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阿富汗的形势急转直下。塔利班仅仅在两周时间里，就几乎占领了整个阿富汗。
昨天，塔利班武装人员已进入首都喀布尔市内。前总统加尼辞职，并与副总统一道离开阿富汗前往第三国。美军直升机协助撤离使馆人员的“西贡时刻”在互联网上刷屏。战事虽然即将结束，但阿富汗是否会继续作为地缘政治的动荡之源，现在还不得而知。今天推送一篇旧文，文章主要从阿富汗的地缘位置和地理特征，研究为什么阿富汗这片贫瘠的土地会一次次吸引帝国来此冒险，又一次次让外来势力悻悻而归？古代的阿富汗是一块盛产征服者的土地，近代的阿富汗变为一块重要的缓冲地，到了现代，它又成为一块动荡之地。无论何时，它似乎始终无法成为安宁之地，这近乎是阿富汗的宿命。而这一宿命是与阿富汗的地理紧密相连的。阿富汗地处中亚几大文明单位交错之地。“从某种观点来说，阿富汗是一个把幼发拉底河文明同印度河文明和乌浒河文明相互分开的山区地带。还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连接中亚西亚与印度平原的许多商路的必经之地，那里有着喀布尔、赫拉特和坎大哈这些通常被称为印度锁钥的城市。”所谓文明的交错，也意味着是文明的界限。历史上的伟大文明都有着向外普遍扩张的势头——否则难成其伟大——但扩张总会遇到界限，其界限通常是因技术条件无法克服的自然地理所致。阿富汗正是这样一块技术条件难以克服的土地。我们今天称作阿富汗的这个地方，被一条高大的山脉所东西贯通、南北分割，这就是兴都库什山脉。该山脉长约1600公里，平均海拔约5000米，最高峰米尔峰海拔7690米，属于世界屋脊的西端。“兴都”意为“印度”，“库什”为波斯语，意为“山”。这个名字也暗示着这里的文明交错性，一如“印度支那”。兴都库什山脉是印度河与乌浒河（阿姆河）的分水岭，山南谷地住着普什图人，山北则是塔吉克人、突厥人后裔与蒙古人后裔的居所。阿富汗地方土地贫瘠，山峦耸立，交通不便，空间破碎，此种地方注定无法构成一个大国的基础。由于客观的自然条件，耕地只占阿富汗全国面积的0.2%，所以其居民的主体都是游牧为生。在古典时代，游牧民族一般都对于农耕民族有着军事优势，尤其阿富汗的南边是并不尚武的印度，从阿富汗南下的游牧部落很容易就征服了那里。所以虽然阿富汗并不承载大国，但在古典时代却承载了众多的征服者。这众多征服者，大部分并不是真正地源起于阿富汗，而不过是因周边帝国的兴衰之激荡而起。由于先天的地理限制，阿富汗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作为一个自在的地缘政治单位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单位的征服对象存在，这是阿富汗的宿命。阿富汗周边在历史上见证了无数帝国之兴衰。西边的波斯起起落落，北边的河间地区也孕育了多个草原帝国的崛起，东南方的印度则历遍征服。然而，有趣的是，除了公元初年的贵霜帝国，没有任何大的帝国曾经同时统治阿富汗南北两片肥沃的土地——印度与河间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土地）。即便是贵霜帝国，其横越阿富汗而统治之壮举也不过是数十年的短短时间，并且就现代眼光来看，其“统治”意味也是可疑的。概因兴都库什山脉这一自然界限，截断了所有伟大帝国的统治手腕——山南山北构成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空间地理与人文地理，需要大不相同的治理方式，没有哪个帝国可以有效兼顾。并且，由于山脉的隔断，使得南北交通很困难，这将带来任何帝国都无法承受的统治成本。而作为兴都库什山之国，阿富汗又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立性，从而在更大的地缘政治单位之中迅速地形成独立王国。阿富汗尽管在历史上经常作为其他倾颓大帝国之残部的征服之地，但此一帝国残部在征服之后，如若建都阿富汗，除非旋即迁都，多半国祚难长久；如若建都其他地方则国祚可久，但阿富汗却又必丢。这已为历史上的多次兴衰所证实。之所以会发生此种情况，是因为，阿富汗本身正因其地理破碎，而形成相对于外围之平原地带的一种自在性。破碎带来的治理艰难恰使其区别于周围相对易于治理之地。阿富汗作为帝国的边缘地带，可供汲取的资源非常有限；而帝国若不允其自行其是，则其必将耗尽帝国从中心地区汲取的资源。由于周边帝国统治阿富汗这个地方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及时从这里抽身。不愿抽身者，则会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即便是现代的技术条件也难以克服阿富汗的地理所带来的这种治理难题，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的惨痛教训即是一例，21世纪美国在阿富汗的惨淡经营亦为一例。 阿富汗的破碎性使得此地构成大国力量难及之处，亦便构成周边被倾覆之帝国的残存力量遁身之处。它们足以在阿富汗形成一支统治力量，然而，“没有紧密政治和经济联系的阿富汗，只是靠不断对外战争的胜利，才使之存在和发展。打了胜仗，征服更多地方，掠回大量战利品，就可以招募更多士兵，因此更具有进攻能力。如此往返循环，阿富汗国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问题在于：阿富汗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一旦军事失利，这个雪球般的国家就要崩溃。” 也就是说，阿富汗的统治者如果不作为一支外向性的力量，则难以自存；而一旦作为外向性力量成功，则其便也不再成其为阿富汗的统治者——唯有印度可能作为其外向性的对象，一旦征服印度成功，则该统治者很可能迁都南亚，而阿富汗亦必在几十年后半独立乃至独立出去。所以，阿富汗的历史地理重要性与地缘战略重要性在于其“通道性”， 这有正反两方面意蕴与效用：作为通向其他地方的通道以打通进军线路；或是作为缓冲地带，以阻塞进军线路。所谓进军线路，其所指向的对象则正是另一种文明——或是游牧对农耕，或是陆地对海洋。在古典时代，阿富汗更多地是作为地理通道，遁身于此的草原帝国之残存力量南下征服农耕的印度。在近代，工业文明的英印帝国则将阿富汗作为一个缓冲地带，此中又有着两重意味：一方面，英国要将游牧之阿富汗骚扰英印帝国的可能性摒除掉，将其规定为一个外在的、却又受控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要将阿富汗作为阻挡俄国南下的重要缓冲地带，隔绝开大陆帝国之俄国与海洋帝国之英印的直接接壤之可能性。如若作为通道，则阿富汗会是类似于食道，营养顺此而过，但是所获滋养有限。如若作为缓冲，则阿富汗会获得一种外赋的统一性。但这种外附的统一性丝毫无助于改变其内在的破碎性。在该种大背景下，辅之以作为阿富汗主体民族的普什图人独特的伦理与政治特性 ，如果全无外在压力，阿富汗内部必定分裂；如果外部压力过大，阿富汗内部也必定分裂；只有在压力适度的情况下，反倒阿富汗会形成统一的格局。（关于普什图人的政治与伦理特性，原文有长注释，添加小助手夏夏（微信号：eidos001）可获取原稿。）所以，在古代，“阿富汗”只不过是个地理概念；在现代，就政治学意义而言，无所谓自在的“阿富汗”，只有一个外赋的“阿富汗”，所谓“阿富汗问题”，只不过是帝国对峙的问题。阿富汗作为对峙帝国的疆界或缓冲带而存在。从最古老的时代，喀布尔与坎大哈（阿富汗南部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即被看成是印度斯坦的大门，一个作为从中亚细亚来的人的入口，一个作为从波斯来的人的入口。只要这两个城市能强固地据以坚守，这个广大的印度帝国就可免受外国的侵略。在近代以前，海洋时代还没有到来，印度只能是作为一个陆地元素存在。其经济结构建立在农耕方式之上，通过种姓原则组织起来，由印度教加以正当化。该种社会结构无法转化出一套具有扩展性的政治制度。所以，在历史上，土著的印度始终是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帝国之基，而是帝国外围破碎地带的一个部分；但征服者到来之后，可以在印度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帝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印度又构成一个帝国之基，虽然帝国的缔造者往往是外来的。印度依照种姓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不适于军事活动，于是北边的游牧民族便有了机会大举南下劫掠乃至征服这个富庶的地方，其关键点在于喀布尔与坎大哈。游牧民族自北向南征服印度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这是印度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所面对的“南北问题”。图 | 阿富汗的Kabul（喀布尔省）与Kandahar（坎大哈省）这个古典时代的北锋南向之问题终结于18世纪中叶。1761年，时任阿富汗统治者阿赫美德·沙赫在印度半岛战胜了马拉塔人，“这是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大战之一。如果阿富汗人被打败并被赶过印度河去，那么，整个印度将要向马拉塔人纳贡。马拉塔人这次在战场上遭到全军覆没，不仅在一个世纪内使他们的实力有所削弱，而且对（其统治者）的威望来说，也是致命的打击。潘尼帕特这一仗，确实方便了英国人对印度的征服。对阿赫美德·沙赫来说，潘尼帕特是一次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胜利，这次胜利虽然使他声名斐然，但在政治上并未迎来同样的胜利。他的士兵们满载战利品，坚持要返回老家去。” 两百年前同样来自阿富汗的巴布尔，在潘尼帕特也获得了一场大胜，并由此开始了其印度征服者之路，“巴布尔从一开始就把印度人作为他的臣民而不是作为他的猎物来对待。” 巴布尔与沙赫对待印度的不同态度带来了不同的后果——前者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后者则仍是那块贫瘠山区的统治者而已。但实际上沙赫的态度是游牧部落当中更为典型的，因为一般的游牧者都无法忍受印度的气候。沙赫的返回，意味着阿富汗为基底的征服者最后一次有机会南下，他们打垮了印度最强大的武装，却又放弃了进一步征服的机会，此后印度便是从海上来的英国人的天下了。于是印度的南北问题便一转为南锋北向的结构。此一新的历史结构被统合于英俄两大强国海陆争霸的大格局之下。俄国在中亚细亚变得越强大，英国在印度就变得越弱小，因此在欧洲也就更肯听话了。公元988年，基辅大公率领自己的罗斯属民皈依东正教。四个半世纪后，罗斯教会对拜占庭教会的行政依赖宣告结束，又过了十年，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彻底覆亡。于是，俄国从拜占庭帝国手中接过了作为东正教保护者的使命。1472年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象征着使命的交接。这一交接便使得莫斯科成为继承拜占庭帝国天定使命的“第三罗马”，俄罗斯所经受的苦难被解读为正是它作为弥赛亚帝国所必需的。这奠定了俄罗斯的帝国心理。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的伊凡三世宣布不再效忠统治了东欧两百多年的蒙古可汗，随后莫斯科公国开始了其漫长的扩张历程。到17世纪中叶，原本仅占地600平方英里的莫斯科公国向东一直推进到属于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整个西伯利亚皆纳入囊中，黑海、里海沿岸诸鞑靼汗国、中亚诸汗国也先后落入俄国手中。此后对波兰的瓜分又让俄国向着中欧进一步挺进。一个一向被欧洲视作东方野蛮人的国家倏然成为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庞然大物。这奠定了俄罗斯的帝国地理。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沙皇帝国的雄心直指世界霸权。其可见的竞争对手只在欧洲。作为一个侧翼大国，俄罗斯的最优策略便是在欧洲构造出一个均势让对手们彼此制衡，自己腾出手来到东方去开拓，从而以全局性的资源来最终压倒地方性的敌手。若要同时经略东西方，此一格局的关键便在于中亚。中亚人口繁茂，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如能掌控，对俄国的帝国事业无疑是个极大助力。而中亚的草原汗国，民风彪悍，如若不能掌控，将反过来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交通线构成一个威胁。就地缘政治而言，中亚东可窥中国，西可扼波斯、土耳其，压制几大陆地帝国；更可由此而南迫印度，直逼英国海洋帝国的心脏。所以，对中亚的掌控是大陆帝国的枢轴所在。中亚在历史上一直是用兵之地，征服者来来往往，大帝国兴兴衰衰，迄未定于一尊。古代诸多统治中亚的帝国亦皆陆地帝国，然其并非农耕立国，而是游牧为主，于是其统治原则以个人效忠为基础，帝国疆域及于效忠者对土地的实际占有范围，亦即古代中亚帝国以对“人”的统治为前提而形成“人-地”之联立治理，成就帝国。此种结构下，帝国的效忠结构一旦崩解，或者帝国统治者一旦被灭族，则土地便四散而碎；帝国未崩解，但是统治者将人民徙于他处而放弃某块土地，则便直接带来帝国疆域变迁；或则帝国倾覆，但得统治者家族中有苗裔留存，则帝国却有可能徙于他处，比如贵霜帝国，比如巴布尔帝国。俄国来到中亚，带来一种大不相同的治理基础。土地不仅仅是因事实占有而成为帝国的疆域，更且作为帝国的财产权对象，土地上的人因居于该块帝国土地之上，而当服从帝国管理，亦即俄国带来以对“地”的统治为前提而形成的“人-地”之联立治理。此种结构下，特定土地上是否有帝国的人居住并不构成问题，关键在于帝国有驻军，可以形成有效的领土财产权主张。农耕起家、定居化治理的沙俄帝国，将草原游牧帝国也纳入定居化的治理结构之内。依托于现代的技术手段与财政手段，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有效军事存在成为可持续、可掌控的，从而俄罗斯对于欧亚草原这一心脏地带的征服带来了与蒙古帝国大不一样的后果——流动性属人治理的游牧帝国转为固着性属地治理的大陆帝国。麦金德以其犀利的眼光看到，在有记载的历史里，第一次“在草原地带正在发展着一个数量很大的固定人口——这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世界上的一场革命。……西伯利亚和俄国的欧洲蕴藏着巨大的工业财富，征服一些边缘国家将能为建立世界帝国所必需的一支舰队奠定基础。”他无疑看到了俄罗斯帝国经略东西方之轴心。俄国的现代武力，加上现代治理结构，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持续的统治力量。俄国以此为基础稳步推进，19世纪70年代取下河间地区，80年代取下界临波斯与阿富汗的基法汗国，90年代再取下帕米尔地区，直逼向印度，印度的“南北问题”之现代北方压力似乎卷地而来。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从中亚到印度，中间还隔着个阿富汗。历史上从北南下的成功的印度征服者，严格说来不是中亚帝国，而是被新崛起的中亚帝国击溃的老帝国之遗存。它们痛感兴复中亚无望，于是以阿富汗为基础拼命一搏，搏出个新的帝国。不能放弃中亚的帝国，便无法真正征服印度，这就是帝国地理。俄国不可能放弃中亚，其继续南下的欲望便要面临着技术上无法克服的阿富汗这个帝国疆界。所谓“温暖的印度洋”，终究只能是个梦。但是，俄国人的到来已经足以让英国人在印度心神不宁了。我的勋爵们，印度的锁钥不是赫拉特或坎大哈。印度的锁钥是伦敦。英国是一个岛国。岛国有着一种天赐的优势，即其本身的独立性很容易实现，只要其海军足够强大，便不需要陆军来维系生存。这种优势的前提是，该岛国是内在统一的，否则便面临着内向厮杀的问题。在英国，这种统一性在15世纪的玫瑰战争之后初步实现，在17世纪的英格兰内战以光荣革命而告结束后，完整地实现。于是，曾经将自己的海岛视作一块被海洋环绕、与大陆分立的陆地，从而本质上仍是抱持着一种陆地意识的英国人，在16、17世纪开始将眼光转向海洋，一个海中巨兽利维坦就此诞生了。对此巨兽来说，海洋不再是隔绝它与世界的障碍，相反，海洋是它通向世界的大道。视野的转变，意味着远洋贸易空间完全打开了，大量的英国海盗和远洋贸易商（在那个时代这两者有时很难分清）驰骋于广阔的大洋。他们挣得了丰厚的利润，也为正因战争而急于筹款的英国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税源。对于英国统治者而言，向远洋贸易商征收关税是一件费用低廉又收获颇丰的事情。费用低廉，因为外贸必须通过海港来走，而海港数目有限，易于控制；收获颇丰，因为英国商人所进行的大宗商品贸易数量很多又利润丰厚，即使税率不是太高也能有颇好的收成。海外远洋贸易，实际上就是资本的一种全球性流动。资本本性就像水一样，是一种旨在超越国界自由流动、最终要达致平均利润率的要素，它构成了一种大不同于农耕的海洋秩序。农耕秩序植根于土地，旨向勤勉与等级，不以不着边界的流动为美德。所以，区别于农耕的陆地国家，英国统治者无法对于资本采取太过严苛的政策，否则这自由流动的资本将逃离英国另寻落脚之地。农耕的俄国人承受着贵族和沙皇的等级统治，其对于苦难的审美态度，无法为充满英雄气概的海上冒险家们所接受。图 | 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大商人成立了一些垄断性贸易公司，由其负责海外拓殖英国的统治者便无力控制资本从而无力控制市场（至少在19世纪以前是这样），而只能采取一种追随市场之力量的姿态，来谋取自己的岁入。在此过程中，市场的主角——资本的掌控者们逐渐地也构成了统治者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别的国家为了政治的利益而牺牲商务的利益；英国却总是为了商务的利益而牺牲政治的利益。它是世界上最能够同时以宗教、贸易和自由这三种伟大的事业自负的民族。”英国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是其信用结构的一种世界性扩展，而信用结构的形成，又是以武力——即其独步天下的海洋力量——的担保为后盾的。海洋力量的特性在于，由于海上无法划定有形疆界，无法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占有”，从而便无法有效地主张主权，海上世界便仍然是一种霍布斯世界；同时，由于海上无法建造堡垒，无法构造军事工程，导致了在这个世界上对峙的力量一定会决出根本意义上的胜负，从而海上力量或者是“零”、或者是“一”。世界上只能有一个海洋霸主，它也必定是全球性的，这与陆地上群雄并起的状况颇有不同。大海和资本这两种“水”，是英国的力量之源泉，英国通过这两大要素而实现了对于世界与市场的一种抽象原则性的、然而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控制，实现了对自己有限性的超越。 英国作为这唯一的海上帝国，同时又作为一个侧翼大国，最优策略与俄国相似，便是在欧陆构造一种均势出来，自己则到其他地方去开拓资源，最终以全球资源战胜地区性对手。所以其海洋帝国也必须要经略东西方。英国掌握了“海军上将费希尔勋爵所称的‘锁住世界’的‘五把钥匙’：直布罗陀、新加坡、多佛、好望角和亚历山大港。”其中多佛是用来锁死西北欧国家南下的，其他四把钥匙则都是用来控制西方与东方联系的，具体说来便是要将印度洋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在18、19世纪，印度洋是联络东西方航道的中心。英国在印度洋这一大棋局中需要一个中央司令部，这便是印度。依靠着东印度公司这样一个私人特许公司，以民间力量、从而是以资本为先导，英国对印度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由南向北的征服过程。资本力量携手海上霸权，要克服以定居为原则、以种姓为秩序的农耕世界。印度的“南北问题”有了一个新的结构，在英国的框定下，印度一变而成为海洋元素的一个构成节点。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对于印度的征服步步向前推进。1757年的普拉西一役，英国人攻取了最为富庶的孟加拉地区；19世纪初期，英国人攻取了近乎整个北印度，以及印度半岛南部和西部的富庶地区；19世纪中期，进一步将印度西部富庶的旁遮普等地区纳入统治之中。印度成为英国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流动的资本将定居的农耕社会整合进世界市场之中，实现了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马克思）。但是随着英国的统治扩展到旁遮普，流动的资本力量突然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定居的农耕者了，另一个流动性的力量也在虎视眈眈——阿富汗的游牧部落随时准备着南下抢上一把。这两大流动性力量却有着质的区别。如前所述，游牧帝国以对统治者个人的效忠为统合原则，以对农耕地区的攻击为荒年的财政手段。它的力量高度依托于亚欧大陆腹地的水、草地理，只有在此种地理下才“游”得起来，一旦长久脱开那种地理，它或者会丧失力量，或者必须转型为农耕。而资本的流动性力量，原则上来说可以无视地理，纯以抽象规则及普遍性暴力为后盾，实现对任何地理与文明形式的同化与规训。两种力量都在试图征服农耕地区，但这是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两种不同的流动性力量的对峙。一方以地区性的劫掠为目的，另一方则以全球性的整合为旨归。两强对峙之下，英国率先决定要预防性地驯服阿富汗的游牧者。1839-1842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阿富汗战争，通过此战，英国成功地在阿富汗扶植起了亲英的统治力量。英国不愿长期亲自统治阿富汗，这是前述之帝国地理与帝国财政决定的。所以，确保了阿富汗不会敌视英印之后，英国的大部队便撤回了印度。（通过几次阿富汗战争，英国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使阿富汗构成了英印帝国的附属国与屏障。出于各种考虑，英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便主动撤退，这并不是战争的失败，相反，这正是战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国内以前看到的各种所谓“阿富汗成功抗击英国侵略”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游牧性力量刚被驯服，另一支更加难以克服的定居性大陆力量却又迎了上来——不久后俄国人便席卷中亚直逼阿富汗。英国非常担心俄国人对阿富汗的威胁，它要极力将阿富汗保留在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之外。因为它深知，资本秩序的现代性冲击很容易征服前现代的游牧阿富汗与农耕印度，但是俄国的大陆秩序却是另一种现代性，与英国的资本秩序构成危险的对峙。直接地硬碰硬并不是英国人的风格，相反，在英国人的主持下，1873年签订了一份英俄协定，规定了乌浒河（阿姆河）作为俄国与阿富汗的边界。英国人为阿富汗取得了它的北部边界，并迫使俄国人保证，阿富汗完全处在它的势力范围以外。阿富汗这个隔断古代伟大帝国之疆界的山区，仍然构成两种现代帝国的自然疆界，帝国地理这一源于上天意志的力量并未因为人为的现代性之诞生而消逝。虽然如此，俄国人并没有准备严格地信守承诺，通过其各种手腕，阿富汗的统治者逐渐地开始疏离英国人，靠向俄国人，但这背后也必有阿富汗以夷制夷的考量。于是，1879-1881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阿富汗战争，重新扶持了一个亲英的埃米尔上台，随后撤回印度。为了实现对阿富汗的进一步控制，英国更进一步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之间直接占领了原属阿富汗、现属英印帝国的西北边境省，其中包括富庶的白沙瓦等地，将阿富汗的力量彻底地赶回到游牧部落南下劫掠者的必经之地——开伯尔山口以外，把进入印度北大门的钥匙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近代的阿富汗就此而被完整地赋形。在海陆两种现代性力量的挤压之下，仍然徘徊在传统社会之中的阿富汗被捏制出来，这个捏制包括了，1895年英俄签订的《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将原本并不属于阿富汗埃米尔管辖的，人迹罕至、难以治理的瓦罕走廊硬性地划定给他统治，并为了使其愿意统治这里，由英国为此支付年金。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使阿富汗构成缓冲区，将海陆两大力量的直接接触尽可能地隔开，以免不必要的冲突。由于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阿富汗周边的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也就有了新的选择空间。英国为防止阿富汗落入布尔什维克控制之中，1919-1921年间又发动了第三次阿富汗战争，最终的结局是承认了阿富汗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同时使其尽量仍然留在英国的阵营当中。被外部赋形的阿富汗，并不能因此而消除掉其内在的破碎性。而阿富汗作为海陆帝国的分隔之地，又要承受海陆两边的不断争夺所带来的问题——从早期的英国，到后来的苏联，再到今天的美国——它的命运始终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英国可以屡次攻进阿富汗，俄国却欠缺此种作为，应当是与现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帝国地理相关的。俄国作为大陆帝国，其早期的财政途径是通过对农村的生产剩余的汲取来实现。农业生产由于其生物学特性，必定是分散的、固着的。为实现汲取的有效性，俄国统治者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一官僚机构为了速速见效的短期收益以便应付战争，便会走向对于国内资本的控制，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在追随市场，而是在设定市场。这会是一种旨向封闭性的市场，它与资本的普遍开放之本性相矛盾，便意味着俄国的资本运行是低效率的，帝国财政仍长期地需要通过属地性的汲取手段来实现。这样一种财政模式，有着随距离递减的效应，要以其来支撑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阿富汗战事，必定是有难度的。图 | 从1772年之后，加尔各答就成为英国在印度东海岸的主要贸易基地，它也是英属印度的首府而英国的财政手段，由于其早期追随市场的经历，使得对于资本利得的汲取成为其最优选择。资本不依托于任何地域限制，英国的帝国财政便可以有效地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迅速动员起大量资源，于是对于阿富汗的间接控制便不是什么难事。俄国虽有现代帝国，却仍是某种意义上的前现代财政，其在阿富汗处于下风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在缔结和约时，德国的全民要求中是以一个德国的印度最为重要。在19世纪末期，曾经扰动了世界秩序半个世纪的英俄海陆争霸，逐渐被英德争霸所替代。在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它迅速地崛起为一个新的陆地帝国。同为陆地帝国，德国与俄国不同。俄国的地理与心理天然地就表达为帝国；而德国，则无论从地理上来说（小国）还是心理上来说（正统在维也纳），都不是天然的帝国，而是人为的、自行构造的帝国。俄国的独立主体性无需特意论证，它也不需对外部秩序的开放，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德国的独立主体性则需要强有力的确证，从而它所面临的第一问题是生存或死亡，其统治原则不能允许对外部秩序的高度开放，这与作为岛国的英国和作为大陆的俄国都大不相同。向外部秩序之统一与超越的开放，实际上便意味着德意志自身的消亡。所以，本性像水的世界资本市场不是它所可以坦然接受的，相反，它要用武力来定义市场，以内部充分的发育来培植出为己所用的外部秩序。故而，区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于世界市场自由贸易的鼓吹，德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主张的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 待对本国市场的培育成熟之后，再以其来实现对于世界市场的征服。在德国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市场模式实际上不过是政治模式的一种表达，而政治模式很大程度上又是地理模式的一种表达。我们通常所以其为自然的自由市场，只不过是将一种特定的政治模式做了普遍化误读而已。德国欲图建成帝国，但其种种人为性终究会被还原为一种破碎性。德国被俄国封锁于东欧，被英国封锁于海洋，困于中欧。中欧对两个侧翼大国来说是破碎地带，维持其破碎性、从而压制住德国是关键。德国亟欲突破该一破碎性，英俄压制带来的海陆都走不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海陆都走得通。于是，德国欲以土耳其为突破口，将海陆相交之地带作为自己的突破点，规划了柏林-拜占庭（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这样一条“3B”铁路。一旦该铁路修通，就陆而言，德国可以将俄国封锁于黑海以内，就海而言，德国则可以直扑波斯湾，威胁印度。图 | 德国19世纪末的3b铁路计划（柏林-巴格达）
截至1904年，柏林-维也纳-拜占庭一线的铁路已经完全修通，并继续向东南延伸到了土耳其的托罗斯山脉，几乎进入中东。英国看到了德国此举所带来的威胁，于是向德国提出，要把连接波斯湾沿岸的铁路的最后一段建筑权让给英国，这当然地遭到德国的拒绝。于是，与“3B”铁路关涉最为密切的英印总督，在英军舰队护航下，在波斯湾进行了一次示威性航行。该一举动使得已经因为军备竞赛等原因而日益紧张的英德关系蒙上更多阴影，但德国最终毕竟没有实现直通巴格达的宏愿。前述铁路所及的地域，几乎也就是一战中同盟国实现有效控制的所有地域，可以想象，如果铁路真的修通了，以德国人的战术效率，一战的过程可能会大不一样。通往印度洋的铁路没有修成，在一战中，德国便与土耳其联合组建使团赴阿富汗，试图将其拉入自己的阵营，以此为基地侵入印度。这一努力没有成功，但德国如若成功，也是以土耳其作为自己经略东西方的关键。这与英、俄所面临的境况都不一样，这两个帝国分别取消了印度和中亚的主体性，将自己的帝国建为内在统一的。而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共主，只要哈里发仍在，其主体性便无法被德国人所取消；而取消哈里发又是德国人做不到的，从而，德意志帝国的规划也注定是一种破碎性的结果。这近乎意味着，德国的经略东西方之努力是注定无法成功的。对于阿富汗的宿命与帝国地理的探讨，语近谶纬。但古人的智慧未可轻慢。霍布斯曾经慨然说过：“我们如果敬仰年代的话，现代就是最古的时代。”我们也许可以把这话再反过来说一下：最古的时代也就是现代？（完）※ 文章刊登于在《大观》第八卷《阿富汗的宿命与帝国地理》，为了适应新媒体阅读，删除了文章中的注释，添加小助手夏夏（微信号：eidos001），可获取文章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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