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亘在新、老渔阳里间的那堵墙，请拆除！

这是上海著名传记作家吴基民先生第二次赐稿，前些日子，他所撰写的《我家住在巨鹿路（作者：吴基民）》（链接点进去看看）引起巨鹿路东端老居民注意，纷纷跟帖回忆往事，现摘录几条：

总算看到写德隆邨的文章了，充满满满儿时回忆的弄堂。陈英南

您好。很高兴又看到老邻居的作品。一看那张老楼的照片虽时间已过二十多年却仿佛就在昨日，如果镜头再滑过去一点点就能看见我家，据说有一回您家的凉席还飘到我家的阳台上呢。萬裕家

1920年2月19日，农历除夕，陈独秀乘坐轮船，从天津来到了上海。

陈独秀之所以来上海，一是为了逃脱北京京师警察厅对他的监视与追捕；二是因为自五四运动以后，他已深深感到“以20世纪政治眼光观之……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他觉得，想要救中国，一定要有一股新的思想，一股新的力量，一个新的阶级！

陈独秀抵沪不久，就被他的同乡好友柏文蔚接了过去，住进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柏公馆”。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房子，独门独户，一客厅一厢房，上下两层。于是一系列轰轰烈烈，深深影响中国的大事，都在这幢房子里发生了。

1920年初法租界地图，由俄罗斯汉学家张霞发布

 如影相随。陈独秀到哪儿，《新青年》编辑部就搬到哪儿。因此从1959年5月起，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建筑，《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始终挂在老渔阳里2号的外墙上。4月末，陈独秀在这里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28篇文章，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详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陈列介绍——笔者注）。

1920年5月初，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沈玄庐、施存统、王仲甫等7人在此聚会，商议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目的是为了加快翻译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以这个研究会的名义出版的。

陈望道（1891-1977年）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位于杨浦区国福路51号、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内的一栋三层小楼，悄然绽放新颜。这里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的寓所(转引自【《共产党宣言》首译者蘸墨汁吃粽子场景化为巨幅油画！复旦陈望道旧居修缮变身展陈馆2018-05-05 16:05:29 文汇报作者：张鹏】。有关介绍链接点进去看看：《陈望道旧居——静静伫立多年，它愈发使人能感受到静水流深的气场》

也是在4、5月间，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特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了解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以及助手季托夫、谢里布里亚科夫共5人。他们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经李大钊介绍，到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

他们当时居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朝东走不远处便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但由于他们来沪执行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他们的住所对外是绝对保密的。而新渔阳里1919年才刚刚造好，租居在6号的是陈独秀的好友戴季陶。陈独秀带他们到戴季陶家里，与戴季陶以及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邵力子等相聚。维经斯基对这儿很感兴趣。1920年6月，戴季陶搬走，便由杨明斋出面租了下来。他们对外挂了“中俄通讯社”（后改名华俄通讯社）的牌子，2楼亭子间便由杨明斋居住。维经斯基（当时化名为吴廷康）也经常在此休息。这些在新渔阳里6号纪念馆里有详细描述。

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李汉俊5人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以后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为“共产党”。

1920年毛泽东旧居，安义路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抵沪，居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9日送走了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朋友以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多次到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多次提到，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七大的工作方针》）毛泽东还对斯诺讲：“陈独秀谈他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1920年8月初，在老渔阳里2号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是这样表述的：“经过酝酿与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毛泽东曾非常形象地把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比作中国共产党的“产床”（1964年，毛泽东会见著名爱国人士、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笔者注），那么在中国这个伟大母亲子宫里孕育的中国共产党的胎儿，是在老渔阳里2号。

1953年，幼年的我随母亲从愚园路荻村搬到了巨鹿路成都南路口德隆邨（即成都南路6弄64号），一住就是45年。从我家到淮海路成都路口的新渔阳里步行不到5分钟。我已经不记得到新、老渔阳里走过多少次了。记得当时这两条弄堂是相通的，中间有一扇大栅栏式样的铁门，门上正反两边都有一个大的插销，但从不上锁，插上了，手伸过去就能打开，于是维经斯基一行从新渔阳里6号，从这里踱步到老渔阳里2号，不到2、3分钟时间。据杨明斋回忆，维经斯基到陈独秀处议事，至少10多次。陈独秀有时也来，但大多是散散步、歇歇腿、喝杯茶。1920年8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指导下，经陈独秀倡导，准备发起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维经斯基就提议可以在新渔阳里6号开会。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施存统、沈玄庐等8人在此开会，宣布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详见新渔阳里6号纪念馆的介绍）。需要提一下的是，最早的团员中有一位叫金家凤，五四运动时便是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之一。他家境富有，当时无论是党还是团，均无经费，金家凤就对母亲讲自己要去法国留学十年，母亲就给了他6000大洋，全部交给了党。6000大洋是个什么概念？把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全部买下来还绰绰有余！陈独秀于心不忍，便将金家凤与妻子毛一鸣介绍给蔡元培、李大钊，进了北京大学。

会议召开以后，团中央的机关也设在这里。俞秀松就住在2楼另一个亭子间，与杨明斋为邻。为了掩护团中央机关，9月初便在此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公开挂牌招生。实际上这里应该是中共最早的“党校”。学社由杨明斋负责，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在这里教授俄语。先后来读过书的有60余人，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彭述之等，其中还挑选了20余人到莫斯科学习。这个学社一直到1925年8月才关闭。

《民国日报》 1921年3月18日第5版  

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到会的有各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陈独秀、李汉俊以“参观员”身份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杨明斋还发表了演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1947年上海行号路图录

义品放款银行 Crédit Foncier d' Extrême-Orient

其实，新、老渔阳里都是由一家名为义品放款银行投资兴建的。新、老渔阳里也就由这么一条最普通的弄堂贯通起来的，你行走在此，还能感受到当年先哲们留下的浓浓气息。上一世纪50年代末大炼钢铁时，铁门拆除了。弄堂变得更通畅。但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应该是上一世纪70年代吧，在原来的铁门处砌了一堵墙，生生把新老渔阳里隔断了。其实也把历史隔断了。我们现在都在讲要尊重历史，要恢复与保持历史的旧貌，那么先将这一堵墙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