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里，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而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而来。店老板盘问后得知，原来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可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他们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施肇基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这时，施肇基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遇到的一个人：伍连德。

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听了于驷兴的介绍，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由于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

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还是通过化验来判断。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在孙姚两位医生的带领下，伍连德和助手来到一间幽暗肮脏的小屋。伍连德用刀片划开了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并把它们放在载玻片上，以备回去化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地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政府提供的棺材中。解剖的全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伍连德事后回忆，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直到三年以后的1913年11月22日，尸体解剖才被官方许可。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一开始，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而且，当他拜访各国领事时，同样遭遇到这种蔑视。

24000人口的傅家甸，情况已糟到极点。铁道那边的俄国人居住区又如何呢？1911年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探访一下。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

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毫无隔离措施。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

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迈斯尼的到来令伍连德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迈斯尼，并征询他的看法。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时，迈斯尼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根本没有必要。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

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情愿辞职，把这个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当晚，他便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一天后，当伍连德打开施肇基的回电时看到：迈斯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这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

原来，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很快，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为此，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

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据统计，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之多。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

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1911年1月，傅家甸的疫情丝毫没有减轻的趋势。每天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创纪录的达到183人。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忽然，伍连德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伍连德找来抬埋队，让他们赶紧挖坑掩埋尸体。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怎么办？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可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他思来想去，惟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伍连德上书朝廷。三天以后，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宣统三年，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却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随后，俄国防疫部门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

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1911年 4月 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来自英、美、日、德、俄等十二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伍连德被封为“鼠疫斗士”。

摘自11月18日《北京日报》作者：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