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左忽右177 | 赵冬梅谈北宋中期的历史转折

赵冬梅谈北宋中期的历史转折（节选）

以下是本期内容节选，预计阅读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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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和纠错机制共同构建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程衍樑

您提到的宋代在制度历史上的位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法度与人心》书中，有那么一章，您臧否了后面的这几个朝代，从宋开始，到金、元、明、清，在您作为一个专业学者的视角里面，这套政治文化其实是一直在走下坡路的进程当中。从制度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如何去理解这种所谓的到了一个顶峰的阶段，你认为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冬梅

宋代政治文化也包括制度建设。说它顶峰的意思是，在帝制时期、儒家文化背景之下的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达到过一个高峰。

在帝制时期，从汉以后，在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之下，宋朝做出了最好成绩，这是一个必须要讲的限制条件。

第二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最好的成绩不能指整个宋，因为整个宋包括南宋、北宋，我不认为有东西以最好的状态贯穿两宋。南宋和北宋不一样，在北宋之中，最好的状态存在于前中期。

我在祝先生的基础之上，把帝制国家看作是一种国家形态，而这个国家形态和其他的国家形态一样，都追求长治久安。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在中国，帝制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包括皇权的安全，包括大一统帝国的安全，包括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还包括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如果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来考量各个帝制国家——也就是各个朝代的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我们会发现，北宋在维护皇权的安全上，它的制度设计非常有效；在维护大一统帝国的中央对地方控制上，它做到了非常有效；维护社会的安定上，它也做到了非常的有效。

举一个例子，我们谈宋朝经常会谈到的，宋朝建立之后，常规的说法都会说，有鉴于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所以就把地方上的兵权都收了。在地方的治理上，州、县两级制，州、县地方政府都是不掌兵的，而且把兵权收归中央。它还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掌控、分割兵权的制度，它在地方上、在州之上实行的是学者称之为分离制的政区，它不是一整个的，不是什么都管的，而且不掌兵。它可以保证很难形成割据，在宋朝，这个制度建设就做得很漂亮。

另外，宋朝在缓和国内矛盾上其实也做得很不错，但是所有这些不错里边，其实也有负面的东西，不是北宋前中期的最好的状态。

刚才说的是制度建设最好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政治、文化和制度双方面而言，在北宋的前中期建立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纠错机制，就是“发现、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的机制。

这个机制当中，最显眼的就是台谏官，是专门负责提意见的官。除了台谏官以外，士大夫政治也可以作为一个大制度来看。在当时，整个士大夫集团当中，最优秀的分子可以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可以做到以天下为己任，勇于去纠正皇帝的问题。

他们有一种“大中之意”，说“从道，不从君”。士大夫认为，他们是持着道统的，是可以去纠正皇帝的正统的。所以把两方面连起来看，一方面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有利于皇权的稳定，有利于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一方面，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纠错机制，同时，在当时宋的政治文化，不管是皇帝的宽容还是对士大夫自由思考的鼓励，所有这些合在一起，让这个纠错机制能够相对有效地运行，这才能够形成北宋前中期的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北宋的灭亡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程衍樑

王安石变法，虽然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面备受推崇，我好像也很少看到有提到他带来的阴暗面，但具体的变法细节，确实撼动了北宋的制度根基，同时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导致北宋的中后期官场的生态恶化。司马光对变法的反对也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来自顽固保守派的反扑，他们这批人对王安石的反对里面，其实包含了大量对基层民生利益的思考。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拿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和两汉之际的王莽新政相提并论，甚至说这两位都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者。我记得你在一些地方也提到过，你认为整个北宋的灭亡，简单地归结于徽钦二帝的作为，似乎也是不公允的，北宋的灭亡的种子，可能在神宗一朝，在王安石的时代就已经种下来了。

赵冬梅

北宋的灭亡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它遇到了北方的强大敌人，这一点应当是一个因素，因为它是在外力打击之下而亡的。我在这本书里头不是说要做道德解释，而是我希望从北宋政治内部去找一下原因。回到前面说的认识前提，帝制国家是一种国家，这种国家追求长治久安，可是怎样才能做到长治久安？不可能不出问题，最重要的是，出了问题能够被看到、被揭露出来，同时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只有这样，矛盾才不会激化。

另外，整个国家机器应当保持着活力，就是应对变化的能力。要睁开眼睛看，看见的信息真的能反映到上层去，同时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要调整自己使自己能够应对内外打击。

用这个标准来看北宋的灭亡，一方面是外来的打击非常强大，女真人建立的国家，新崛起的政权，在武力上确实是很厉害的，而且它在军事技术上也确实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是外因。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里边的人要看到这一点，首先你得是有力的，还得是有活力的，但是徽宗朝的朝廷彻底腐败掉了，丧失了这种能力。小集团的利益压倒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再是第一位，所有人首先要选边站，要照顾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朝廷、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连皇帝在内，大家都不拿这事儿当一回事。北宋末年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而且还有上下的欺蒙，这个腐败的源头在哪儿呢？往上追，就要追到仁宗朝。

从仁宗朝开始的这种朝廷政治的法家转向，皇帝变得专制，官员的工具性增强，像范仲淹所倡导的“君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做地方官的时候，也要能想到朝廷。他做地方官的时候，朝廷有政令来了，他会考虑这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是否合适。

但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后，为了快速推行变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个标准就变掉了，变成了谁能够又快又多地收上来政府所需的收入，谁就是好的，谁就是优质的。

整个官僚集团的工具化，很显然是从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开始的，这一点，王安石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王安石的言论当中，他提到，有人批评一个官员，说他迎合上意，压榨百姓，王安石就引用了《周礼》里边的话说，“周代有这样一种官，负责去宣布王之好物，令民必行之，所以不当罪其迎合”。

风气之坏，不得不说是从那时起，可是司马光又没有能力扭转，当然不止司马光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北宋亡国的内因，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当然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观点接近南宋人，但是中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北宋向专制转型的根本原因

程衍樑

在北宋中叶，大家可以看到，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北宋的政治文化，从宽容的文化，转向了和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一样的更加趋于专制的文化过程中。您觉得当时最大的一个时代背景，或者它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赵冬梅

财政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还包括皇帝的因素，皇帝因素指英宗的上台，和英宗这四年的瞎折腾。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他的继承权来自仁宗对他的收养，但收养的过程漫长、曲折、压抑，造成了英宗心理的扭曲，所以英宗四年真的就是瞎折腾，于是就遗留给神宗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证明父亲的继位是一个正当的、合乎天意人心的行为，那他就要做事，做事就要花钱，可是财政已经如此困难了。

但是宋朝的财政问题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看。唐代后期推行募兵制，推行职业兵制之后，唐朝国家的财政压力就大大的增加，要养兵，所以财政压力加大，于是就要新设很多财政官员，可是这些官员也要养着，它又会增加财政困难。在这个循环当中，从唐代的中期往后，财政压力的增大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司马光派的想法是，要节流。可是宋朝在节流的问题上，有一条始终做不下去，在整个统治的逻辑当中，有一些东西和缓解财政压力之间是矛盾的。矛盾体现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宋朝实行养兵政策，养了很多的军队，这些军队是职业兵，他们不事生产，要靠老百姓交税来养活。

那你养着很多的兵，就会增加财政压力，如果你要减轻财政压力，你应该裁军，但是宋朝下不下去裁军这个手，它要养着这些兵才觉得安全。

养着兵的安全，除了对外和对内镇压以外，还有我们今天理解起来都有难度的荒年募兵政策。遇到饥荒年份的时候，国家会把壮年男子征兵，让他们来当兵，他们当兵之后就由国家财政养起来，不仅仅是养活他本人，兵政的钱应该足以给他养活一个老婆，一个、两个的娃。

因为那些壮年男子有反抗政府的能力，他可以成为一种不安定的因素，老幼、病残、妇女都是无法反政府，所以在荒年积岁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时候，就把有反抗能力的人给养起来，剩下的人就不可能反政府了。

荒年积岁，政府的财政也会相对困难，但是这个时候还要增加政府的财政困难，再加上冗官，养了太多的官，这也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扩大统治的基盘。从安全的角度，宋朝政府，宋朝的政权建设真是做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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