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吴若增
前天清明，作家吴若增竟在这个中华民族悼亡的日子与世长辞，享年76岁。哲人其萎，让我神伤!
吴若增先生1943年出生于黑龙江，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生前是天津市作协专业作家，有《翡翠烟嘴》等作品名世。我没有和他见过面。因为参与《炎黄春秋》编辑工作，和他有过一次难忘的笔墨交往。
那是2015年3月， 杨继绳向吴先生约了一篇稿子，交我编发。我感到稿子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马上编辑。然后交老杨终审。老杨又发给吴先生，吴先生很快给老杨发来一信。
继绳兄：
看到了丁东先生的编辑稿，我的感觉是：他是出于篇幅紧缩的考虑，才进行这样的缩编的。这一点，我很理解。我也当过编辑。但我读了这个编辑稿，感觉是他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保持了原稿的主要内容，但我读起来感到艰于呼吸，喘不过气来。特别是，把原文的那种论说的自信的侃侃而谈的气氛完全消除了！！！变成了干干巴巴的几块骨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此文的发表，有可能给中国当代思想界一个震动——对不起，我有些不够谦虚了。对于社会主义最大的干扰和破坏，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民粹主义！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牺牲”两千字的版面，我以为并不算“奢侈”！我不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变成一篇教科书似的干巴巴的东西！我以为我和《炎黄春秋》杂志都应该作好下一步可能发生的论战的准备！老实说，对于这篇文章的内容和风格的反复修改与推敲，我是下了大功夫的。我的修改与推敲不下几十次！我把每一个细节，包括每一个用语都斟酌过了。原稿中，有几处颇富感情色彩的地方，我特意要感染读者的地方，也成了骨头棒子！这一点，更令我遗憾！至于后面删除的地方，有我在政治方面的考虑，似更不要删除才好。
我懂得编辑有权这样做，但我读了，感到已经不再是我的作品了。我的风格完全没有了。就好象人吃饭要喝水一样，你不能认为水不是食物，因此就可有可无。不是的，水是吃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有一处，丁东的修改可能是对的，那就是波尔布特政权亡于三年零几个月，而不是我写的两年半。
吴若增
老杨让我看了此信。我完全理解吴先生的心情。于是，我给老杨写了一信，说明我的想法。
老杨：您好！
我为什么要删吴若增的文章？
吴先生以小说名世，我素来尊敬。本刊今年发表的反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也很有深度，我不知道是否经过编辑处理。本文的删节，我不是出于篇幅的考虑。我们不差两千字的篇幅，而是力求文章的思想更加严谨。我的删节出于这样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希望文风更加理性。激情的语言未必就好，杂文笔法不是炎黄的特色，平实说理才是更高的境界。我删去了不少说理以外的感慨。
二是避免“最最”、“之极”一类绝对性的说法，让表述更精准适度。
三是一般不用“我们”，我就是我，我们包括谁，不包括谁，不清楚。
您可看看吴先生的原稿，我的部分删节修改涂成红色，批注用绿色。
我印象吴先生是在天津工作生活。天津虽然离北京很近，但天津思想界与北京交流并不密切。吴先生在天津能够独立思考这些重大的公共性问题很不容易，文学界的人能够这样思考尤其不易。我们愿意给这样的思考者提供平台。但如果认为这些问题国人没想过，没谈过，天下皆醉我独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以上看法供您参考。
丁东
老杨马上把我的信转给了吴先生。吴先生没有再提异议。文章以《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为题，刊发于《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现在想起来，我对吴先生怀有歉意。吴先生这篇文章原来富于感情色彩，被我改成了一篇文风内敛的文章。《炎黄春秋》乃是众矢之的，我当时想，这样处理，或许有利于提升杂志的安全系数。现在想起来，不如让吴先生把话说得更痛快些。如果此文能够收入吴先生的文集，何妨恢复原貌？
早在1982年，我就是吴若增小说的读者，从讽刺中感受到深刻。当小说与时代脉搏渐行渐远，他放弃了小说创作。他虽供职于作协系统，其思想格局却不囿于文坛议题，而是执着于深思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听说他晚年相当孤独。这也是思想者的宿命。思想的触角伸得越远，越是卓尔不群，便难免在荒原上独行。老杨原来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认识吴若增很早，知道他水平不凡，所以频频向他约稿。他的文章也的确一次又一次为《炎黄春秋》增光添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