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何更容易成为“威权型人格”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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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因害怕自由被剥夺，而厌恶强制。然而在现实中，更常见的却是，人们因为对自由的恐惧，而“心甘情愿”被权力控制。
这并非逻辑悖论，而是真实的人性。
因为人一旦陷入这种不自知，就可能出现赵越胜老师所描述的那样——人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
中国政法大学的丛日云老师曾开设过一门“西方文明通论”的课程，在课上讲解西方文明的演进与特征。
然而结果确是——有学生“受启发”，觉得“耳目一新”；有学生“毁三观”，“常识被颠覆”；有学生“脆弱的民族感情受了伤害”……
而这其中隐藏着的正是威权型人格。
▌孕育威权型人格的两个深层原因
“威权型人格”的问题，国外已经有政治学者研究多年，但国内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丛日云老师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正是少数涉及这一话题的中文著作。
什么是威权型人格？人性深处都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碍于现实的重重限制，无法成为真正的掌权者，于是选择跟随、崇拜一个强权者来实现权力欲的满足。这种心理扭曲到一定程度，就是威权型人格。
书中提到了现代社会孕育威权型人格的两个深层原因：
◎陌生人社会的压倒性力量，让“年轻人”无所适从
年轻人最容易成为威权型人格的俘虏。
当年轻人脱离家庭，走进庞大的现代陌生人社会时，正处于意识到自我，却又未找到自我的意识朦胧期。
尽管他们渴望摆脱父母的束缚走向自由，但突然面对社会的压倒性力量时——选择太多，以致无法选择，让年轻人更容易焦虑，不安，无所适从。
最终在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无方向感的夹逼之中，期望被人从自由中“解救”出来。
这时候的他们，急需向外借一股振奋心灵的力量，于是对权威的崇拜，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而且更多时候，“年轻人”并不单指人在生物意义上的阶段，更可以是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未成年。
20世纪初，一战战败，当整个国家面临国际环境、赔款、动乱等等压倒性力量时，德国民众不服，他们怨气无处发泄，但又迫切想掰回一局，德国民众就普遍具有了威权型人格的倾向。
于是他们开始呼唤，一个可以用强权和苛政为孱弱国家注入一针强心剂的极权主义领导人。
当希特勒开始屠杀犹太人时，德国民众拍手称好——他们消灭了搞破坏的“老鼠屎” ；当希特勒开始屠杀不同意见者时，德国民众拍手称好——当制造麻烦的人通通闭嘴，我们的国家会运转的更好。
然而，他们忘了，忘了自己引以为傲的理性和智识传统，忘了他们曾经好不容易才享有的自由与民主，忘了他们所渴望的正是当初招致灾难的源泉。
当二战结束，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庭上，哲学家阿伦特敏锐地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平庸之恶”。
最初，有人将“平庸之恶”归因于“病了的人格”，然而随着阿多诺、勒庞、弗洛姆等人的接力研究，“威权型人格”对“平庸之恶”的解释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解释力。
在《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一书中写道：“法西斯主义信仰并非精神病人的专利，而是许多‘正常人’共享的心理状态，这些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都可能存在”。
所以，并非希特勒选择了德国民众，而是身陷威权型人格的德国民众选择了希特勒。
◎对不同意见的恐惧，让人渴望权威
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底色。这种多元，从正面理解，是“参差多态，本是幸福之源”；但从反面看，也容易导致价值观更加剧烈的冲突，甚至恐惧。
冲突相持不下，恐惧无法平复，就很容易诉诸权威。
由于威权型人格往往还和狭隘、固执相伴，权威会被不断神化，层层加码，被用来打压一切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最终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社会充满了“踩单车的人”——对上点头哈腰，对下又蹬又踩。
而最后的结果，要么是社会撕裂，要么是纳粹式的激进政治……
美国大选以来，人们惊讶于，有着两百多年民主共和、经验的美国人会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如此匮乏的政治积累、如此单薄的判断能力。
暂且抛开因为技术进步带来“信息茧房”不说，我们仍能从各种报道中感受到：多元文化冲击下形成的威权型人格，如果不加以反思和改变，最终损害的一定是现代文明的根本。
世界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极容易让人产生对现状与未来的不安。
这时候，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显现出对权威的崇拜与渴望，迫切希望有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人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威权型人格就会在普通人身上生根发芽，并最终威胁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观念地基。
▌跳出框架思考问题，必须借助外部的思想资源
人的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人的一辈子。
威权型人格也是同样，它就像人类心灵上的疥疮，往往每隔几十年就会发作一次。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种种灾难，短期看往往是政治家的问题，但其源头一定是人性的问题 。然而，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思想家、政治学家关注到“威权型人格”的危险，并勇敢地提出批评。
但长久以来，在国内聊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与二者孕育的“政治人格”，多数人援引的思想资源，却常常距离问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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