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为何比红会效率高？商人秩序的力量

最近的一条新闻，一个市场化的公司用两个小时就搞定了武汉红会半个月都没搞定的事。

这让我想到了清朝时候的一个故事。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后勤，怎么横穿大漠把那么多军粮运过去？粮运不过去，仗就没法打。

一开始，是官方自办后勤，运输军粮，效率低下，成本极高，给康熙的报价是一百二十两银子一石粮食。后来委托给民间商人，效率大幅上升，成本大幅下降。四十两银子一石还有得赚。此后价格继续下降，到雍正朝下降到了十七两二钱一石。这些人主要就是晋商，这样你也就明白为什么近代历史上晋商能够那么有钱了，人家是真有本事。

可以说，没有这些商人，根本就没有康雍乾三朝远征准噶尔开疆万里的历史。从古到今的历史，都在证明着民间自组织的商人秩序的力量。

读到这儿你或许会问，既然中国历史上也有着很有力量的商人秩序，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不太知道这件事呢？其实在道理上，和我在得到课程中国制造报告20讲中和大家提到的“欧洲商人秩序被政治秩序所遮蔽的缘故”是一致的，只不过在东亚的历史上，这种遮蔽发生得更早、更有力。

就在欧洲的汉萨同盟发展成军事同盟，要和丹麦国王死磕的1367年，朱元璋在南京发布了征讨元朝的檄文，开始北伐。

到1370年，汉萨同盟打败了丹麦国王，获得了整个北欧地区的贸易特权；同一年，已经成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下令废掉了江苏太仓的市舶司，相当于把国家海关给废掉了，就这样迈出了明朝海禁的第一步。此后，逐渐发展到“寸板不许下海”。

朝廷要海禁，但民间的海外贸易需求不是说禁就能禁掉的，于是，朝廷的政策和民间的现实活动走上了分岔的路径。在中国已经发展起来的海上商人秩序，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遮蔽、乃至被污名化。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倭寇怎么都剿不完，因为倭寇的主体并不是日本海盗，而是亡命海外的中国商人，他们与大陆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商人秩序的一种极度畸形化的存在。

到了嘉靖年间中后期，这些走私商人在东南沿海的岛屿据点陆续被朝廷派兵剿灭，他们走投无路，开始大规模地武装走私，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嘉靖大倭乱”。直到隆庆年间，朝廷开放海禁，商人获得了合法地位，倭乱很快就平息了。

在当时，这些海商无论在贸易层面还是军事层面，都主导了整个东亚海洋，甚至节制着来这里经商的西方人。但他们始终受制于朝廷的政治意志，长期没有任何的合法身份，甚至被污名化，无法建立起健康、可持续的自治秩序。

直到大清入关之后，事情发生了昙花一现的转折。

由于商人秩序往往是在复杂的多元权力结构的空隙当中生长起来的，再加上在大清入关之后，穷途末路的南明政权亟需海上力量的支持，于是，出身大海商的郑成功得到了机会，因为支持南明政权得到了“国姓爷”的地位。但是等到大清底定天下，重归一统，权力结构的空隙消失了，商人的地位就再次急速下降，直到近代。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商人没有现实中的影响力。在清朝被西方强行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人却发现，中国存在广泛的商会和行会，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完全无法绕开这些中国商人。这些商会和行会甚至遍布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西方商品想要进入其他东亚地区的市场，都不得不和中国商人合作。

比如，在19世纪下半叶，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织品搭载英国商船到达上海之后，必须得通过中国商人才能分销到中国内地、日本、朝鲜等市场。上海网络是曼彻斯特和远东之间的一个交换枢纽，它协调起来的并非是国家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庞大的民间贸易网络。在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上，华人的商业网络也不可替代。比如，在被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进出口货物都需要通过华人分销商才能流通。

中国商人的网络覆盖能力，即使在政治秩序的遮蔽之下，仍然在不断蔓延生长。商业秩序是构成社会生命力的基础之一，然而，在以政治为主视角的历史中，我们难以看到商人和商人秩序的身影。即使像郑成功这样获得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力，人们通常也只看到了他身上的民族大义，忘记了他背后庞大的海上商业帝国。但商业秩序和商人的结网能力，这其实是中国本来就有的基因。

今天，随着技术、生产逻辑、企业组织样态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了。如果我们把一个复杂产品，从最初的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生产流程，全部所发生的物理空间称为经济空间的话，这个经济空间是穿透国界存在的。当政治空间被经济空间穿透，政府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会和过去的影响模式大不一样。可以说，现有的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和今天真实的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已经不匹配了。

所以我在新书《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提到，在政治秩序之外，还需要有商人秩序站到历史前台，这不是抽象地谈什么价值上的偏好，任何价值要变成现实，必须找到底层动力机制，如今商人秩序的浮现，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必须了，否则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获得有效的治理。

这种治理反过来同样也是商人的需求，他们需要规则，这些规则是商人们彼此之间不断互动磨合，自发地生长出来的。

就东亚地区而言，我觉得需要东亚两大强国——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以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心态来合作建构这一秩序。而且，在我的构想中，正是在今天中国所代表的全球制造业秩序的中心区域，也就是东亚这一块，我们将会有机会回到东亚历史上存在过的商人秩序的传统，打造出新的“东亚汉萨同盟”。

诉诸欧洲于中世纪出现的汉萨同盟的话，我们会发现，此前的历史上，商人秩序和政治秩序一度是并行的；只是在欧洲进入近代历史之后，商人秩序在制度和观念的层面上都被政治秩序所遮蔽了。也就是说，人们本能地从政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其实是近几百年来主权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兴起之后的事了。

我在新书《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所做的尝试，就是把商人秩序和政治秩序并行的这段历史揭示出来，并以此来激发我们新的脑洞。

中世纪和今天的相似之处在于，政治秩序都无法一统所有的空间，需要有商人秩序生成；而不同之处在于，中世纪有很大部分的物理空间是直接留给商人秩序的，而在今天所有物理空间都被政治秩序占据了，但是有一些规则空间则开始超出政治秩序的掌控。当生产过程、信息技术全都跨国地存在，就需要一种新的跨国性的规则空间出现，它是政治秩序无法覆盖、垄断的，是在另外一个维度、次元里面的空间。

新汉萨同盟作为商人共同体，它的规则都是商人之间演化、累积出来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这种规则，以及支撑规则的伦理的生成，都是在仲裁和司法过程中出现的，如果依靠立法过程，规则就很难是中立的、自生的。一个同盟的仲裁有公信力的前提是，仲裁必须足够中立化，一旦这种公信力被建立起来了，用户就会信赖这些愿意接受同盟仲裁的企业。于是同盟企业自然会在市场上有更好的品质和信誉，会带来品牌溢价。

随着技术与经济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益分离，各种经济活动、包括制造业流程本身，不断地穿透国界。主权国家不再是我们理解经济活动的有效单位，商人秩序就可能再度回到历史的前台，在新经济秩序的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在新书《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对商人秩序在欧洲和中国历史中的生成、演化、困境有关的内容做了系统性的梳理，如果你对商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互构关系以及它们在未来世界中有可能发挥的作用感兴趣，那么也欢迎你在翻阅新书后，提出好问题，一起展开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