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报国——钱学森一生中的五次选择（上）
▲科技报国——钱学森一生中的五次选择（下）
绵绵华夏，巍巍昆仑，是一代又一代英雄儿女谱写成章；风云际会，千秋伟业，是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这其中，有一个名字将永载我国科技史册，他就是—钱学森。
一百多年前，当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倒下之际，钱学森来到这个世间。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刚过不久，钱学森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辉煌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十几年过去了，历史不会忘却他的丰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伟绩。
钱学森先生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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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钱学森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留学美国阶段，从1935年至1955年。在这个阶段，钱学森作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二个阶段是奉献航天阶段，从1955年至1982年。在这个阶段，钱学森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开创中国航天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中国航天跨越式的发展，还提出了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方法与技术。
第三个阶段是金色晚年阶段，从1982年至2009年他逝世。在这个阶段，钱学森涉足社会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他的两个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就形成于这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了钱学森整个科技报国人生的华彩乐章，也构成了钱学森科学历程中的三个创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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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又把钱学森中学毕业后的人生按照他的选择分为五段，这五段人生选择同样构成了钱学森整个科技报国人生的华彩乐章，也同样构成了钱学森终其一生科技报国的圆梦历程。五次人生选择，五段人生经历，成就了他的光荣与伟大。
第一次选择：求学交大、志在救国，追逐万里铁路梦想。
钱学森在中学毕业报考大学时，因为上大学是家中的“大事”，钱学森的父亲叫钱学森先听听大人们的看法，再填报志愿。他就读中学的数学老师认为钱学森数学学得好，让他报数学系，将来当数学家；而国文老师认为钱学森的文章做得好，让他报中文系，将来当作家；而钱学森的母亲希望钱学森学教育，子承父业；还有一些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学作曲，将来当画家、作曲家。而这时的钱学森自有主张，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他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钱学森经常听老师讲到孙中山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如何让一个衰败的中国迅速复兴？孙中山给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设想。
其中，在建设方面，孙中山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我们国家的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四面八方。那时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铺设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钱学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当时交通大学是全国大学里面最好的大学，所以钱学森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当时，钱学森以入学考试第三名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考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对考试要求很严格，在北师大附中考80分就算好成绩，但在交通大学要考90分以上才算优秀。钱学森在大一、大二时因许多课在中学学过，没有全力以赴，受到学长们指责，要他不忘为中学母校争光。此后，他全力以赴，几乎门门课都能考90分以上，成为学生心中的榜样。有一次水力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把考卷发下来讲评：“第一名钱学森，满分。”同学们又羡慕又惊叹地议论着：“哎呀，又是100分啊！”钱学森却满腹狐疑。因为考完试之后，他就发现自己有一处笔误，这处笔误按照教授的严格打分标准会被扣掉4分。钱学森拿到试卷找到那道题，毫不犹豫地举手报告：“报告老师，我不是满分。” 老师确认后宣布：“尽管钱学森同学被扣掉4分，但他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心目中却是满分，同学们要向钱学森学习。”这份100分被改成96分的试卷复制件现陈列在学校钱学森图书馆里，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生学习的榜样。
第二次选择：勤学精进、志在兴国，立志航空矢志不渝。
正当钱学森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的时候，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上海驻军突袭上海中国守军，史称“一·二八事变”，日军突袭遭到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为了尽快取胜，不惜动用空军狂轰滥炸。由于中国守军没有战场制空权，所以伤亡巨大。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大力支持，交通大学腾出最好的学生宿舍作为中国守军的临时野战医院，宋庆龄、宋美龄都曾到交通大学看望过伤员。在校园里忙着搬家的学生中，就有二年级的钱学森。目睹着天空中肆意飞来飞去的日本飞机，他愤愤地对同学们说，“现在学铁道机械工程已经对国家用处不大了，你把铁路刚刚修好，日本飞机一炸就不能用了。当务之急是要学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为此，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当一名航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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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怀着“航空救国”的远大理想赴美深造
为此，他用业余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航空方面的书都读完了，还专门选修了航空工程方面的课，为自己人生的新选择默默地准备着。大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国家第二届“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他以当年“庚款留美”公费生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开始了涉足航空工程的历程。
钱学森经过一年预备班式的培训才出国，到了美国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读研究生，一年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文凭。他只要再到航空工厂实习一年，就可以取得航空工程师的执照，实现自己当一名航空工程师的夙愿。但让钱学森始料不及的是：当时在美国，中国人被人瞧不起，没有一家航空工厂允许中国人进厂实习。拿不到在航空工厂实习的证明，他当航空工程师的路走不通了。钱学森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第三次选择：留美游学、志在报国，生死穷达不易其志。
钱学森在学习航空工程的过程中发现，当时航空工程师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意一定，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父亲，同时向当时美国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提出申请，只身一人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敲开了他后来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办公室的门。经过一番考试，冯·卡门教授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录取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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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钱学森和几位亚裔同事与冯·卡门及其妹妹在卡门家合影（前左下为钱学森）
钱学森的父亲得知儿子要改学航空理论坚决反对。他父亲是20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生，回来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也算是那个年代的“海归”。他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这是人才培养上的错误。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让他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以彻底改变读书人那种只动嘴不动手的毛病。
从这点出发，他反对自己的儿子改学航空理论。这个时候的钱学森也就二十五六岁，面对这种情况让他很困惑。这时候一个好心人来到了他的身边，这就是后来他的岳父、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蒋百里和钱学森的父亲是好朋友。
1936年，他考察欧、美军工发展状况，在美国考察时顺便来到了洛杉矶，来看望老朋友的孩子。钱学森把心中的困惑倾诉给这位军事理论家，没想到蒋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钱学森，说现代军事发展空军非常重要，我们中国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这么一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人生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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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很快就成长为一名航空理论方面的杰出科学家。1938年，钱学森从理论上预见了高速飞行的飞机将面临“热障”问题，多年后被航空实践完全证实；他在1949年提出的火箭客机的设想早已变为现实中的航天飞机；他早年的论著《物理力学讲义》为纳米技术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运用风洞原理发展风力发电的设想也早已应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钱学森在导师指导下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为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轴心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次选择：献身国防、志在强国，奋力铸就国之重器。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参观。在哈尔滨参观时，钱学森提出能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两个老熟人。
当彭德怀元帅得知此事后，马上决定除了满足钱学森先生看望的要求外，还让担任该院院长的陈赓大将立刻去哈尔滨见钱学森、并陪钱学森参观。彭德怀跟陈赓说，你见了钱先生就问：“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还说，只要钱先生说能造，我们就组织人干；钱先生说不能造，那我们只能等将来了。
在钱学森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当晚，陈赓设宴欢迎钱学森，饭快吃完了，陈赓突然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啊？”钱学森回答说：“怎么不能啊？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陈赓在宴会结束以后，当晚就赶回北京了。钱学森并不知道自己这句话的分量，正是这句话决定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
但是钱学森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并且让他来负责、让他来领军，让他来做技术方面的头。国家的需要使得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
在当时，除了钱学森一个人知道导弹、火箭是怎么回事儿以外，我们从事航天事业最早的一批科技工作者，说得不客气一点儿，几乎是白丁——见都没见过！当时受国力所限，研制经费并不富裕，有时甚至非常紧张，以至于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在北戴河开会的各省省长、各工业部部长发牢骚，说：“国家都这么穷了，还搞什么导弹，搞什么火箭呀？现在应该首先解决民生问题。”那个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尖端挤了常规，军工挤了民用”。我国航天就是在这么一个既缺人、又缺钱、又缺技术的情况下起步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国的工业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社会化大生产，有着对大生产管理的一套成熟做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最大的工厂是鞍钢，其他的都是一个个小工厂，甚至是小作坊，大生产的管理方法我们不懂。而航天是动用几十万人的一项大型科研工程，怎么样把这几十万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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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和航天人成功地把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大兵团作战的组织管理经验，移植到航天建设中来，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了1986年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三十周年的时候，花费的国家研制经费才180亿元。这仅仅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所用研制经费的五分之一，但是国家要求完成的任务都实现了——火箭、卫星、返回式卫星，还有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13个“第一”，钱学森都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无论是《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还是“八年四弹”规划，都凝结着钱学森高人一筹的智慧，打上了他鲜明的个人烙印。从自主研制的第一代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成功发射，到第一次“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圆满成功；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到第一艘载人飞船“曙光号”的研制，都能看到钱学森作为设计者、组织者、领导者的身影。
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国家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感到压力非常大。但是钱学森既然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就义无反顾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航天事业。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国之列，弹（导弹）、箭（火箭）、星（人造地球卫星）、船（飞船）、器（深空探测器）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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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考消息》报道：2012年的7、8月份，解放军原二炮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导弹发射试验，虽然我们国家的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比较少，但是试验本身的结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我们成功发射了东风-41号新型洲际导弹。这枚洲际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射程14000多公里，可携带10枚分导核弹头，而且还可以在公路上机动发射。这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以后，西方一片哗然。外电评论中国现在终于有了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美国一位一直关注中国航天发展的教授说，中国这枚能携带10枚分导核弹头的新型洲际导弹，有32枚就“足让中国攻击美国所有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
回想100多年前，那时我们中国有边无防，被西方列强肆意宰割；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毫无尊严可言。而今天，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和中国核事业的成就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的一座丰碑，成为100年来中华民族从衰弱、受人欺辱走向强盛的标志。中国自从有了“两弹一星”，外国人再也不能够欺负中国人了。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振奋人心、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业。如果没有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打造的国之重器，就不会有科技强军的中国力量，就不会有迈向太空的中国高度，就不会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就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但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钱学森多次强调：“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第五次选择：金色晚年、志在富国，助力祖国圆梦复兴。
1982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年已70多岁了，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贡献，他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作作报告、带几个研究生…… 但是钱学森又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
钱学森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他以独到的研究角度，从71岁到85岁，在诸多学科领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践形式，给出了人们认识和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和有效途径；他潜心研究系统工程方法，并把该方法从工程系统工程进一步发展成社会系统工程，使之成为社会各领域为取得长期和整体最佳效益而采用的科学方法。
钱学森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念、新理论：他的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论，为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出谋划策；他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为中国21世纪教育现代化指明航向；他的世界社会形态与世界大同的论述，给出了一位科学家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见解；他的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的设想，提出了借鉴东方文化传统规划中国城市建设的考虑。这些学术成果与他对我国航天事业的成就相比，毫不逊色、更显辉煌，必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1990年，钱学森等发表《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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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它标志着钱学森最终完成了他终其一生两个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它标志着钱学森最终完成了由科学家向思想家的跨越——可惜当时包括科技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2015年，在钱学森归国60周年之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六十周年大会》，大会明确地指出：钱学森同志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对25年前钱学森的这个跨越，党和国家予以认可与肯定。
钱学森自己对他的晚年工作怎么看？钱学森曾经对他的堂妹、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讲：“关于研制火箭、导弹的理论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他对此有充分信心，这种信心也会不经意流露。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第二展厅入口处，有一张展示钱学森一生涉足学科领域的时序表，该表列出钱学森涉足的学科领域2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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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足学科数量之多，跨度之大，令人汗颜。一个科技工作者一生能在一两个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而钱学森在涉足的绝大多数学科领域都有不凡的成就。
这张学科领域时序表最宝贵的地方还不在于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而在于它带给我们的震撼。它让我们领略了这位中国学者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让我们惊叹一个大脑何以承载如此厚重而深邃的思想，一个心灵何以能在严谨的科学殿堂与浪漫的艺术世界里从容来去。
黑格尔说：“一个深广的心灵总是把兴趣的领域推广到无数事物上去。”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达・芬奇等人莫不如此，这些人如同奇迹般的存在，就像夜空中高远而深邃的繁星，仿佛近在咫尺，又仿佛遥不可及。
钱学森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没人具有他那种能力，在许多不同的学科和未知的领域都有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用于工程实践，进而推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关注钱学森的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他的思维哪些有别于常人?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对科学技术的独到理解使他的思维有别于常人。他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而现在的众多学科部门，只是人们观察问题的出发点、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而已；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知识体系的整体力量和综合优势，应对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挑战。这种理解使他的知识结构不仅有深度、广度，还有高度。这高度指的是对科学发展的远见卓识，指的是创新、是智慧。如果我们把深度、广度、高度看作三维结构，那么钱学森就是一位三维科学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大师或科学帅才。
从更广阔的视野探索钱学森的成功，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神境界也是他取得这样成就的原因。他始终关心的是民族的振兴，始终追求的是科学的真理，始终献身的是祖国的现代化事业。我们如果把他的政治信仰和信念、思想情操和品德以及科学成就和贡献看作另一个三维结构，那么钱学森就是一位人民科学家、一位“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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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1987年访问英国时，我国驻英大使请他与我国留学生座谈。他动情地对这些留学生们说道：“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正是这样一种胸怀祖国的强盛、民族复兴的理想，给予他无穷的动力，使得他能取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使他能够成功圆了自己的科技报国梦想。
晚年的钱学森仍然关心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2005年，在国务院总理两次登门看望他时，钱学森当面就“杰出人才”培育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编著有《工程控制论》《星际航行概论》等著作。
中国古代将“立德、立言、立功”视为人生“三不朽”，宋代大儒张载认为读书人的最高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钱学森正是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崛起建立了“三不朽”功德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的科学贡献体现在其科学实践成果和科学理论体系两个方面，前者是“立功”，后者是“立言”。而科学道德则属于“立德”，该境界由“立功”和“立言”的水平和层次来反映和体现。中华民族由弱变强只是钱学森心愿的第一步；改革开放使中国富了起来，是钱学森心愿的第二步；“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才是钱学森归国的最终愿望。钱学森用一生践行着他的初心。
半个多世纪以来，钱学森是中国科技界的偶像，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历史。
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说得好：“尽管钱学森已经登上时代的巅峰，让人仰视而难超越，但不失向其学习的必要。因为，我们学习英雄虽然不能复制和成就一个新的英雄，但至少让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庸俗，避免沉溺于物欲而失去方向，这就是学习钱学森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当有一天，一批中国人开始赶超钱学森，那意味着中华民族跃上了一个更高尚的境界。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本期图片、视频来自第749期首都科学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