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先知书店时代的稻草人

▲马克斯·韦伯（1864.4.21~1920.6.14）

韦伯：中国为什么

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文：徐颂赞

01.

韦伯的“正命题”与“反命题”

如果我们打开一张世界地图，就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发达国家，几乎都集中在北欧、西欧、北美、澳洲，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又都拥有极其浓厚的基督教传统。即便在东亚，韩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地区，这些发达地区或国家，背后也或多或少和基督教文明相关。

其实，对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海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此也有专门分析。而读韦伯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发现存在两个命题，“正命题”是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可以发展出资本主义？“反命题”则是为什么非基督教地区，包括印度、埃及、古代中国等，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

对于古代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里则有专门的研究，他的回答也比较清晰：以儒教和道教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里，没有办法发展出近代理性又有节制的资本主义。对他的这个回答，学界说法不一。但在这篇文章里，先来看他自身的理论是如何展开的。

说到韦伯，他和家喻户晓的卡尔·马克思，还有法国的涂尔干，并称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之所以说是“古典三大家”，是因为单单他们三位，就几乎开辟出整个近代社会学，而这两位Max又几乎都涉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学科，学问非常广博精深。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这本书最早发表于1916年，距今一百多年，《新教伦理》出版至今也是一百多年。可见，一百多年前，韦伯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就很清晰了。

当然，韦伯认为，中国人在智力和技术上并不落后于其他民族，只是强大的“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极大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发明火药、罗盘针，最后却拿来敬神、祭祖、看风水，却没有在历史上爆发产业革命？

有趣的是，与鲁迅遥相呼应，韦伯的答案是：“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

02.

什么是“巫术的理性系统化”？

韦伯认为，主导中国人生活的不是某种特定伦理，而是“魔法”，他认为古代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巫术和泛灵论。

巫术和泛灵论，简单说，就是把整个宇宙内的客观现象和主观心理都视为一体，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体内的五官、五脏对应着大宇宙的五行、五星，并且把生活里出现的各种事物和现象都看作是神灵鬼怪的作为。

对此，不论是文人士大夫主导的儒教，还是民间的道教，都相当宽容甚至不无鼓励，以致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巫术化。这就导致了在中国，但凡出现任何新技术、新知识，即使再高明，最后都会自然地朝着巫术的方向演进。

除了之前举例的火药和罗盘针，还有，比如，古代中国的天文学最初是为了服务农业生产和航运而出现的，最后却演变成了占星术。再比如，药物学最后演变成了长寿术。最后获利的是谁？当然是那些巫师、占卜师，还有跳大神的人，而不是创造科技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发明家了。

就像如果今天政府在规划市政，挖地、铺路，老百姓出个远门、去做生意，却总要提心吊胆、担心触犯鬼神。

在这样的集体心理和社会氛围里，现代化建设怎么进行？任何新发明和新观念又怎么扩散出去？仅仅一百多年前，大清造铁路时，还闹出了用马拉火车的笑话。那更可况古代中国。可见，传统积习还相当强大，使得新技术没法顺利传播，更不用说刺激出新产业。

但是，在古代，儒教和道教又是如何演变并且促成这种“巫术的理性系统化”？这也正是韦伯所追问的。对此，他从上层的儒教和基层的道教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03.

儒家、儒教与中国社会伦理

我们先从三个方面，来看看上层的儒教是怎样构成、如何运作的，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儒”的宗教性

首先，通常我们会觉得“儒家”只是一种教导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但不能单从形而上的理念去看，还要从具体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层面去看。韦伯认为“儒教”本身就蕴含“宗教性”，事实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和影响。

在先秦时期，“儒”的本意是事奉祭司的专职人员。孔子和他的传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不问鬼神问苍生，将原始儒家转化为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不过那时的儒家还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其中一家而已。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代董仲舒重新建构的儒家，又具有某种宗教色彩。后来又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大一统帝制朝代，儒家成为多数朝代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

那么，在儒教内部，就有最高统治者、祭司、文士、信众等等的分别。儒教的大祭司是谁？当然是皇帝，也就是“天子”，具有无人可以妄议的上天赋予的“卡理斯玛”魅力。

“卡理斯玛”（Charisma）这个概念，是韦伯从基督教引进到社会学的术语，意思是“神圣的天赋”，指那些具有超自然、超人天赋和才能的大人物，能够吸引信徒来信奉追随，进而形成某种组织或社群。

不论是先秦的封建时代，还是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时代，天子本身就集中了高度的政治、宗教与文化权力，既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担任祭天求雨等的最高祭司，还是主持科举殿试的文化权威。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就存在着教会和国王、神圣与世俗之间权力的分立和平衡。较少有长期存在政治和宗教合一，既是国王又是教主的状况。甚至还发生过国王被开除教籍，而不得不专程跑到梵蒂冈教宗那儿求饶的事。反观儒教，则长期保持着一种政治与宗教合一的特殊形态。

（二）士大夫与科举文化

除了皇帝这个神圣的大祭司以外，还有“士大夫”这个特殊的统治精英阶层。《春秋谷梁传》里有“四民”之说，“士农工商”，“士”排在平民阶层的首位。士大夫是维系儒教的重要角色，扮演着辅助天子、解释经典、建构权威，进而维护整个朝代神圣性的角色。

有些时候，士大夫具有一定独立性，比如当君主昏庸无道、朝政混乱时，士大夫则会以天灾人祸的发生，来督促君主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治理无方、触犯上天。从而以此来重新调整儒教王朝的行政秩序，进而来维护皇权和朝廷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这群士大夫又通常是经由考试，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并且高度依赖官方俸禄。为了培养、选拔这些士人，儒教极度强调教育。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就可以从广土众民里，源源不断地向儒教国家输送训练有素的官员。

但是，中国的科举并不考核专业知识，而是考察人们是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以及对圣人和经典的正统化诠释。所以，儒教的这种教育呢，仅仅限于书面阅读、科举考试和政治事务，对其他的教育面向，诸如体育、算术、演讲、逻辑等，都不太关心甚至不无鄙视，认为这些只是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而后者恰恰是西方人文教育特别注重的。

在近代之前，西方的教育掌握在封建贵族和宗教组织手中，为的是培养卡理斯玛的英雄气质，以及专门化的宗教知识训练。即使西方在近代产生教育考核后，也逐步发展出理性的专业资格考核，比如律师、医生、教授等职业分工，而不像中国那样一直坚持考核四书五经，培养博古通今的“多面手”，也就是“君子”。

因此，这些儒教士人以及他们领衔的文化传统，通常都强调一切具体知识（包括各种自然科学）都是成为“君子”、“士”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恰恰也是古代经典尤其是孔孟语录中提倡的人格典型。同时，“君子不器”，逐位不逐利，只有谋得官职、服务社会才是上等人的追求。

为了养成君子人格，那就要讲究“礼”、“孝”，就是服从既有的等级次序，自我克制、举止高雅，才能通过修身养性来自我完善，成为贤人、圣人。因为只有成为圣贤，才能带领社会脱离混乱、复归和谐。对儒教而言，“圣贤”就是具有极高卡理斯玛魅力的人。

这种集体心理和社会氛围，也确实深深影响到了士大夫的经济政策，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国家整体的福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极度向往国内秩序和谐稳定，而不是像近代西方那样鼓励发明创造、培养专门人才，积极地向海外扩张。

（三）民间儒教的“巫术化”

虽然在儒教内部，没有此岸、彼岸等等的分别，但在实践中，尤其在民间又发挥着类似宗教的仪式和功能。比如儒教精英当然不过多谈论鬼神，但他们对古代圣贤、祖先和经典文本的彻底神化，就导致使祖先和文字也具有卡理斯玛的宗教魔力。

比如对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虽然先人早已故去，但中国人总会觉得祖先的灵魂会庇护后人，会在特定时期返回故居。所以通过在家中摆放祖先牌位、清明祭祖等，来供养祖先。那围绕着祖先崇拜，也就整合、凝聚起整个家庭和宗族，逐渐建构起中国的基层社会。时至今日，祖先崇拜还都在发挥重要影响力。可见在古代中国，祖先崇拜的影响会有多深刻了。

还有，民间社会非常流行“敬惜字纸”的做法，就是带有字的废纸，是不能随意丢弃的，而是要收好，带到专门建造的惜字塔、焚字炉去焚烧成灰，等到祭祀仓颉之后，才能把字灰送入大江大海。这其实也反映出，正是因为儒教对书面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极端强调，以及与之相应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最后导致老百姓对字纸的极度尊重，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

再比如，年轻时的李鸿章，有一次做错了事情，但他在叔父面前流畅地背出了《春秋》，叔父就原谅了他，还给他找了个官位。后来，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写出一首祈祷诗，就赢得慈禧的赏识，从此步步青云。

对此，韦伯也在书中感到很惊讶。他就反问说，这些仅仅有文字教养，而没有专业历练的人，怎么能治理好那么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就是这样延续下来了。

其实，韦伯的这种“惊讶”，还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的惊讶。因为对于西方人而言，书面阅读和经典背诵，本身并没有神圣性，这些知识只是可以被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已。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是很清晰的。甚至从中世纪的阿奎纳，到宗教改革后的加尔文，都认为大自然是被上帝创造，里面的规律，是人们可以去认识和掌握的。

但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而言，传统和经典本身意味着神圣的权力，古代经典有绝对的权威和神性，需要反复诵读、考核，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政治治理。如果对这些神圣经典也能够倒背如流，不正体现出背诵之人的卡理斯玛魅力吗？自然，靠背诵经典而得到官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从上面三点看来，相对于佛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虽然儒教的宗教性还不是最深的，但儒教自身确实具有宗教性，比如对君主、圣贤、祖先、古书甚至文字的神化，都视为有卡理斯玛魔力。也就自始至终无法摆脱附着于整个传统的巫术化倾向。

另一方面，儒教教育和士人又是相当世俗理性的，专注现世世俗的人文教育和政治事务，排斥自然科学等专业教育。也就至始至终发展不出更科学、客观的专业知识。

最后，这两个方面一配合，就导致了一种极其严重的“传统主义”，就是崇拜古人、崇拜祖先，拘泥于既有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这样的话，在创新能力上势必会趋向越来越保守，甚至不肯随意改变了。因为改变既有传统，即意味着威胁传统的卡理斯玛。

鲁迅曾说，如果要在中国这个大房子里开一扇门，中国人就只会开一扇窗。除非扬言要拆房子，中国人才肯开一扇门。如果再结合韦伯对儒教的分析，想来应该不无道理。

然而，问题更在于，上层的儒教精英只关心治理现世，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并不关心大多数民众的宗教需求。但这种供需关系是一直存在、无法消灭的。当供不应求时，会发生什么？

当然是会出现新的供应方，来满足这种长期存在的需求状态。一旦出现更适合需求的新的供应方，困顿的民众将会趋之若鹜。这个在民间替代儒教的新角色早已出现了，就是道教。

04.

道家、道教与中国社会伦理

道教，被称为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道教的“道”，其实也是正统儒教的概念。但不同的是，儒教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追求道的实现，而道教去追求这个“道”的方法和途径非常不一样。我们也从三点来看道教。

第一，先来看道教的理念。先秦时期的道家，比如老子，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倡导“无为”和“不言”。《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道家反对儒家那样这么强调后天教育和介入时事，反而觉得既然做多错多，那就干脆无为、顺其自然吧。

第二，所以，为了达到理念上的“无为”、返归自然，那在现实实践中，往往导向隐居、冥想、清心寡欲。而到了基层，更滑向追求长寿了。也就出现越来越多的修炼长生术的人，甚至职业的道士，道教就这样产生了。

在道教看来，真正的完人、圣人可以避免死亡，所以为了成为完人，就需要非常重视肉体的生命。这样的话，就逐渐发展出“吐纳术”，就是调节呼吸、抑制激情，涵养“元德”。

道教提倡“复归于婴儿”，婴儿是一个人生命最初的状态，也是元气最饱满的状态。通过炼内丹、结圣胎，慢慢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人们可以回到婴儿那样充满元气的生命状态。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原先老子那种道家哲学，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修炼术了。

第三，虽然有些道士是隐居的，但也有很多道士是同现实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道教跟农民、商人等关系密切。

比如，东汉黄巾起义时，张角在四川建立了“太平道”，就有严格的行政组织、税收、军队和法律等，存在着严格的教阶制度。在这里，源自道家的道教，已经成为提倡天启末世救赎、动员农民起义的民众宗教。

再比如，道教在商人群体里面也很流行。大家都知道，财神爷就是一位道教谱系里的职业神明。但道教对商人而言，重点不在于诚信、遵守规则这些市民伦理，而是各种长寿术、治疗术和驱魔术，它许诺带给人今生来世的健康和财富，其实是一种相当世俗的民间信仰。

更重要的是，道教全面融入中国基层老百姓的生活，那些被官方祭司和儒教文人排斥或者看不起的各路神明，都纷纷进入了道教的神谱，一一被“封神演义”。只要跟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关，上天入地下海，不论风神、雨神、灶神、土地公，还是玉皇大帝、元始天尊，都在道教里逐渐成为具有卡理斯玛魔力的象徴。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他也接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大家想想看，既然儒教忽略了民间老百姓的宗教需求，排斥那鬼鬼神神，那老百姓当然需要新的宗教供给方了，不然如何面对古代社会日常生活里的那些灾难和不幸？

这样的话，总体看来，从道家到道教，真的是已经完全向所谓的“巫术”转化，其中并没有发展出一种适切于工商业和市民社会的普遍伦理。更关键的是，扎根在中国基层、更具民间影响力的道教，它的世俗化、巫术化的程度和影响，都更深、更广。

05.

“巫术化”是儒道的命运？

说完上层的儒教与基层的道教，我们来比较下两者的异同之处。

第一，儒教和道教，两者的不同点很明显。儒教是相当精英的，只限于受过长期儒学教育、可以识字作诗的人，主要是官员和儒生。他们不关心彼岸世界，也不关心专业技术，只关心现实政治事务，专注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

但是在古代中国，多数人是文盲或者是未受系统教育的老百姓，那他们主要就受佛道教影响。基层的道教，虽然关心彼岸世界，想要超凡入圣，但又没有儒教的世俗理性，往往会沦为长寿术、占星术等等巫术。

第二，不论儒教还是道教有多么不同，但都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点。比如，都相当重视传统，都强调官僚主导秩序、等级制、坚守孝道，崇拜古代经典和祖先。总之，祖宗之法不可废，“传统主义”非常深厚。另外，它们都轻视自然科学、形式逻辑和专门人才，都存在滑向巫术的先天不足。

因此，从儒教和道教两个方面看来，不但上层的儒教不能抑制巫术，它本身对君王、祖先和传统的崇拜就存在着演变为巫术的趋势。而基层的道教更是深度滑向巫术，更无法摆脱巫术化的命运。

根据这样的逻辑，所以韦伯就认为，正是这些导致以儒教和道教主导的中国文化，逐渐走向“巫术的理性系统化”，而未能发展出类似新教那样理性且又禁欲的入世伦理，最后也就自然没法激发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06.

韦伯“正反命题”的回响

除了儒道这样的“反命题”，作为“正命题”的新教伦理又是什么？韦伯在《儒教与道教》最后一章有过比较和分析，当然他在另一本巨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更系统的回答。

我在此简单提一下，以后有专文详细论述。其实新教尤其是清教徒、加尔文宗，即使在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拉美和非洲的基督教等等）里面，也是很独特的宗派类型。

清教徒主张禁欲、反对享乐，更反对偶像和精灵崇拜，而把俗世工作当成修道，把整个世界都当做修道院，用努力工作来彰显得到救赎的确据，以此来回应上帝对每个信徒的“呼召”（calling）。简单说，就是“拼命赚钱、拼命奉献、拼命工作、拼命修道”。

此外，清教徒、加尔文宗都精通新旧约圣经，也就意味着精通市民社会的法典，训练出强烈的“圣约”意识，遵守律法的精神，同时有意栽培近代以来发育的科学，比如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等专业知识。

这样的社会氛围，是不是有利于科学家、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的成长？之所以近代资本主义几乎都源自新教地区，就是因为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先天优势和亲和性。

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的最后，韦伯也指出，其实儒教与清教存在着相通或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很讲究恬淡的人生观、抑制激情。韦伯也承认，古代中国确实存在着大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甚至比日本更有能力吸收西方科技经济，但中国最终也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地域一样，没有产生近代资本主义。

儒教、道教乃至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经济发展活跃，但始终没有突破祖先崇拜、官僚行政主导、崇尚古代经典、排斥专业知识等，也就无可避免地滑向“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所以，最后也就没能发展出类似清教的伦理。

环视这部近代的全球史，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先在西方新教国家产生，逐渐扩散到亚非拉地区。在这个大格局里，中国的近代史由此开始，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都被卷进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当一个特殊的“中国”开始反向影响“西方”，我们又该如何回应韦伯一百年前的“正反命题”？

这个问题，交给每个读者来回应。

韦伯是思想史上绕不开的里程碑，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他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他的理论深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世界，他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

他看清了现代，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他反思现代，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

直到他以“理性化”为核心，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理论，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和运转机制。

若我们要对现代文明和所处的当下有更深刻的认识，便绕不过韦伯的理论与研究。

◎宗教的祛魅：他从宗教角度讲述东西方文化的差距，揭示了价值观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变革的源泉。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从而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到所处的现代文明。

而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

而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找出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

◎对国家的重新定义：韦伯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从而深刻影响了当下我们对国家的认识，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同时他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魅力型权威（家族和宗教）、传统权威（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法理型权威（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并且认为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常规的”权威形式，也就是传统或者官僚型支配。

◎经济史学：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韦伯代表的是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最年轻的一代”，我们此刻的世界经济发展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与他的理论的息息相关。

而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经典的对照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对于经济学的其它主要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

因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一句话赞扬韦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同时他不是一个象牙塔中远离大众的学究，而是一位广泛介入公共生活，面向社会和现实，他是百年前德国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高尚的人格亦可带给我们力量，值得我们尊重。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韦伯写信给德军的指挥官鲁登道夫，要求他向协约国献上自己的头颅，来挽回德国的荣誉。还与这位指挥官见面后，唇枪舌战的辩论了好几个小时。

不仅如此，他还常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身从军，参与建设和管理军队中的野战医院。在战后又加入德国的谈判使团，作为顾问参加了凡尔赛和会，还参与起草了一站之后德国的共和国宪法。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马克斯·韦伯系列”。关于韦伯的著作值得我们反复来读，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思想体现了一个博大的智慧巨人。我们需要读韦伯的书，读韦伯的人格，读韦伯的思想。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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