北京地区却“黯然失色”。作为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交通枢纽，北京地区是否存在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年代相近的史前文化，一直未能确定。 此外，北京地区自发现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之后，远古人类从洞穴走向何处，在当时也是未解之谜。北京地区史前发展的链条，缺失一环。 1984年，上宅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北京史的这段空白。正如侯仁之所说，“上宅遗址正好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发展的空白，从而为建立北京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期序列奠定了基础。” 由此，北京地区的先民，大致可以连接起这样一条轨迹：在从北京猿人开始的脚步，经过山顶洞人的时代，逐渐来到王府井人的河滩和东胡林人的营地，然后就是上宅先民的定居。 上宅遗址的发现，表明中国史前文明的“满天星斗”中，也有来自北京地区的光辉。 北京地区是早期人类活动和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地带。它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三面重山环绕，东南一面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展开，因而名之“北京湾”。 “北京湾”的东西从北京近郊的西山到蓟县、平谷之间的盘山约有一百五十里，南北之间自湾口到北山最远的距离也有一百里。从周围山区发源的大小河川，蜿蜒流经北京小平原，滋润草木繁盛的沃土，滋养早期人类繁衍生息。 据环境考古学家研究，随着环境变迁、生产发展，北京先民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寻找新的居住地。他们从山地走向平原，由居高台地走向河床低谷。农业就兴起于平谷上宅的台地上，从此出现文明的曙光。 上宅文化是迄今发现的北京地区最早有原始农业萌芽状态的史前文化。 农业意味着人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史前人类从采集者、捕猎者变为生产食物者，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革命性的转变。上宅文化，为研究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产生、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重要资料。 北京所处的燕山南麓地区，是多种文化交流的舞台之一。自古以来，北京便与辽西、内蒙古中南部、冀中、鲁西的古文化相互碰撞、密切往来，成为沟通华北、东北、西北的文化枢纽。 苏秉琦曾总结，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发展规律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 上宅文化介于南北考古文化系统之间。有迹象说明，上宅文化早期曾先后受到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的影响，其晚期又受到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 时至如今，上宅文化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北京与内蒙古兴隆洼，在新石器时期是否有物质和技术交流？上宅先民是否有鸟图腾崇拜？鸟图腾和“燕山”“燕地”有没有联系？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