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儒学与“六经”的相互生成|
本公众号将从“儒家、六经与三代文明”“诸子学派与经典诞生”“儒学与‘六经’的相互生成”三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儒学与六经》以飨读者。
如上所述，在春秋战国以前，既无“六经”，又无儒学；春秋战国以后，“六经”与儒学同时产生。当我们从文化渊源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当我们从思想建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则会将“六经”与儒学看作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
为什么说“六经”与儒学的思想、学术的历史建构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可以说，是“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家。儒家学者是通过整理、学习上古文献、深受三代文明的道德精神、人文理性的影响而形成的，没有三代历史文献的文化知识、价值信仰的浸染，也就没有儒者，没有“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学派。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述而不作”为宗旨，从三代文明留下的浩繁档案文献中汲取思想营养，他们特别崇尚那一些能够表达三代先王的道德理性、政治智慧、历史经验的各类文化知识的典籍。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等早期儒家通过不断地学习这些文献典籍，即从《诗》、《书》、《礼》、《乐》、《易》、《春秋》经文的原始文献典籍获得精神文化的源泉。他们强调这些典籍是三代圣王留下来的，他们以这些 “六经”典籍为自己的思想依据、学术基础，从而形成了以三代礼乐文明为文化母体的儒家学派。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儒家学派建构了“六经”的经典体系。三代文明留下的浩繁档案文献、王官之学，恰恰是由于儒家士人的收集、选择、整理、诠释，使得这些浩繁的档案文献最终演变为中华文明的“经典”，故可以说儒家是“六经”的建构主体。也就是说，没有儒家学者对“六经”的原始形态即文献档案的收集、选择、整理、诠释，就没有“六经”的经典形成，不能够产生代表三代文明的“六经”系统。在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以整理这些经典之前，这些典籍不过是三代时期的巫史、王官留下的各种文献档案。这些典籍的文献形式包括了各种典章、公文、档案、实录等，这些典籍的思想内容则是各类杂芜的政治经验、宗教信仰、社会观念。但是，这些具有深厚华夏文化使命感的儒家学者，却又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思想革新精神，他们坚持以三代文明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为出发点，从那些浩繁的文献档案中选取一些思想精华的典籍，整理成可供当代人学习文化、建设文明的经典文本，即成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为了将这些经典与治理天下、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儒家对这些原典做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使“六经”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创新结合起来。孔子赋予了“六经”一系列新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经”之所以能够在后世继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就在于它承载了儒家赋予的思想意义和建构的价值体系。所以也可以说，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创建了“六经”的经典体系。儒家学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们通过“六经”的建构，自觉地完成了“六经”作为“恒常之道”、“治世大法”的思想创造和文化建构。
由此可见，“六经”与儒学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为了能够使我们获得对“六经”与儒学的关系进一步理解，下面，我们从“六经”与儒学的形成过程，以说明“六经”与儒学这种相互生成的关系。
首先说《周易》。孔子对《易》有着浓厚的兴趣，帛书《要》篇为人们提供了孔子晚年“好《易》”的新证据：“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易》为卜筮之书，孔子晚年对《易》产生兴趣，使他的弟子感到不解，孔子意识到这可能也让后人感到困惑。《要》记载说：子赣曰：“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子言以矩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于（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又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说：“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殊涂归者也。”可见，孔子在《易经》的原始文本中，他的态度和见解是“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即不沉迷于卜筮，而是深入思考和追求其“德义”。他提出《易》乃“古之遗言焉”，这一个“古之遗言”就是指周文王通过《易经》的原始文本而表达的德义。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孔子为“求其德”而阅读、整理了《易经》，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孔子从《易经》的“古之遗言”文本中吸收了大量人文价值和生活智慧，即所谓“吾求其德而已”，《易经》的许多观念正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基础、学术依据。另一方面，孔子在阅读、学习这些历史文献的同时，整理了这些“古之遗言”的原始文本，并且对这一些经文做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使《易经》的“德义”更加理性化、系统化，故而成为后来儒家学者通用崇尚的《易经》。孔子及其儒家通过对经文的整理和诠释，使得原来是“卜筮之学”原型的筮占符号和卦辞爻辞，最终演变为儒家学者普遍崇尚的“群经之首”。可见，《周易》与儒学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孔子能够从《易经》的“古之遗言”文本中获得“德义”的精神营养，使得儒学的许多重要的哲学智慧、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得益于原本是“卜筮之学”的《周易》；另一方面，那些原本只是为考察、证明卜筮灵验而保留下来的文献档案资料，经过孔子及其儒家学者的文献整理、思想提升，其学术价值、思想内涵均发生了质的飞越，没有儒家学者的整理、诠释，《周易》则不可能成为经典。
再说《尚书》。孔子及其儒家学者编纂《尚书》的过程，也体现儒学与《尚书》的一种相互生成的“共生”过程。一方面，孔子及其门人通过对上古先王们留下的文献典籍学习，获得了先王的政治、道德方面的王道思想和政治智慧，虞、夏、商、周的先王在这些文献典籍中表现出来的“以德配天”、“民为邦本”的道德思想、政治理念，为儒家学派提供了一整套关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儒家治学、讲学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孔子和儒家士大夫通过收集唐、虞、夏、商、周代的部分诰言、誓辞等政治文献，将其中那些对后代帝王有借鉴、告诫、警示作用的文献整理出来而作为重要经典，希望后代帝王从中学习治国、修身的指导思想、伦理观念以及各种历史文化知识，这就是《尚书》产生的历史因缘。可见，儒家学者通过对三代王朝档案文献的学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尚书》原典中丰富的政治观念奠定了儒家学派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三代王朝留下了浩繁的档案资料、历史文献，而成型的《尚书》却只有数十篇文献能够被选入而成为经典，则又是儒家学者根据自己的思想立场、政治视域而建构起来的。
同样，孔子编纂《礼》《乐》的过程，也体现儒学与《礼》经的一种相互生成的“共生”过程。孔子及其儒家本来就是西周礼乐文明陶冶出来的士人群体，故而又是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孔子之所以反复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浸润西周礼乐文化的士人群体。所以，他们的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他们的学术体系，就是围绕礼乐文化而展开的。可以说，没有西周礼乐传统，就没有儒家学派。同样，没有孔子等儒家学者的整理三代的礼乐文献，也没有《礼》、《乐》的经典。《史记·儒林列传》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周礼》、《仪礼》作为学校教学的内容，主要能提供与儒家价值理想相契合的一整套规范系统，包括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它们是后代学习了解中国古代的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乐律、刑法、名物、占卜等人文知识的重要典籍。
另外，与西周礼乐文明相关的还有《诗经》，体现出儒学与《诗》经也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共生”过程。《诗》本来就是礼乐文化的产物，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方面，儒家士人群体是由西周时期的诗歌陶冶出来的士人群体，特别是诗歌又与周公礼乐文明有紧密关系，故而儒家学者又通过“诗”而得到道德意义、政治意义、文化修养的熏陶，“诗”已经成为他们的个人素养、社会交往、政治生活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的儒家文献中，我们会看到儒家学者常常在自己的社会交往、政治生活和文章写作中经常引用《诗》，可见诗歌对儒家士人群体形成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儒家是《诗经》的收集、整理者，特别是对《诗经》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儒家成为收集、整理、编定一个合乎儒家价值理念的《诗经》的完成者。关于孔子如何整理《诗》，孔子自己有一个简略的叙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而司马迁对孔子编《诗》有一个更详细的论述，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诗》的编纂经历了一个由“三千余篇”到“三百余篇”的简化过程，经孔子编订的《诗经》只有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主要是从周初至春秋中期作品。经孔子编订的《诗》才被列为儒家经典。孔子对《诗》的文化价值、教育功能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所云的《诗》继承了西周文明以“诗”作为礼乐文化的意义，同时更进一步提升出《诗》道德意义、政治意义及其各种人文价值，其“诗教”就具有了经典教育的意义。故而也可以说，没有《诗》的礼乐教育传统，就没有儒家学派；同样，没有孔子等儒家学者的整理，也没有能够体现儒家道德意义、政治意义的《诗经》。儒学和《诗经》也是在相互生成中获得新的意义。
最后，谈谈《春秋》与儒学的相互生成关系。《春秋》是如何产生的？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从孟子以来，儒家就把孔子与《春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肯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这一个“作”是什么意义？后来有学者解释是孔子“笔削”《春秋》。《春秋》是周朝一种比较普遍的编年史，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编年史命《春秋》。而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春秋》是鲁之《春秋》。其实，鲁之《春秋》应该是鲁国史官所为，但是孔子作了“笔削”的整理工作，給鲁《春秋》赋予了许多新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所以成为儒家经典，主要是由于《春秋》经孔子加“笔削褒贬”，“垂空文以断礼义”。这种“褒贬”、“礼义”则充分体现出儒家人文价值的取向，后代儒生学习《春秋》，就是要从那种历史叙述中领悟这种价值取向。可见，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是《春秋》经的制作者、确立者。但是，但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道德观念、政治思想的形成，其实恰恰离不开包括《春秋》在内的各种史官记载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先王的政治、道德方面的王道思想和政治智慧，恰恰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汉书·艺文志》所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其实，这些史官留下的“春秋”类史书，恰恰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学和《春秋》史书也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朱汉民 著
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朱汉民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与《清史·湘军史料丛刊》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与《宋学源流》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宋学·理学·心学》、《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著作二十多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建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