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往事

牟宜之是山东日照人，1909年诞生，1975年逝世。他的儿子牟广丰是我们的好友。通过牟广丰，我们了解到牟宜之很多精彩的故事。

1949年初，江山易主之际，牟宜之曾出任北平建设局长，指挥疏浚了北海、中南海，建议首都应在永定河两岸另建新城，方有较大发展空间；考虑到将来人口增加的需要，新建楼房不能低于四层，为珍惜空间资源，电缆一律在地下敷设，对地下各类管线网络，要统一建立规范、详细的永久性档案。北京后来的情况，证明他的建议具有惊人的前瞻性。他的任职是因受到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赏识，不久叶剑英被聂荣臻取代，牟宜之从局长降为副局长，其真知灼见便失去了实施的机会。后来，北京的城墙和城楼将被全面拆除。毛泽东说，城楼是对抗农民起义的，我们就是农民起义。牟宜之对谷牧说，毛泽东原来化名李德胜，应当留下德胜门。谷牧向周恩来汇报，周向毛汇报。毛说，拆不拆你们决定。这样，德胜门城楼终于避免被拆，幸存至今。

 1952年，牟宜之调动工作，“牟”音近“木”，帅孟奇说，让他到林业部吧，于是他去担任了森林经营司长，次年遇到了一件蹊跷事。中南区农林部调来了一个干部，名叫李万铭，档案材料是1935年的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刚从苏联参观回国。因该人身体不好，是荣誉军人，因之始终未到职工作，住在东四林业部宿舍。他的房子里布置十分辉煌，战斗英雄、模范党员的奖章与奖状，苏联参观的礼品留声机，结婚时军政首长的赠品与签字纪念册，以及有关他荣誉的物品，皆有条理的陈列着。一个印有红字的战斗英雄背心，也钉在墙上。吃饭穿衣，日常生活，都很讲究。箱笼等物，皮毛衣着，好的用具、玩具甚多，据他说皆是各方送给英雄的。他是十三级待遇，每月还向林业部领取补助，报销看病用的三轮车费。牟宜之二十年代既投身革命，感到李万铭气味不对，于是留意他的言行。不久听篆刻店老板说，“你们单位的李万铭，经常到我这儿来刻章。”牟宜之从未听说李有书法刻字爱好，于是问：“他都刻些什么章呀？”老板答：“全是公章。有防空司令部、志愿军12军什么的。”牟宜之一惊：私刻公章，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向部党委写了揭发材料。

此时李万铭又伪造防空兵司令员周士第的军急电报及亲笔信，谎称陈赓司令员要他回12军任参谋长兼35师师长，令他马上去商谈重要事宜，因军事会议召开只有三天时间，让部里为他买飞机票。他1955年1月3日到西安后，住到中科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家。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恰好去梁家，遇见李万铭，互有寒暄。张德生心想，自己兼任兰州军区政委，对李所言西北军事会议却闻所未闻，不免生疑，便劝李搬至省委招待所暂住，同时通知省公安厅调查。李万铭原形毕露。

原来，李万铭是陕西安康人，生于1927年，曾参加国民党青年军，1949年4月以中央大学学生名义进入二野军政大学，结业后伪造介绍信，骗得常州市政府建设科科员职位。又再次伪造转业介绍信，称自己系军政大学教育科副科长，在淮海战役中负伤，现前往苏南行署要求分配工作。因没有党员关系介绍信，被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无锡市法院将他判处3年徒刑。1950年底假释出狱，又私刻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公章与邓小平印章，伪造致陕西省主席马明方的公函，以残废军人转业为由，要求陕西安置。1951年1月，他到西安找陕西省委要求分配工作。省优抚局将其介绍至安康专署任民政科与农林科科员，地委组织部为他接上了党员关系。当年10月又保送到西北农学院学习。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指定他为班党支部组织委员。11月，他又伪造了一份军事调令：任命李万铭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令其即回部队，西北农学院当即批准李万铭离校归队。

李万铭在去武汉途中，路过西安，伪造了“干部简历表”，到西北局组织部换得了给中南局组织部的介绍信，将其履历编造为1936年参加革命，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参谋长、重庆中央大学“地下工作人员”等，并列举罗瑞卿、王震、陈赓、陈伯达、胡乔木等为证明人。中南局组织部深信不疑，将其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分配至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任秘书主任，并参加了中国农民访苏参观团。1952年 8月回国后，又将他提升为人事处副处长、机关党总支书记。12月上旬，李万铭又称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电话通知他，陈赓司令员有要事召见。中南农林部副部长许子威同意李万铭立即赴京，还托他带给陈赓一封亲笔信。

在武汉，李万铭称自己是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参加过解放汉城、平壤的战斗，当地机关、企业、学校纷纷邀请他作报告。他便戴上奖章，到各种集会上侃侃而谈。

此后，李万铭又请求调往北京，以便治疗伤病。经中南农林部与中央林业部请示，于1953年9月将李万铭调至林业部任行政处长。

李万铭事发后，牟宜之给老战友肖华写信说：最近林业部发生了一件万分离奇而又惊人的事情，虽然发生在政府部门，但与军队是有关系的，我反映给你，以作参考，并资警惕！党的人事工作与组织工作漏洞太大了。无中生有的事情，可以弄假成真，五年不被发觉。如此相类的事，当不只此一件。投机取巧、逢迎附和、扶摇而上者，必大有人在。相反埋头苦干、赋性鲠直、不会钻营的人，则吃不开。果戈理写的讽刺剧本《巡按使》亦不甚于此。肖华阅后极感震动，立即将此信转呈毛泽东、刘少奇。刘少奇批转给公安部长罗瑞卿。罗瑞卿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情况报告》。1955年3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批转牟宜之给肖华同志的信及罗瑞卿同志关于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情况报告》，将此案向全党公开。

此后法院调查了一年多，查明李万铭行骗并无政治背景，亦无为他人牟利等经济目的，只想骗取荣誉，不劳而获。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

1955年7月27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罗瑞卿介绍了李万铭案。他倡议：“我很希望中国也出一个果戈里，把李万铭搬到舞台上来。”老舍响应，写成话剧《西望长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轰动一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通讯《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李万铭案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此事让林业部脸面无光，相关干部成为笑柄，上级嗔怪，同僚侧目，牟宜之感到压力巨大，只好调离林业部。李万铭作为骗子的典型不时被后人提起，牟宜之对骗子的识别，却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