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灯：我感觉现在的孩子，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中的

她的名字总与“二本学生”绑定在一起。2020年，她汇总自己教学生涯中长期观察到的学生故事和切身感受，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二本学生，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

在交谈间，她总是习惯于把学生称作“孩子”，提到每个细节她都能对应叫出这些学生的名字。黄灯不厌其烦地记录下这些孩子的故事，就像她留下了他们作文课上的手稿一样，不管搬几次家都带着。

现在，黄灯在深圳一所职业院校继续做老师，继续开设她的写作班，继续观察年轻人的命运。她还在写第二本书，仍然是关于学生的故事，记录下这群庞大又“隐形”的年轻人具体的生存境遇。

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好

就很了不起了

Q：有评论说，感觉作者像母亲一样在写作，其中有太多怜悯。您写作时，有过挣扎吗？

 黄灯：我有挣扎，但不是完全对二本学生的，这个群体处境特别艰难，我用一种更加集中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上，又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有些话非说不可。自然的情感驱动，让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有些东西不应该被完全遮盖。而且我还鼓励我的学生，自己把自己的处境说出来。

我接触到的二本院校的孩子，大部分自我认同感不是特别强。他们对于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不可以在社会上争夺话语权，从来没有想法。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群体也是会被别人看见的。

Q：社会好像有一些刻板的共识，觉得你是什么学历，你就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位置。二本学生，成为“人中人”就好？

 黄灯：大家可能以为二本院校的孩子，都是不太努力，成绩平庸的年轻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可能有70%来自重点高中，他的同学里面，很多是上了重点大学的，一比较，他们也会有挫败感。我很多学生，以前都是成绩特别好的，就是在关键考试的时候，考砸了，很多是这种情况。

但现在来看，尤其是这几年疫情以后，成为一个普通人，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好好工作，把生活安顿好，都算是让人欣慰的结果了。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好，就很了不起了。

Q：对自己儿子您也能这么看待吗？

 黄灯：我觉得也可以。其实我对我孩子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我从来不会像别的妈妈那样去“鸡娃”。我也理解那些妈妈，现在“鸡娃”特别厉害的那些家长，自己就是通过大学改变命运的人，尤其是第一学历是重点大学的。

但是你要客观分析的话，其实那个比例也是非常低的。现在的孩子读高中，比我们当年读高中辛苦多了，他们很累的。

年轻人不像年轻人了

Q：感觉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越来越逼仄了？

 黄灯：因为我始终拿自己做标杆，我的起点跟他们差不多的。但我那时候考研的竞争没有这么激烈，也没人歧视你的地域和学历。2005年博士毕业后买房、就业，比现在压力小很多。

我们年轻时，过得很无所谓的。不那么努力的话，也没有东西会特别压迫你。但现在的孩子们，到单位可能被炒鱿鱼，租房可能会被房东赶。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70后年轻时比，不像个年轻的孩子了。

他们不可以放任，过得特别累。

我也看豆瓣，感觉现在的孩子，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中的。比如，他们通过大学文凭可以获得一些资源，但这也是建立在大学文凭是哪个层级上的，所以整个语境都变化了。

Q：教育和就业都非常市场化了。

 黄灯：市场化成熟了。即便北大清华的学生，就业质量也不能跟以前比了，蔓延下来的话，每个层级都打折了，文凭通货膨胀得特别厉害。

Q：年轻人有太多现实的困扰和烦恼。

 黄灯：是的，现在孩子已经被逼得没有自己了。在某些方面，一些天性的东西没有了。

比如说，我觉得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天然的，他会有一些野性的东西。现在的孩子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听话，很温顺，被规训得特别厉害。

他们的情感，不再那么的蓬勃。

Q：变化这么明显吗？

 黄灯：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挺活泼的，会逃课，直说‘我不喜欢这个老师’。现在不太会了。当然我不是鼓励他们逃课。不过一个孩子在大学里也有选择课的自由。我的课就这样，你们来就来，愿意听就听。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一个小孩，如果那么老成，其实不正常。

有时候在他们面前，我觉得自己好幼稚。我们硕士毕业时，很少有人考公，觉得那样的生活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Q：通过写作可以激发那原初的生命力吗？

 黄灯：写作课程就是这样，我就是让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管立意，不用管有没有意义，不用管语言是不是符合什么价值观。想写啥就写啥，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

一开始他们不敢相信的，写作还可以这样写吗？很不习惯，以为你坑他。

Q：要先格式化自己。教育是不是在把一些本能的东西规训掉？

 黄灯：对，我觉得是的，尤其是应试教育。很多人一谈应试教育就强调公平。公平很重要，但公平也包括了发展孩子的创造力、感受能力。这需要更多人力资源。

我们所有人

都受到单一化环境带来的伤害

Q：教育背后，是不是也呈现出社会的取向就是这样子的？您寻求这种本真的东西，对学生在社会上立足有影响吗？

 黄灯：表面看起来，这与一个孩子在社会立足，不一定很有关系。但长时间观察，你会发现，能更长久地支撑一个人的，一定是来自内在的力量感。

内在的生命力一定要调动起来。如果总是活在一个虚拟的环境，活在一个概念里，活在某种评价标准里，一个人是不可能有力量感的。

那力量是原初的生命力，是你对自己的接纳。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这种单一化的环境带来的伤害。

Q：学校教育漏掉了一些东西？

 黄灯：很多小孩是带着家庭的创伤来的。其实我写书很节制的，不喜欢煽情。有的小孩的境况比我在书里写的更糟。他们背后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内心就带着很多创伤。

高等教育就应该帮助他们，不要让那些东西对自己影响太深。帮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力，把以前的那些不利的情绪消化掉。孩子们才能以一个新的生命，去重新面对社会。

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太多机会让孩子做到那一点。

尤其是那些很内向的女孩子，她们会退缩，把自己包起来。这时是需要外界去鼓励，尊重，呵护，那个孩子才会坚强起来。

教育真的是一门科学，不是简单地搞个评价体系，简单粗暴地评价他们就完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它真正面对的，是成长的问题。

Q：教育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身份标签框住了学生？

 黄灯：因为一切都系统化了以后，比如单位招人，一个岗位，有五千个人投简历。就只好先用文凭筛选。

Q：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鼓励学生突破这个身份的限制？

 黄灯：没有什么情况，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

Q：您自己是不是也算是在突破这种身份的限制？刻板印象里您从一个本科院校去一个专科院校，是一个往下走的过程。

 黄灯：没有，这是别人的误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有机会去了解更多的教育图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对重点大学的孩子也很感兴趣。

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工具化的，特别理性，评价标准也是特别单一。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这种单一化的环境带来的伤害。

职业教育下、从事技能岗位的孩子，如果他内心没有人文关怀的话，也会是特别工具化一个人。

可能这个跟日子过得好不好没关系，但跟日子过得质量高低还是有关系的。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