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情报界没有科学溯源能力

斯滕·维尔蒙德：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发生过泄漏事故，美国疾控中心报告过实验室泄漏事故，德特里克堡是军方的实验室，包括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发生过泄漏，这是一件在全球都普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需要更规范的实验室操作来降低任何情况下发生意外的风险。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来说，需要从多个层面采取措施，把实验室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越是致命的病毒，越应严加防范。

斯滕·维尔蒙德：我认为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是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现在这个问题被政治化了，全球公共卫生已成为一场政治足球，被踢来踢去以试图获得政治优势，我确实也有同样的忧虑。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为了政治问题而把人们的生命当作工具。如果 1950年代的冷战高峰时期美苏两国尚且可以为战胜天花而开展合作，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在公共卫生、医学和护理等学科中，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当前，我们应该汇聚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力量，让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建模专家、实验室安全专家、院感专家、饮食偏好专家，全球人口和动物流动专家等组成最好的队伍，来彻底调查起源，并尽最大努力找出这种特殊的冠状病毒在哺乳动物中的存在状况，再看看实验室污染会有什么风险。因为实验室安全问题在科学的语境下，是所有这些研究中合理而必要的一环。但至于那种纯粹的推测，认为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并没有任何证据。总之，由科研人员做一些真正的研究，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让全球范围的科学家合作来找到源头，我认为人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观点。

斯滕·维尔蒙德：你问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前的美国是高度政治化的。这让人想起内战之前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美国的极端两极化。而与我年轻时相比情况也非常不同，当时有自由主义者，有共和党人，有温和派，而现在似乎有更多的人处于两个极端，导致文明的讨论都很少。

我的确收到过仇恨邮件。一旦我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就会收到仇恨邮件。福奇博士，美国传染病领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收到过死亡威胁。但以前不会这样，我想这是近年才出现的情况。

我们处在十分不良的氛围中，我不知道死亡威胁是否是真实的，还是只是躲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人试图恐吓我们的手段。但是，当我收到那些仇恨邮件时，我没有被吓倒。它反而激励我更坚定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坚持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共卫生和医学方法，因为这是我作为决策者和传染病流行病学家的工作。

斯滕·维尔蒙德：很不幸，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染性的确更强。最新的数据表明，它可能与水痘具备同样的传染性。这将是对我们控制疫情所付出努力的巨大打击。而当病毒的传染性变高时，就需要更高的疫苗接种率以达到群体免疫，我认为三个最为优先的事项就是疫苗、疫苗、疫苗！

当前生产的很多疫苗很大程度上都被用于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迟迟不能慷慨解囊。而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疫苗供低收入国家使用，这非常慷慨。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非常严格地应用了公共卫生策略，包括大规模的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必要时的封锁、有效的公共交通策略、高效的接触者追踪、病毒检测以及疫苗使用，一系列措施的成果非常突出。并且中国疫苗的造价更低，而且能够大量生产，这可能意味着广泛接种。在全球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中国的疫苗将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谭主：现在全球卫生合作依然面临诸多问题，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斯滕·维尔蒙德：可以发挥许多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的作用。例如，公私伙伴之间的合作就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不擅长制造药物、疫苗、呼吸机等个人防护设备，但公司擅长于此。这方面我们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例子。其次是跨境合作，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以较低成本获得制造许可的机会，这样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制造自己的疫苗，降低成本，加强供应。

全球的科学家相互分享的经验，是应对疫情的有力武器。早在三月份，我就接到了一位中国同事——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电话，告知了我们疫情防控的方法。我们也与非洲等许多国家分享交流了经验。这很有帮助，也非常鼓舞人心。你知道我们有句英文谚语——让爱传出去。如果你受到了帮助，那么也应该帮助更多的人，来作为回报，在全球的科学家们中间形成了这样一个互帮互助的网络。随着疫情的激增，许多中国的大学向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同行伸出了援手。因此，我们依靠彼此，也可以互相帮助。

最后，我想请大家一定一定不要盯着那些过眼即逝的标题，在极度极化的政治环境里，也请记得，还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将认可我说的，并相信面对危机，科学与合作永远是解决方案。如果在科学家之间建起高墙，将科学政治化，我们的后代不会为此感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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