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与奥运

王猛是河北盐山人，生于1920年。1937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军队工作，1964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初任38军政委。1971年７月，在北京军区副政委任上，由周恩来提名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当时，体委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五七干校。王猛上任后，大刀阔斧解放干部，恢复了体委系统的正常运行，适应了乒乓外交以后的新局面，体育界一度十分红火。江青主动向他伸来橄榄枝，他不接，得罪了江青，在批林批孔中被庄则栋取而代之，到武汉军区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庄则栋已经无法主持体委工作，陈锡联提名王猛重回体委，再掌帅印。这时，中国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事，紧锣密鼓，迫在眉睫。

早在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过赫尔辛基举办的15届奥运会，1956年，又准备参加墨尔本举办的16届奥运会，但台湾代表团捷足先登，大陆方面要求奥委会驱除台方代表，未被接受，于是拒绝参会。1958年8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退出了15个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国委员董守义也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只有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承认大陆，不承认台湾，使得乒乓球运动在中国大陆倍受重视，异军突起，成为“国球”。后来，中国推动新兴力量运动会，想在奥运会之外另起炉灶，实际上无法改变奥运会是国际体育交流的第一盛会的格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台湾同时退出联合国。在国际舞台上，大陆节节挺进，台湾步步退守。许多国际组织都以台湾退出的方式，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重返奥运会，成为大势所趋。1978年，以驱逐台湾代表的方式，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田径和体操联合会的席位。外交部门希望乘胜追击，在国际奥委会一举取代台湾。

对这种趋势，国际体育界有另一种看法。奥运会不但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体育盛会，也是人类和平的象征，友谊的纽带。奥运会没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参加，固然是极大的缺憾，但两千多万台湾同胞，也不应关在人类大家庭门外，应当有机会分享和平与友谊。王猛以国家体委主任的身份，先后出访伊朗、土耳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突尼斯、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会见了他们的政府首脑和奥运官员，了解到许多友好国家都希望中国能以灵活方式解决问题。罗马尼亚方面直接建议，中国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应有更灵活的方法。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于1977年9月应邀访问北京，希望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应采用“演进”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奥林匹克宪章允许承认地区，并不一定是国家实体，因此不需要按联合国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王猛和有关人员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突破“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思维，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采取不驱逐台湾代表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方案和外交部的意见不一致。王猛据理力争，坚持将体委的方案和外交部的方案，在1979年2月26日一同上报中央。最后，邓小平拍板，同意国家体委的方案：在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席位之后，台湾体育组织以我国地方机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不得使用原旗帜和歌曲。此后，经过中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台湾方面多次沟通、博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1979年10月25日举行的名古屋会议上，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席位，台湾在改旗、改徽、改歌的前提下，以中国台北名义保留会籍。当时，台湾方面提出以《国旗歌》代替原来的“国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这样说明了同意的理由：“现在的曲调虽然是用了《国旗歌》的曲调，但当时的国旗还有共产党的一份贡献，满地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加的。现在的词改成了奥林匹克内容，曲调不要太计较了。”

从此，两岸运动员在奥运舞台上同台竞技，演出了许许多多美好的故事。后来，大陆又同意台湾以变通的方式，陆续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猛力主的两岸参加奥运的模式，具有破冰意义，突破了你死我活的旧思维，开启了两岸双赢的新思维，体现了一种走向人类大同的胸襟和智慧。

体育工作走上正轨以后，经王猛一再要求，中央同意他于1981返回部队工作，担任广州军区政委。1985年，军队精简整编，65岁的王猛行将离休。胡耀邦知道他要从军队退下来，派中办副主任冯岭安和他谈话：“耀邦同志想让你到中央机关工作。”原来，胡耀邦有意提名他担任中央统战部长，负责政协工作。但当时王猛请中办副主任传话：“我真诚地感谢各位领导的信任和关怀，但我实在是哪里也不想去了，真的想休息了。”

2007年6月29日，王猛将军病逝，不满88周岁。天不假年，他没有来得及参加北京举办的29届奥运会，但他留下了一份化干戈为玉帛的珍贵遗产。朋友张光渝的赠书，让我了解到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