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往事：管窥塔利班的思维范式

一直想找机会到中东去实地考察一下，受邀去沙特参加学术会议，无疑是个好机会。一路颠簸，来到沙特首都利雅得。

01

帝国的循环与原教旨主义的力量

沙特人的作息时间和中国人很不一样，第二天的会议要到晚上八点半才开始。白天我们就有时间在利雅得转一转了。陪同的朋友们带我们去参观利雅得的几个重要景点。第一个景点是麦斯马克宫，这是沙特的老王宫，是沙特王国开国国王伊本·沙特在1902年收复利雅得之后的居所。

图 | 开国国王伊本·沙特

所谓“收复”，意味着有个更早的历史。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沙特家族成为濒临波斯湾西岸的内志地区三个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18世纪上半叶，在内志地区出现了伊斯兰教的一个新教派--瓦哈比派，算是逊尼派当中的一个分支。瓦哈比派教义被沙特家族全盘接受下来，并在沙特家族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瓦哈比教派奉行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这与教派不是一个概念）当中最为严格的罕百里学派。罕百里学派拒绝了伊斯兰教法四大来源当中的“类比”、“公议”这两个来源，认为它们会用人的解释玷污了神的意志，坚持教法只能来源于作为神的话的“古兰经”和蒙受神启的“圣训”，谴责在解经时的个人意见和“意志自由”，主张正本清源、回归传统。

罕百里（780-855）是在公元9世纪前期反抗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过程当中而闻名的一个宗教领袖。阿拔斯王朝建立于公元750年，深受波斯人的影响，其官方神学属穆尔太齐赖派。这是一个有着高度理性主义取向的神学派别，认为对神可以有一种理性的认知，强调人的意志自由，提出公平正义才是神的本质，并认定神也不会做出与理性对立的要求。这明显是被波斯哲学所浸染过的神的概念，与伊斯兰教初始的对于一个超越于一切之上不受任何限制、全知全能的创世神的信仰存在着张力。沿着这个路数下去，很容易就会得出理性主义的哲学，后来对于西方哲学、对托马斯·阿奎那影响巨大的阿维森纳（伊本·希拿）、阿威罗伊（伊本·鲁西德）便出此源。但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一种可能的推论是，理性是世界的本质，能够掌握理性者才能够理解世界，并以理性为基础改造世界，不能掌握理性者便应受到统治与改造。

图 | 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那

阿巴斯王朝的马门哈里发（813-823在位），便用国家力量强行推动穆尔太齐赖派成为国家的官方教义，并试图依此改造一般穆斯林信众。这种强推的办法带来了哈里发对于信众的强迫，与正统伊斯兰教所推崇的强烈的平等主义相矛盾。后者坚信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只应服从安拉的命令，每个人都要对神负责；而马门的做法则隐含着对于神意的窃据，要求着每个人对哈里发负责。

罕百里遂表达出了一般信众的心声，他指责穆尔太齐赖派抽干神的神秘性，把神变成一个没有宗教价值的干瘪的抽象公式。罕百里提出神意超越一切，人绝不可依凭自己的理性妄揣神意以致窃夺神的位置；而神意就体现在古兰经和圣训当中，人只要依照着去做就是了，任何理性的创制都只不过是人对神的篡夺，只能带来邪恶的专制。这是一种基要主义的立场，人们往往又称其为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并非如我们今天听上去那么愚昧，相反，它在其起点处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武器。罕百里以经训为载体，用一个超越于一切人之上的神意，来形成一种对于世俗至高统治者哈里发之肆意妄为的外在约束，挑战着帝国的权威，以声张神所赋予的弱者的权利。

有趣的是，每一个帝国在其崛起之际，往往都能看到一种蓬勃的精神，一种虎虎的生气，依托于有效的军事组织手段，这种精神转化做一种普遍的征服过程，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帝国。而帝国一旦建立起来之后，扩张逐渐终结，便需要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或是分封体系）这种行政组织手段来帮助它进行治理。这个行政组织手段虽然不过是帝国首领的工具，但它逐渐地会窃夺帝国的实际控制权，将自己这个手段置换做目的，帝国遂进入衰朽阶段。帝国统治依赖于宗教而正当化，但出于便利官僚治理的目的，官方神哲学会逐渐偏离原初的教义，在里面掺杂上一定的理性化色彩，以匹配相对理性化的官僚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和教义体系，与帝国的初始精神之间，开始出现双重的背离。帝国领袖仍以天命的承担者、正义的保护者自居，但帝国的实际控制者--官僚阶层--对于民间的压迫日重；官方神哲学可能仍是一片祥和之声，但是民间的意识在疾苦之境中已是暗流涌动。这种暗流往往会以回复到原初的神意作为它的观念表达与精神凝聚力之所在，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颠翻掉帝国，重构秩序，再进入下一轮的循环。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它是一种命运的循环。迄今为止，只有在美国克服了这种循环命运，因为其一统性不是依赖于征服帝国所推行的统一的官僚治理，而是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组合出一个国家；于是它在自治的地方层面上不间断地进行着自我新陈代谢，相当于不间断的微观“革命”，天长日久，宏观层面实质上已面目全非，但却使得形式上一锤子买卖似的宏观“革命”不再成为必要。

图 | 公元800年，极盛时期的阿巴斯王朝

马门哈里发时期正是阿巴斯王朝的巅峰期，但帝国也开始进入其衰朽期，民间意识中已现涌动的暗流。罕百里惨遭马门迫害却又大难不死，遂成为民间的英雄，他的主张成为动员底层民众反抗帝国的精神旗帜。严格依照原初教义的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运动，成为弱者反抗强者的精神武器。

1258年，蒙古铁骑征服早已落入波斯人控制之下的阿巴斯王朝，用马蹄踩死了哈里发，整个穆斯林世界开始陷入一种弱者的地位。伊斯兰世界此后逐渐进入了保守的路径，这是基要主义作为弱者的精神武器的又一个例证。15世纪，逊尼派伊斯兰研究学院的法律学者宣告“独立思考之门已经关闭”，此后穆斯林要做的是“模仿”过去的伟大人物，而非创造，完成了其基要主义转向。但是在逊尼派下的四大教法学派当中，除罕百里学派之外的另三大教法学派马立克学派、哈乃菲学派和沙斐仪学派，仍将类比和公议仍被作为教法来源，只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区别。

此时却又迎来伊斯兰帝国的又一轮高潮，15世纪中后期三个伟大的突厥-伊斯兰帝国建立起来，分别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法维帝国、以及横跨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但由于逊尼派的基要主义转向，这几个帝国除了武功超绝之外，再难见到早期阿拉伯帝国那灿烂多姿的文化之盛了。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失败，这标志着帝国终止了它向欧洲的扩张。此时还是帝国的全盛期，但是衰朽已然不经意间出现了。到了18世纪初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内志，瓦哈比创立了他的教派，他把基要主义推行到底，采取了罕百里学派的教法原则，用神的意志来对抗人的意志，拒斥奥斯曼帝国的衰朽统治，拒斥帝国官员对于底层百姓的压迫，认为“类比”和“公议”太易为人的意志所左右--从而是为鱼肉百姓的统治者阶层所左右--故而主张回复到纯正的古兰经和圣训上去，以此来纯净人心、涤荡寰宇。

瓦哈比派成为弱者的精神武器，又迅速被沙特家族的首领所看中。后者遂以瓦哈比教派的代言人自命，动员起一拨人与其一起行动，先后征服内志、占领利雅得，后又攻克麦加和麦地那，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整个汉志，于1811年建立了第一个沙特家族统治的瓦哈比派王朝。这一系列征服活动激怒了奥斯曼苏丹，苏丹遂命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前往征讨，沙特家族被迫逃往科威特和波斯湾的沿海城镇。1845年，沙特家族恢复了对利雅得的统治，并定都于此。后因内讧，沙特家族再次流亡科威特。到20世纪初，伊本·沙特成为家族的首领，于1902年率不足百人的队伍收复利雅得，恢复了沙特家族在内志的统治地位，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沙特阿拉伯于是奠基。沙特也成为今天伊斯兰世界当中唯一一个在法律上奉行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国家。

麦斯马克宫在1902年成为伊本·沙特的王宫。这个王宫看上去很不起眼，高高的土墙，夯得极为结实。进到里面去，装饰也很简单，房屋举架倒是很高，足有四五米，屋子里面很凉快。转了一大圈，这个王宫实在也是没有什么好得瑟的东西，只是到处在宣传老国王伊本·沙特有多么地英明神武。有一个房间里面展示了不少沙特的老照片，从里面看到20世纪50年代利雅得的街头，肮脏落后破败的城市，乱糟糟的街头帐篷旁边，有人在剃头，有人在拔牙，与今天看上去整洁利落的利雅得完全是两个世界。

出来王宫，正对面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现代化的低矮建筑群。利雅得房屋有限高，除了个别的大厦，绝大部分房子都不超过三层，而且大部分房子的颜色都是与老王宫那个土墙的颜色一样的水泥外墙，千篇一律看上去倒是秩序齐整。我问了下陪同的朋友，他告诉我，那是利雅得的一个商业中心，其中间围起来的广场是沙特执行死刑的地方，我们通常听说的砍头、砍手就是在那里。我一听马上来了兴趣，赶快跑去现场看一下。那位朋友也跟着过来，告诉我，几个月前他来这里的时候，还看到市政工人正在冲洗地面上的血迹。他还说，那个砍头的过程很残忍的，不敢去看；但是沙特人都是有说有笑地围着看的。

图 | 位于首都利雅得市中心的迪拉广场是公开斩首的地点，又称“司法广场”

我继续追问，利雅得是只有这么一个行刑的地点吗？这是利雅得最核心的区域吗？是利雅得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吗？得到了一连串肯定的回答。是了，和我假想的一样。这是沙特国家的符号性地区，就像中国的天安门广场或美国的林肯纪念堂一样。每次的砍头或者砍手，其宗教仪式意义远大于法律意义。它是在用这个仪式，来不断地重申瓦哈比派的严格教义，来重申王国政权作为一个纯洁教派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强化其在人们心中的正当性。对于王国来说，宗教仪式性的砍头与其正当性有着一种本质性的勾连，如果依照人权的理念来放弃这个仪式，则从原则上来说不啻用穆尔太齐赖派来取代瓦哈比派。这个国家可能仍然会存在（实际上这一点是存疑的），但它肯定不会再姓沙特了。

02

伊斯兰的秩序感与组织力

参观完这里，驱车又奔赴沙特国家博物馆（与其一体的还有阿卜杜勒·阿齐兹文化艺术中心）。路上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着性感丝袜和衣裙，与每日所见到的大黑袍子构成强烈对比。陪同的朋友们说，别看沙特女人在外面裹得严严实实，在家里面疯着呢。后来我们去购物中心时，看到商场里的服装样式完全不输西方，常看到一个大白袍子领着一个或几个大黑袍子在挑性感女装，看来说得不错。

到了博物馆，其一楼的展品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唯一记得的就是，原来阿拉伯字母也是从腓尼基字母发展出来的，我还以为只有拉丁字母是从腓尼基字母发展出来的呢，这两个兄弟字母的区别也太大了。

上到二楼，进入展室之前要穿过很长的一个走廊，一侧的墙壁上是贯穿整个走廊的彩色浮雕，讲解员告诉我们，这个浮雕叫做“通往麦加之路”。我漫步走过浮雕，突然感觉到一点触动，于是又走回去重走了一遍仔细观察一下。

由于禁止偶像崇拜，浮雕里是没有任何人或动物的形象的。从头往后走，看到浮雕里的各种象征，是大海、是波涛、是刀剑、是象征着神之言语的古兰经文。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巨大的秩序感。但这不是类似于凡尔赛宫那种高度几何对称、标示着等级与理性的秩序感；而是一种消弭差别、普世一致、同心并进的秩序感。大海、战争、安拉，都是不区分什么等级，不区分什么理性，所有人都要同样面对的均质化力量与命运。从这种秩序感里面你看不到统一的命令，却能体会到一种统一的行动。它所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麦加朝圣人群统一穿着洁白的衣袍，看不出任何差别，有序地绕着克尔白天房转圈，是对这种统一行动的最佳诠释。这种秩序寓示着平等，寓示着宁静，却也悖论般地寓示着暴力，寓示着征服。这是安拉对人的征服，但它必假信徒之手而完成；征服完成之后，人们皆顺从安拉（穆斯林即是顺从安拉之意），世界进入平等与宁静。我又回想起从机场到市区一路上看到的平坦无垠、没有任何自然标记物也罕有起伏的戈壁滩，这样一种外在环境，是更容易让人产生那样一种宇宙想象的。

公元5、6世纪，波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争霸战争旷日持久，双方精疲力竭，只能雇佣阿拉伯游牧部落替自己继续征战。嗣后竟致边疆也无人驻守，阿拉伯半岛上陷入一片失序状态。失序的世界需要以一种组织性的力量来重整，但游牧的阿拉伯人没有自我组织的力量。游牧状态下的组织力量，只能依靠强烈的同质化信念来形成。但是阿拉伯人信奉的或是部落性的多神教，以致无法形成同质信念；或是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以致欠缺精神层面的自主性。

但是穆罕默德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切。他直接从安拉那里接受神谕，为尘世规定秩序。这不为麦加的信奉多神教的阿拉伯贵族所容，穆罕默德被迫逃亡麦地那。到了麦地那，他对于定居在那里人数众多的犹太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因为毕竟信奉的是同一个神，只不过穆罕默德认为神向自己启示了更多。为了拉拢犹太人，穆罕默德策略性地带着信徒向耶路撒冷方向朝拜。但是没多久穆罕默德就发现犹太人似乎比其他人更加厌恶自己，并在暗中策划军事行动反对自己。于是穆罕默德镇压了这些犹太人，并规定此后所有穆斯林都要朝向麦加的方向朝拜。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伊斯兰教就此有了自己在精神层面的自主性。古兰经本身便被信徒们认为是个奇迹，作为文盲的穆罕默德竟然能够口诵出如此精妙、超出人力所能为的阿拉伯诗句，这当然只能是神的言语--“古兰”（Quran）即“诵读”之意，与《圣经》不同，《古兰经》里的神经常是以第一人称出现。所以，古兰经是无法被译作其他语言而不丧失其力量的，就如唐诗是无法被译作其他语言仍然可被欣赏的。阿拉伯语因此便被认定是神所用以表达的语言。

用阿拉伯语诵经时的那种悠扬绵远，诵经时人们同时伏身礼拜，同一时刻所有人都朝向世界同一个中心，心中所体认的安拉对于人类无边无偏的大公至正的态度，等等，所有这一切无论从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给信徒带来强烈的秩序感，于是一种同质化的信念形成了。在飞去迪拜的飞机上，我曾看了一个电影《征服，1453》，讲述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的。片中奥斯曼苏丹在战场上带领所有奥斯曼战士一同祈祷，所有人同声高颂“Allah Akbar”、同时俯身、同时向左转头又同时向右转头的场面，其宏大的秩序感，便极为震撼人心。在这样一种场域中，一种强烈的审美感产生，作为一个个体几乎很难仍然保持自我，而不产生一种融入整体的强烈欲望。理性于此暂时停止，情感是根本的动力。如此一来，一种强大的组织力便形成了，以此形成的军队，攻无不克。

图 | 《征服，1453》海报

穆罕默德用这种方式形成了组织力，横扫阿拉伯半岛，其后继者又横扫中亚和北非。源源不断的财富可以支撑中了魔咒般的战士群体，继续怀着一种高度虔诚的信心去拼杀；直到征服结束了，国家的财富来源的原则转型了，那种强烈的秩序感才会被现实的社会规律所腐蚀，秩序逐渐解体。但是解体的秩序当中，一种基要主义运动却会重新带来秩序感，从而重新带来组织力量，再成就一番事业。这就是沙特家族的传奇故事。被动员起来的组织不一定要很大，但要有效率。像阿拉伯帝国向外征服的初期，其军队规模极少超过一万人，但是其高度的组织效率足够使其不断征服；伊本·沙特起兵时，手下不足百人，最终却征服了整个沙特。这个组织起来的力量关键是要作为一支有效率的征服者军队，由被征服者组成国民。

沙特家族依凭着瓦哈比教义，带来了强烈的秩序感与组织力，这也成了它的正当性来源，所以必须有依照罕百里学派的严苛的法律规定。但是这是在强迫被征服者（非瓦哈比教派）也要服从征服者（瓦哈比教派）的规矩，而那些规矩未必是被征服者所愿意的，与其习俗未必兼容。更兼被征服者在国家中处于绝对多数，于是对于其习俗又必须有某种宽容，否则国家无法稳定，难以治理；但这种宽容又无法被公开认可，从而无法受到有效的节制，最终便蜕变为纵容。于是，在沙特可以看到严格的法度与纵欲的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有家里家外的差别，只露一双眼睛的大黑袍，与大黑袍下的性感女装，可以兼容；另一方面还有国内国外的差别，沙特的有钱人（据说还有王室成员）经常在周末跑到迪拜去喝得烂醉如泥，醉醺醺地飞回沙特，甚至醉到上不了飞机，被迫在迪拜停留几天醒酒。

在穆斯林看来，人不应该去探究神的秘密，神的意志就在历史中呈现出来。所以阿拉伯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往往就是流水账，而没有什么分析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讨论是多余的，流水账里已经显露神意。大概就是这种宿命论的倾向也使得他们不会去探讨长视野的战略问题吧，结果又是一个沙特“边缘人”提出这种问题。边缘人由于其显著区别于主流人群的生存处境，使得他们的问题意识总是与众不同。对一般沙特人来说，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躺在石油财富上的，其常说的这个段子可能更好地体现着他们的宿命观念：“我的爸爸骑骆驼，我开汽车，我的儿子开喷气式飞机，他的儿子还骑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