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与胡耀邦
昨天，世界著名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1943年开始学钢琴。1954年到波兰留学，1955年，获得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三名以及“玛祖卡”最佳演奏奖，成为东方人在这项赛事中的首次获奖者。1956年，他到欧洲巡演，被誉为“钢琴诗人”。专家认为，傅聪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诗词和美术等方面的修养，理解和解释欧洲音乐家的作品，他的演奏富于东方神韵和意境，形成了他钢琴表演的艺术特色。
傅聪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傅雷。1957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夜不成眠。他响应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却被打成右派。不久，傅聪也接到回国的通知，当时离毕业还有半年。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出走英国。这件事当时十分轰动。1965年，傅聪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1966年9月3日，傅聪的父母傅雷、朱梅馥在文革高潮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傅雷平反后，傅聪说：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1978年11月，音乐家吴祖强率团访问英国，和老友傅聪见了面。傅聪表示想回国看看，吴祖强建议他给邓小平写信。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不久，傅聪如愿回国演奏。1981年，《人民日报》为音乐会发了广告。这时中央党校高级班一学员给胡耀邦写信，认为傅聪是“叛逃者”，对报纸广告称他为“先生”表示愤慨。胡耀邦作了批示，意思是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一些报刊记者原定对傅聪的采访随之突然取消。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是一位耿直敢言之士，1975年夏天，他曾就电影《创业》问题贴过一张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引起毛泽东、邓小平的关注。粉碎四人帮以后，朝野对他刮目相看。他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率先提出恢复《国歌》田汉原词。
他和傅聪相识不久，听到傅聪突遭冷遇，连夜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
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1979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
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
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
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李春光把信写好，第二天早上就送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渢。赵渢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更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吧。李春光说：不必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如果你的批评合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
当天中午，李春光骑自行车来到中南海东门，把信交给一位秘书，并说：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下午两点，胡耀邦就读到了。他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并写了一段批语。大意说：傅聪出走，情有可原。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
两三天后，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的秘书打电话把胡耀邦批示内容告诉李春光，并说，决定派吴祖强去上海看望傅聪。后来，周巍峙又请傅聪吃饭，询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傅聪说，黄宾虹送给父亲的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海关不准。周巍峙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之放行。
此后，傅聪数度回国演奏，都得到礼遇。
我没有见过傅聪先生。好友张森根教授和傅聪的弟弟傅敏，既是同学，又是邻居。经张先生介绍，我得以认识傅敏先生，因而了解一些傅家的故事。
1990年代，郑仲兵介绍我到李春光先生家中拜访，我和李春光先生谈得十分投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与世长辞。
2017年6月30日，李春光与世长辞。
2020年12月28日，傅聪与世长辞。
本文的三个主人公都走了。当年那种冰雪消融，大地回春的景象，成为历史的一页。然而，胡耀邦的虚怀若谷，李春光的仗义执言，傅聪的艺术追求，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