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依附王权的法家
本公众号将从“先秦士人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依附王权的法家”“疏离王权的道家”“与王权合作的儒家”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先秦诸子的儒道法》以飨读者。
法家是一个由众多士人组成的思想家、学者群体，著名者包括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其中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涉及到法家的法、术、势三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此重点谈谈韩非的政治思想，以探讨法家依附王权的政治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法家对王权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态度。这一种政治态度，决定了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的“势治”为根本。法家异常突出地强调了君主“势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同时主张在政治体系的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中，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王的权势。
法家为何要依附王权？他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有一定独立社会地位的士、上大夫，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而如此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场，处处为君主权力着想，全部政治思想均是围绕如何巩固君王的权力、延长王朝的祚命？
这首先与他们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地位有关。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法家作为一个士人群体，他们大多有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即都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担任过君主的宰相、王傅，或者得到君主的特别重任，通过君权的强制权力而推动变法，所以他们能够对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有十分深刻的认同。譬如，李悝曾经担任魏文侯之相，在魏国推行变法，著《法经》；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并主持秦国的变法，并获得封侯；慎到曾经担任楚襄王的王傅；申不害担任韩昭侯之相十九年，卒于相位；韩非子曾经担任韩国重臣，后来又深得秦始皇的厚爱。法家之所以如此依附王权，放弃自己士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他们个人的政治经历有关，他们已经成为君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成为君主政治的共同体。
其次，法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还与法家的一个普遍性政治认知与政治信念有关。一般来说，法家人物比较普遍地强调君主“势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他们有一个普遍看法，君主有效的集权和权势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和根本。韩非子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治理的根本就是让君主（圣人）有效地控制政治权力，他们普遍认为君王必须大权独揽。韩非子完全不相信所谓的贤能政治能够治理好国家，他之所以推崇权势政治，就在于他坚信国家治理必须依赖一个强势的君主控制的权力体系。他继承和发扬了慎到的重势的思想，特别指出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贤能政治与权势政治是相互矛盾而不相容的。他曾经说了一个著名的“矛盾”寓言，就是要证明君主政治就是依赖君主的权势而实现国家治理，寄希望于贤能君主或将其归结为贤能治理是矛盾的。他认为：“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故曰：势治则不可乱，而势乱则不可治。”他所认同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他认为："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所以，韩非子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势治天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韩非子强调“势治”的必然性，其政治思想也就特别关注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他有关君、臣、民之间关系的探讨就成为其政治思想体系重要内容。
首先，韩非子特别探讨了君、臣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儒家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仁爱忠义的道德关系和相互依赖的政治合作关系，而直截了当地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一种相互争斗、彼此算计的政治对立关系。他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韩非子冷静地分析了君、臣之间对立和争斗的严酷事实。尽管韩非子本人是为人臣者，但是，他并没有站在臣子等士大夫群体立场，而是完全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处处以维护君主的权力、利益着想，主张在君、臣之间争斗中，君主应该牢牢地控制各种权力，绝不允许臣子争夺自己控制的权力。他说：“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得，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所以，他反复强调：“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他处处站在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上，认为君主一旦发现臣下有结党擅权的举动时，就应该严加提防、严厉打击。在《韩非子》的著作中，大量篇幅均是告诫君主如何控制权力、抑制臣下各种方法和手段，表达出他依附王权的政治态度和立场。
其次，韩非子也探讨了君、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儒家继承了三代先王的民本思想，倡导爱民、富民，反对苛政严刑。但是，韩非子反对儒家的民本政治，坚持君本的立场。他仍然是从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爱民富民的国家政策，坚持苛政严刑以维护君权。他针对爱民有益于国家治理的说法提出质疑：“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既然爱民不能够有帮助君主治国，而寡恩严刑才能够有助于君主的势治，他就坚决反对爱民。同样，他反对富民足民，他认为老百姓会永远不知足，故而“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他所追求的治理目标并不是富民，而是通过苛政严刑的治理，实现“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的“帝王之治”。
韩非子在君、臣、民的政治关系上，特别突出地强调君主权势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探讨要如何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那就是拥有“势”的君王，必须掌握“法”与“术”这两个关键的手段。他说：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韩非子认为，拥有了"势"的君王，还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结合起来，肯定二者均是“帝王之具”。故而，一切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由此可见，虽然法家提出了法、术、势的系统学说，并且被称之为“法家”，但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势”， “法”与“术” 均是拥有“势”的君王维护王权、治理国家的手段。
正由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之权势为目的、为核心，故而其政治态度必然是依附君王。那么，士大夫参与政治，就只能是悉心揣摩君主的心思，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他在一篇著名的《说难》的文章中，告诉一切臣子应该如何与君王相处。正如王先谦撰先生解释《说难》的题意所说：“夫说者有顺逆之机，顺以招福，逆以招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韩非子既然肯定“以势治天下”的必然性，故而必须告诫那些进入君主政治权力体系的士大夫，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的“势治”。因此，如何揣摩君主的心思、顺从君主的意旨，就成为一切进入政治系统的士大夫必须遵循的政治法则。儒家士大夫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魏巍然”，而韩非子的《说难》则强调：“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其实，这正十分生动体现了法家依附君王的政治态度。
（原文以《先秦诸子政治态度平议》载《现代哲学》2017年第2期）
朱汉民 著
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朱汉民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与《清史·湘军史料丛刊》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与《宋学源流》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宋学·理学·心学》、《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著作二十多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建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