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描沙叶新
沙叶新先生是2018年7月25日去世的，享年79岁。转眼他的两周年就要到了。小群为他画了一张素描。
在沙叶新生前，我们和他有20年的交往。而心仪他的作品，则可追溯到40年前。最早看他写的戏是1979年。当时他根据上海知青张泉龙冒充李达儿子的新闻创作了六场话剧《骗子》，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建议改名为《假如我是真的》，试演后一下子风靡全国。各地的话剧团纷纷排演。我观看的是太原话剧团的演出。打倒四人帮以后，老干部复出掌权。一些人在文革中吃了苦头，想加倍地捞回来，其特权行径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这出戏，借剧中人物之口，传达了百姓心声：你们不和人民同甘共苦，凭什么要求人民和你们同舟共济？这出戏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他们想重操反右逻辑，给作品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当时惊动了胡耀邦，他提议召开剧本座谈会，并出席讲话，劝作者修改。同时当作典型的还有另外两个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电影文学剧本在大陆没有机会拍摄，所以不像《假如我是真的》影响大。尽管胡耀邦想化解冲突，无奈这些剧本代表了民心所向。不让上演大家并不服气。
1980年代初，经胡耀邦提议，沙叶新入党。1985年，经单位民意测验，他又接替黄佐临出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沙叶新的独立人格是深入骨髓的。官位不能让他停止思考。1986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沙叶新不知道的情况下，提名他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这时沙叶新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恰巧这时候一位中央领导在上海，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文化局长？”于是沙叶新与文化局长的官位失之交臂。
胡耀邦看了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后，曾说沙叶新很有才华，说不定这位作者成为我们“四化”时期的莎士比亚。当时，胡耀邦说这句话是出于勉励。历史地看，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剧作家，如果说谁有资格和莎士比亚一比，非沙叶新莫属。就题材而论，莎士比亚的戏剧从帝王将相到痴男怨女、贩夫走卒，可谓应有尽有，而在沙叶新的剧本里，也不只是耶稣、孔子、马克思、陈毅，从毛泽东、江青、林彪、邓小平、胡耀邦等政治人物、到蔡元培等文化巨子，再到市民、工人、农民、知青乃至罪犯，无不登堂入室。题材之广泛，语言之幽默，思想之活跃，找不出第二人。但他没有成为莎士比亚，不是因为才华不足，而是因为没有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时代，不可能像莎士比亚那样自由地对王室尽情调侃，嬉笑怒骂。时代给他提供了一个限制重重的舞台。他的戏本来是为中国大陆的观众而写，却不得不到海外演出。越到晚年，越没有机会和中国观众见面。《江青和他的丈夫们》是这样，《幸遇先生蔡》也是这样，《良心胡耀邦》则没有机会搬上舞台。
2001年，沙叶新赴京参加第七次文代会。临行前，太太对他说：“叶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万不要发言，你说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但他在小组讨论中听了一位代表的发言，还是忍不住插话：“你拍马屁怎么拍得这么恶心？”会场尴尬，于是大家催促沙叶新：“你说！你说！”沙叶新说：“这次我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但是领导的讲话我在报纸上看了。我认为很重要。因为领导的讲话都是很慎重的，当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后，甚至怀疑我是不是阴暗。文章说，这次领导的讲话是纲领性的，划时代的。有的说，这次领导讲话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一样，都是里程碑。领导讲话当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讲话都是划时代的，都是纲领性的，都是里程碑呢？还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的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种感觉呢？我们不是作家嘛，而且是作家的代表，假如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会议上都不能说，那这会有什么开的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选举我们的大多数没来开会的作家吗？真正爱这个国家，不害这个领导，就应该把真话跟他说。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
沙叶新的戏剧生涯遇到坎坷，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小说、散文、随笔、评论，《“检讨”文化》、《“表态”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一篇篇犀利的文字仍然从他笔下不断地流出，给读者以思考，给读者以笑声。
我最早评论沙先生，是读他的日记《精神家园》，我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沙叶新的谜语》。
后来，我参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策划，到上海组稿，首先就想到沙先生。当时他家住在淮海路。他和作曲家陈刚，诗人白桦等朋友一起开办了三十年代大饭店，他邀我去吃饭，感受挂满了老照片的餐厅里那种三十年代大上海的艺术氛围。承蒙他的美意，邀陈刚先生共进晚餐，让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终生难忘。
以后我每到上海，只要有时间，就去拜访沙先生。他的家从淮海路搬到莘庄，我多次受到他的热情款待。有一次他告诉我，不久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他吃饭，说上海的剧本创作很薄弱，想请他出山，办一个剧本创作研究中心，设在哪所大学都可以，市里可以先给你拨几百万。沙叶新说，我可以写剧本，也可以给新人看剧本，但市里的钱我一分不要。钱不能堵住他的嘴。
还有一次，在他家遇到了王炼利女士。王女士的社会身份是退休女工，但她自修经济学，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而且经常诊断现实。上海学界的大牌教授不屑与王女士为伍，但沙先生却挺身而出，给她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徐景贤是上海文革时期的三号人物，出狱后真诚地为文革后期沙叶新受到的伤害向他道歉，二人从此成为朋友。
2011年，朋友赵国君牵头主办独立艺术论坛，邀请我和另外几位学者组成七人评委会，评出首届艺术独立论坛奖，获奖者是戏剧家沙叶新、画家李斌、雕塑家高氏兄弟、纪录片导演徐星和歌手周云篷。赵国君又请江平为沙叶新颁奖。沙先生专程来北京领奖。奖金很菲薄。其实，他主要是以此表示对民间文化活动的支持。
沙先生最后的居所离中潭路地铁站不远。我和邢小群一起到他家拜访。那天在小区门口的流动书摊上看到有多种不常见的图书。我惊讶这里的开放。试探地问：有没有《邱会作回忆录》？小摊主说，你想买，就有。他听我们北方口音，脸不熟，就问：“你们是不是找沙先生？”我们说：“是啊！”他说：“沙先生在家，我刚刚看到他回去。”可见沙先生的人缘和气场！邢小群是第一次见沙先生，喝着刚刚沏好的碧螺春，说：“好清香”!沙先生一定让她把新开封的茶叶盒拿上，说：“今年的新茶！”喝着新茶，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然后沙先生和夫人，又请我们到附近一个菜馆吃饭。
最后一次拜访沙先生是2015年11月1日。那天上海下着雨。我和小群从中潭路地铁站出来，来到沙宅。当时他已经做了胃癌切除手术，身体很消瘦，但精神很好。夫人得了帕金森症，手术很成功。我们送他一本近作，他送我们《张大千》、《良心胡耀邦》、《阅世趣言》、《我的回族文化基因》四本书。其中三本是在国内出的。他说，签合同时，格式合同里某些说法他不能接受，出版社只好专门给他做合同书。他当时正在家里写自传体小说。聊天有如天马行空，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话题，不觉中便畅叙了两小时。谁能料想，这竟是和沙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