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欧阳修》06费力反而不讨好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是苏轼、苏辙、曾巩的老师，也是王安石政坛上的伯乐。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陷害，他被罢黜了官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为大家讲述欧阳修的仕途经历。

康震，1970年3月生，陕西省绥德县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词、散文、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康震品李白》《康震评说诗圣杜甫》《康震评说苏东坡》《康震评说李清照》《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等著作、教材多部。荣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高校优秀辅导员、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全国优秀教师奖、北京市教育教学(高等教育)优秀成果奖、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教育部、北京市级教学科研项目。

2005年至今，在CCTV—10《百家讲坛》主讲《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苏轼》《李清照》《唐宋八大家》等专题讲座，获得广泛好评。

画外音：欧阳修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更是北宋政坛著名的谏官，欧阳修对于政敌是针锋相对、毫不手软，耿直不屈的人格成为他个性的标签，然而他的这个性格有时候也会伤害到别人，甚至会做出费力不讨好的事，在欧阳修的一生中，这样的事绝不在少数。欧阳修与范仲淹是同道好友，而在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的这支生花妙笔却得罪了范仲淹的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六集《费力反而不讨好》。

康震：

　　在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世了，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知道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那是非同寻常，范仲淹对欧阳修有奖掖提携之恩，两个人也是同道的好友，友谊非常深厚。范仲淹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就邀请当时他们一起推行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重臣叫富弼，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邀请欧阳修为他的父亲撰写神道碑。解释一下，墓志铭是埋在坟里头的，写好了以后刻好了以后就在坟里头了，将来多少年以后把这个坟刨开了，要了解墓主的生平，就看这墓志铭。神道碑是立在墓道上的，就是，是在外边别人能看见的。就这么个区别。一个是在暗里的，一个是在明里的。这个任务交给他，他不能不写啊，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写，可是对欧阳修来讲这太为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要评价范仲淹就意味着要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史，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范仲淹跟他一样在政治上也是起起落落，他可能没有一个私人的敌人，但是他可能拥有很多政治上的对立面，那你现在评价范仲淹，那些对立面的势力还都存在着，所以欧阳修就说什么呢？说我写这个神道碑，对上不能有损国体，因为范仲淹生前担任的职务那是跟国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对他的评价不能有损国体。第二，也要躲开那些对立面的明枪暗箭，我不能把这个神道碑一写出来，结果招致一大帮人的群起而攻之。所以他说写这个神道碑首先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稳当，稳当的内涵就是要公道、要公平。我只要立住了公平，谁也说不了我什么。所以他说“须先自执道义也”，我自己先把道理拿定了，把立场立定了，我自己的说法确定了，我的原则确定了，我对范仲淹的评价就好办了。

　　就写了，富弼的墓志铭写得很快，写完了之后就埋到墓里边去。欧阳修的神道碑写了15个月，你想欧阳修这样的散文大家、政治家，溜溜地写了15个月，交稿交得特慢，这才写出来，写出来他还不放心，专门交给当年与范仲淹在宰相府里共事的韩琦，让他过目。韩琦给他提了一些意见，他进行了修改之后，然后才拿了出来。嘿，我跟你说啊，他是千小心万小心，你看他们原来同一阵营里边的韩琦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没有意见了。最侥幸的是他们的对立面们没有任何声音，这就说明他做得公道不公道呢？公道。稳当不稳当呢？稳当。

　　才是的，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写墓志铭的富弼，富弼看了以后没有明确地讲不满，但他讲一段话，这话是大有深意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写文章求的就是善恶分明，我要写善就是为了劝诫后来。我要写恶，就是为了惩治那些败类。我写的文章从来都不模棱两可，怎么叫不模棱两可呢，就是褒贬分明，让善人能长生，让恶人下地狱。如果写文章前怕狼后怕虎，左右都害怕，我不高兴这样做，我写墓志铭就坚持的这个原则。而且他说什么呢，我明确说，我在给范仲淹写的这个墓志铭里边，我就是激烈地抨击了当年的那些对立面，我知道他们那些对立面的后人现在还活着，我不怕。我把这话讲出来，他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但我就是不惧怕，我活人就活个有原则，原则分明。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是吧，要是没意见他平白怎么说这番话呢？欧阳修啊，对这段话有一个明确的回应，他怎么说？他明确地告诉富弼，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请人另写，哥哥我不干了，我还真不惹这个，你们觉得不合适你们另请高明。

画外音：欧阳修与范仲淹不仅是政治上的同道者，更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以欧阳修的绝世文才，为范仲淹书写的神道碑文肯定如花团锦簇一般，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文章写成后反对的声音却并没有出自政敌的阵营，而是来自身边的好友，这是为什么呢？

康震：

　　大家知道，范仲淹当年推行革新的时候画了一幅《百官图》，所谓《百官图》那就是在当时做了二十多年宰相的吕夷简的门下关系盘根错节，这些当官的，谁是怎么上去的，谁是怎么做官的，那些根根梢梢都跟这吕夷简有关系。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百官图》目的就是要揭开这个黑盖子。打起来了、冲撞了、矛盾了、党争了，先是范仲淹被贬，欧阳修那会儿不是也被贬了吗，后来吕夷简也被贬，在这当口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夏和北宋的战争爆发了，吕夷简重新为宰相，他一做宰相，就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主动向皇上提名，这时候应该紧急地调回范仲淹，让他全权负责对西夏的战争。在写到这一块的时候，欧阳修在神道碑里是这么写的：

　　“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被起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欧阳修

　　吕夷简重新做了宰相，范仲淹也因此重新被起用，两个人相约共力杀贼。天下之士都因此称许两位国家高级干部。就这么个事。问题害在哪儿了？还不光是富弼，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就坚决不同意。范纯仁说什么？“我父至死未尝解仇。”我爸爸到死都跟那吕夷简没完，跟那仇就没解开过，我就没听说过他老人家什么相约共力戮贼杀贼，没有的事。富弼他又不是范仲淹的儿子，他不好讲得这么明确，他是从评价一个人要善恶分明，是吧，要有原则，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他的意思也是一样，你怎么能乱写呢？吕夷简那是咱们什么人，那是咱的仇人啊！你现在说的是咱那头儿范仲淹跟他相约共力杀贼，那咱们的原则不就丧失了吗？你这不是和稀泥吗？你不就怕得罪人吗？但是范纯仁不一样，这是给他老子写的盖棺论定的评价，他当然急眼了，我爸爸到死都没跟他平息了这过节，没完，我这儿还没完呢。

　　欧阳修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我们已经对他很了解了，欧阳修怎么说？说我也吃过这吕宰相的亏，他也治过我，但我跟你们说，我写他跟范仲淹的事情那是要公道的，只有公道才能传之后世。我听说范仲淹说过，他一生从来没有怨恨过一个人，这事就奇了怪了，他自己都觉得跟这个吕夷简之间没仇了，你这当儿子的出来非说地底下已经死了的两个人互相之间仇没解开，你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父子俩怎么就差得这么远呢？我告诉你，这是欧阳修的原话，说什么，你说你父亲说没解仇就没解仇了？你那会儿才多大？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你小兔崽子你懂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欧阳修在这问题上非常地鲜明？因为评价范仲淹关系国之大体，就是对范仲淹的评价如果出现偏差的话，那就对整个这一段的历史，对这一段的北宋国家的形象有重大影响。他要是个一般的县令那就算了，对不对，你爱说怎么怎么，只要你高兴。这是什么？你的父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主持朝政，代表着国家的朝政的形象，我能为你这小子的这两句话就改吗？我是证人，我听见了，我见到了。

　　那大家可能就说别激动，别激动，我们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说欧阳修这么说，我们说对。那他儿子人家肯定回家跟他爸爸也说过这事，他也这么说，富弼也是当事人呢，他为什么意见跟你也不一样呢？这就得再看第三者的记载，司马光，大史学家，在他的著作里边对这个事情有原原本本的记载，他记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范仲淹回到朝廷之后对吕夷简说，我呀，以前对您多有冒犯，我真的没想到，您能提名提拔我，我没有想到您能这么做。吕夷简怎么说呢？说

　　“夷简岂敢负于旧事为念耶？”——宋·司马光《涑水纪闻》

　　在国家大事面前，我怎么能以我们过去的过节萦怀于心呢？我们都是干什么事情的人，我们都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不能以个人的私人的小过节为念，这是一个证据。后来的苏辙也曾经记录过一个事实，范仲淹临到前线去之前，专门给吕夷简写了一封信，向他承认当年所犯的一些不得体的错误。当然有的人解释说，他要走了，他担心在后院捣乱，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不管怎样讲，这个人愿意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自己能够全力地在前线组织作战。那大家说，这你又都说的是第三者，问题我就想问范仲淹到底写没写这封信，我告诉你，还真写了，这封信的名字就叫《上吕相公疏》，现在依然能够在宋代人吕祖谦所编的《皇朝文鉴》113卷里边找到这篇全文，但是你到了南宋朱熹的时候，翻开范仲淹的全集已经见不到这篇文章。很显然这文章被谁删了？被范纯仁删掉了。在这篇文章里头，在这封信里边范仲淹是怎么写的，他感谢吕夷简说：

　　“褒许之意，重于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范仲淹《上吕相公疏》

　　你对我的奖掖之恩，对我的褒奖之意，真是重若金石。我真是诚惶诚恐、诚惶诚恐。

　　“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范仲淹《上吕相公疏》

　　我自己很惭愧，当年我的一些说法、我的一些行为不但对皇上不敬，对您这样的国之大臣也不够尊尊。是一种善意的释放，就是一种想要和解的一种善意。最重要的是范仲淹在这封信里头还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年唐朝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不对付，不说话，后来等到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时候，两个人执手立志，共戮国贼。您就是当朝的郭子仪，我肯定没有李光弼那能力，我担心有负国家的期望，也有负您的期望，范仲淹是这么讲的。所以我们说既有范仲淹本人的这封书信，又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记录，同时不管怎么讲毕竟欧阳修是与范仲淹共事过的，这样的事情遮是遮不住的，应该说，这应该就是事实的真相。就是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写法上、态度上，富弼跟欧阳修有分歧，范纯仁更是无法容忍。

画外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对范仲淹的家人来说，吕夷简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对头和夙敌，那么两个人的过往又怎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神道碑上呢？而作为欧阳修来说，他又为何非要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属，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当文章写成后，范仲淹的家人们又该拿它怎么办呢？

康震：

　　结果很不愉快，范纯仁让人从碑上把“至此、以至”那的二十多个字全部都删掉，全部磨掉。就是凡是涉及到说我爸爸跟吕夷简和解的那些话全数删去。欧阳修的做法是拒绝接受被删掉以后递给他的拓片。他明确告诉大家，以后你们要想看我写的给范仲淹的神道碑，甭去看那块碑，那不是我写的。要看得看我家传的集子。就是我自己将来，我百年以后我自己传世的集子，您看我那个。你要看那碑，告诉你，那人不是我，那上刻的是欧阳修，那人我不认识，你得看我自己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知道欧阳修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大家可能就说了，这个欧阳修就不犯错啊？他那个神道碑就写得那么精准？也有错。欧阳修他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坚持原则的人，但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不是一个犟人。他有错，什么错呢？他在里头写呀，说宋仁宗曾经想率领文武百官给他母亲磕头，上朝的时候，范仲淹说这事不妥呀，力谏止之，就是拼命地劝他，把这事给劝下来了，没发生。后来苏洵在编这个朝廷的文件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劝住，还是发生了这件事。就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就改过来了。

　　还有包括他在写这个神道碑的时候牵扯到范仲淹的履历，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别人看了以后也告诉他说你这个不对，前后顺序都是乱的。欧阳修明确表示我写神道碑不是给他填履历表，我的这个排列是按照我自己行文的意思来排的，我特别做了注明。你们如果要了解范仲淹的履历，千万别看我这块碑，你们可以看什么呢，看墓志铭，墓志铭里边会详细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他任官的先后。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是可以改的。

　　那么大家就说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大的分歧呢？甚至不惜得罪人家家属，本来这是个好事，是不是，他跟范仲淹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的朋友、同道者，人家属让你写一个盖棺定论的神道碑，你就写成这种结果，两厢都不愉快。为什么呀？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大家要知道，像唐代的“牛李党争”那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权力，争的是政治利益。宋代的时候，在范仲淹、吕夷简等人所发生的争论从最开始的时候叫做“君子之争”，争的是什么呢？政见不同，绝对不是争的权力。就是说对于朝政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发生争论，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可以进行辩论，真理愈辩愈明，谁对的我们就服从谁。所以君子之谏、君子之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欧阳修等人拼命地给皇上说，我们是朋党，但我们是君子之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可是大家要知道，争着争着就容易意气用事，争着争着，原来本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争政见的不同，最后就变成了派性的斗争。只要是你说对的我就说是错，只要你说错的我就说对，这样一来就把派性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很糟糕的。

　　我告诉你革新派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原来欧阳修、范仲淹被贬之后，蔡襄写过一首诗叫《四贤一不肖》，这四贤说的是谁呀，四贤说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是高若讷，就那倒霉的谏官。欧阳修不是写篇文章骂他吗，最后骂完了欧阳修也被贬了。这《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它就很有分寸，因为当时的人明确地了解到蔡襄写的是事实，这几个被贬的人确实很冤枉，而高若讷作为一个谏官在当时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所以《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虽然写的是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但是大家基本是认同的。有人攻击蔡襄，革新派的人就为他说话。

可是到了后来，我说过一个人叫石介，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歌颂庆历新政，但是却诋毁反对派，这就很麻烦，我说过，范仲淹看了这首诗都说此等怪人一定坏了我等大事，韩琦看了也说，国家大事岂可以此言之？我们国家的大事怎么能这样子意气用事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首诗里边，石介对那些对立面和反对派极尽人身之攻击，一吐心中之愤懑。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你可以讲道理但不要骂人，你越骂你越没有道理，所以石介写了这首诗在革新派阵营内部却引起了比较反感的回声，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样做就是派性斗争，就不再是“君子之争”了。

　　所以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像欧阳修他是很清醒的，他就要反省，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大家要知道这些派性的斗争会让政治空转。有人曾经评价过这个事件，说什么呢，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君子之争，君子之争是为了反对小人，但是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就偏离了方向，小人没斗倒，老百姓吃亏了，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了，派性的利益一旦站在了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他会以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名义来实行派性的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些所谓的君子、所谓的革新派，当他们要斗这些反对派的时候，他们用的手段跟那些反对派用在他们身上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些君子用了小人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一来君子何以自明？你们是代表理想的，你们是代表革新的，你们是代表民众的希望的，但是你们所使用的手段跟小人一样，你们最后所争的利益也跟小人一样，你怎么说自己是君子之朋？所以你注意啊，这种争端欧阳修看得是清清楚楚，他要反省不是他个人反省，他要替整个他们这个革新集团反省。再说深刻一点，他为整个国家而反省。

　　所以我们说，欧阳修写这个神道碑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对不对，那你要说这有多大的事，你给他爸爸写了一个神道碑，人不同意。说就在这么个小事上，当时俩人就是没有相约共力戮贼，没有，那是出于对国家的考虑，但是绝对没有跟吕夷简互相相约如何如何，更没有给他写什么信承认错误，没有的事，看上去是个人的意气之争，但是因为吕夷简和范仲淹都是国之重臣，他们俩的私人之争那就会损伤国体。所以为什么欧阳修说一开始写这个神道碑他就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他要不能有伤国体，我总不能把当年两个最主要的执政者写的互相在掐架，现在就像富弼说的一样，要界限分明、要是非分明、要善恶分明，那怎么办呢？那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两个人打架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打架的历史吗？这个问题欧阳修脑子清楚得很。

　　南宋的大哲学家朱熹是欧阳修的知音，他对欧阳修的评价很高，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欧阳修的这个评价里头，在之前吕夷简贬谪范仲淹，可罪啊，这件事情做得差，我们可以说他犯了错误，严重的错误。后边他又起用了范仲淹大书特书，一个人他的缺点错误和他的优点都是很分明的，你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对国家有好处。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杰出人物的评价要客观、要公正，只有客观和公正才对国家和民族会有长远的数不清的好处，你这样的评价公正了，人民对历史的判断和评价就会公正而原则鲜明。

画外音：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史官欧阳修的眼中，为范仲淹这样的人物撰写神道碑文，就应该抛开个人的情感，在碑文中，范仲淹、吕夷简等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朋友或者是政敌，而是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活动就是宋仁宗时期一部政治史的缩影，所以，只有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才能让后人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而欧阳修的这种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却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除范仲淹的神道碑文之外，欧阳修又做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欧阳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康震： 

　　欧阳修得罪人得罪得多了，这刚才说的是评价范仲淹，评价包括里边其实也牵扯到评价吕夷简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是多么突出，叫尹洙。这个尹洙是欧阳修在北宋前期推行“古文运动”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同道者，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比较陌生，这并不要紧，关键是看欧阳修对他的评价。尹洙去世了，尹洙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请欧阳修给尹洙写墓志铭，这回听明白了，前头那是写神道碑立在外头的，这回就让他写墓志铭，是埋在里边的。这没问题呀，这个好写啊，这只是文友，不是政治上的同道者，而且尹洙基本上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在古文上。

       好了，墓志铭写好了，写好了人家属不干了，这回是他老婆不干，对我们家老尹你评价得太低了，写得太少了，是不是，你看他是北宋初期的“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你对他评价就四个字，叫“简而有法”。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地简约，对于材料的取舍非常地科学，完了。人家属说了，家属说，就我知道还能再写两条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尹洙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推动当中是首倡者，第一个提出来的，有首倡之功。第二，当时的人都写骈体文，说我们家尹洙在于破骈体立散体文的方面，他有突出的贡献。你把这三条都得写上，而且你字得写多点。

　　 欧阳修是不会妥协的，欧阳修说什么呢？他说当年韩愈给孟郊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孟郊。他给樊宗师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樊宗师。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纪念方式，我给你写墓志文的时候，我写的这篇文的风格，我就模仿你的风格，这是对这个伟大的逝者最好的纪念。尹洙生前的文风就是简而有法、简而有深意，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他的文章是非常地简练的，但是他取舍的材料是非常地精到的，他的文章是很简约，但它里边的含义是非常深刻。我现在写他的墓志铭就用尹洙当年的文法来写，这是第一，没有错。第二，骈文和散体文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文章写得好，骈散捏到一块儿也能写，可以将骈文加入到散文当中，写散文的时候也可以用骈文的方法，写骈文的时候也用散文的方法，这个不存在功劳的问题，什么破骈入散，不存在，这不是一条功劳。至于说首倡之功，我看未必，在尹洙之前已经有几位大将开了“古文运动”的先河，欧阳修没好意思说，更别说以后还有我这员大将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北宋的“古文运动”真正的推动力在于欧阳修，欧阳修不但地位高，才力雄富，而且他才华卓著啊，他的推动对“古文运动”的推动是关键性的，这个当然不必说了，但是首倡之功他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欧阳修说了，这三条你说的这意见我都不能接受，他最后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论尹师鲁墓志》，我就给你论一论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的，最后说句什么话？说想当年读我的文章里头最知己的就是尹洙，他看我的文章看得很快，不过几行之后就知道我的立意和用心。我告诉你，我写这篇文是为了慰藉我的亡友，我哪儿考虑到给你们这些小子、你们的感受啊？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跟刚才那态度一样，就是我之所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当年是与我同道的人，我们是在一起共同推动“古文运动”，共同进行政治的大的改革的。我评价的是历史人物，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的老公。在我心里，评价的人他的历史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你们亲人的地位，所以我不会为你们改变。

　　当时尹洙去世的时候范仲淹在旁边，范仲淹怎么能不了解欧阳修呢？他就做分工，韩琦写那墓碑，栽到墓道旁边的公开让大家能看到的，你呢就写那墓志铭。他太清楚欧阳修会怎么写了。他就给韩琦写了一封信，信里边说呀，最近欧阳正在给尹洙写墓志铭，写得很好，词义高妙啊，可以传至于将来。可是有一样，就是这个他对尹洙的评价可能会让有的人不满意，你说换个人写吧，影响又没那么大，是不是？你说让别的人写吧，哪有欧阳修的影响大？可是让他写吧，他评价老是不满，就是老欠一点，难免引起别人的不满意。而且欧阳修这人有个毛病，他写的文章不允许别人改，你要改了那是你写的，要看我的，在我的书里边，你说这不是麻烦吗？我呀，就跟你说说，你就多写点，哎，他那儿没写的你就都写了。所以这样一来，（范仲淹）他真是很老练的一个人，这个老练是基于什么大家要知道，是基于深深的友情啊，他们的好朋友去世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评价得好一点，人都去世了多说点好话。可是欧阳修他知道，那是当过谏官的人，那是跟皇上吵过架的人，那谁都不怕，是不是，他的原则定了谁都甭想改，那怎么办，只有改韩琦的了，你多写点吧，韩琦的那个墓碑那文字比他的墓志铭多出两三倍去，那人家家里人看了肯定欢喜啊，是吧，你看这才像个样子是不是？哪像你那个抠抠搜搜的写那么点字？

　　这个问题上，我们来看什么问题呢？欧阳修这个人他是一个内心里边始终坚持公道的原则，我认为真理是怎样的就是怎样。有时候真理很难看的，没事，这是真理，真理就这么难看，摆出来就行。这样的原则，这样的鼓励，就让欧阳修的人格成为宋代士大夫中间特别具有代表性。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人格风范。欧阳修的人格风范那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坚挺、挺拔、绝不弯曲，而且他的原则你说不出什么来，他确实是对的。我们说通过这两件事，这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就能看出来欧阳修人格的特点，但是他不改初衷，可我告诉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欧阳修终于朝廷没说的，忠于圣上也没错，但这种忠诚有时候也会铸成大错，在后边的经历当中，欧阳修的忠诚就害了一位大忠臣，要问这个忠臣是谁，欧阳修是怎么不自觉地害他的？且听下回分解。

下期预告：欧阳修为官尽职尽责，力求公道，但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曾经好心办坏事，害得一代名将狄青百口莫辩、郁郁而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位勤奋且努力的国家栋梁，一个刚直不阿却害人，一个力臻清白却被害？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七集《忠臣反被忠臣害》，敬请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