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黄宗英
黄宗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兼报告文学家，今天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5岁。我不仅是她的观众和读者，和她也有直接交往。在她逝世之际，略作追述，以志哀思。
我家原住北京三不老胡同一号院。冯亦代、郑海天、程廼欣（一周前刚刚去世，享年91岁）、徐城北、叶稚珊、北岛、王炎等作家、学者都曾在这个院里居住，这些人虽然年龄各异，供职单位不同，因为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所以互有交往。我妹妹丁宁大学毕业，想到文化机构求职，冯亦代帮助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990年代初我和冯亦代走动不少。
1993年，冯亦代和黄宗英结婚，搬到小西天居住。小西天是冯老女儿的宿舍，离三不老胡同大约两公里。逢年过节，我们到小西天看望冯老，小群系列采访右派，请冯老做了口述回忆。这样，我们也就认识了黄宗英。
我到小西天拜望冯亦代和黄宗英
2001年，周海婴出版了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其中谈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周海婴还说：“我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７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致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周海婴的讲述，口气不是十分肯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罗稷南已经去世；二是周海婴虽然见过罗稷南，却不是直接听他所述，而是听别人转述。幸好有王元化作旁证。
此事的真伪引起学界争议。我认为，说有易，说无难。关键还是要有证据。
这时，罗稷南的侄子陈焜给周海婴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观察》上，他说伯父生前曾经给他讲过这件事。我设法与定居美国的陈焜先生通了邮件，请他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写一篇《我的伯父罗稷南》。他很快写好此文，发在《老照片》24辑上。文中谈到，“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1933年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这篇文章订正了罗稷南是云南人而非湖南人。
接着，我又听陈明远说，还有更重要的证人，她就是黄宗英，毛罗对话时她在场。于是，我到小西天拜访黄宗英，请她为《老照片》写一篇文章，说明当年的见闻。那天她谈笑风生。但是否撰写文章，却在犹豫之中。不久，李锐、李普、戴煌、钟沛璋等先生都希望黄宗英能够出来作证，并通过黄宗江转达建议。陈明远为此多次去见黄宗英，建议她动笔。黄宗英最初想以口述方式，让陈明远代笔。陈明远说，这件事很重要，还是亲笔撰写为好。最后，黄宗英写成了《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在《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同时发表。我虽然未能为《老照片》约到此稿，但从其他媒体读到，也很欣慰。
黄宗英在文章说：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黄宗英这篇文章证明：毛罗对话，确有其事！
这篇文章虽短，份量却很重。黄宗英一生作品很多，我家存有她的文集四卷。黄宗英的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并非仅此一例。1980年代，全国报告文学奖评选，遇罗锦受到人为排斥，她公开提出自己作品的奖金和遇罗锦分享，也是当时一段佳话。
黄宗英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