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人世间》的他，还瞒着我们多少事？

度公子读者人物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梁晓声的一辈子，写了一部《人世间》。

负重前行的父亲、苦苦煎熬的母亲、罹患重病的大哥、需要拉扯的弟妹……梁晓声经历了太多，这些苦难推着他不得不往前走，走出属于自己的写作之路。

不想文章长度，不想受众，只为了纾解心中所想，这是一本为了铭记、为了怀念、为了自己的《人世间》。

来源 | 一日一度

ID | yryd115

他们是沉默的、孤独的、不被关注的，但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 梁晓声

开年大戏《人世间》（点击可查看）完结了，三代人的人生浩浩荡荡呼啸而过，留下的是长长的一串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追剧大军中有一位特殊的老人，每逢更新他都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比任何人都迫切，尽管他对每个人物的命运都了如指掌。

他就是《人世间》的作者梁晓声，周家老老小小的故事，大多都是他一家人的经历，每一帧画面闪过，记忆就在眼前变得鲜活。

唯一让他无法直视的，就是秉昆在法庭上的那一幕，在那场戏中他第一次入镜客串，饰演一位法官。

眼尖的观众纷纷发弹幕捧场：“梁老师演得真不错！”

但是你们不知道梁老的难，他太难接受自己以一副苍老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这真是一场灾难”。

客串这个角色，梁老说自己完全就是被“绑架”了。

有一次他去剧组探班，刚好第二天要拍这场戏，导演李路对法官的形象不满意，闷闷不乐地吃着饺子，眼神瞟到旁边的梁晓声时忽然放了光：“要不梁老师试试？”

梁晓声吓一跳，断然说这绝对不考虑。

李路点点头，吞下了最后一只饺子，起身给了他一份台词后转头就走，临了还特意嘱咐副导演：“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虽然跟这一行打了20多年交道，但梁晓声还是蒙了，一整晚紧张得没睡着。

第二天他被架上了“法庭”，看到秉昆垂头丧气、一脸愁苦的样子，梁晓声瞬间红了眼眶。盯着屏幕的李路叹了口气，法官都这么感性了？

这场只有两句台词的戏，梁晓声拍了整整一天。

作为全剧最特别的彩蛋，只要演得别太离谱，观众都会被惊喜到，但梁晓声非要较真——这一辈子啊，就是一部《人世间》。

《人世间》的故事是从一辆开往远方的绿皮火车开始的，梁晓声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6岁那年，梁父响应国家号召，去大西南当了建筑工人，每隔两三年，家人才可以短暂地团聚一次。

从大西南的深山到哈尔滨，需要辗转五六天，那是父亲独自一人的万里长征。

在梁晓声的记忆中，父亲的印象少之又少，童年里最刻骨铭心的就是母亲的辛劳和无力摆脱的贫穷。

家里一共5个孩子，梁晓声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人住在哈尔滨最脏、乱、差的板房区，胡同里总是阴暗的，仿佛“烟鬼的黑牙缝”。

父亲每个月工资64元，40元寄回家，自己留十几元生活，余下的攒着作路费。

在回不来的年头里，他总会让工友带点口信，工友心疼地跟母亲透露：

“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二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父亲每月寄来的钱，都是梁晓声去邮局取，看着那些小心翼翼包裹起来的毛票，他心里一阵阵难受。

即便如此，这些钱还是不够一家人生活，母亲除了照顾老小，还得四处央求打零工的机会，多是些脏活累活，每个月能勉强挣得20来块钱，这是家里的救命钱。

那时候梁晓声就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有份工作，一定不读书了，为父母分担养家的重任才最要紧。

贫苦时代，人生的困境就是如此具体。

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中，梁晓声曾说自己的父母皆是目不识丁之人，“成文成系统的家风家训，是无从谈起的”，但父母始终都是自己最崇敬的偶像。

再艰难的日子，父亲从不会唉声叹气，他说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出息。

而母亲总是对哥哥说：“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读到大学毕业！”

哥哥很争气，一直都是学校的尖子生，是公认的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好料子。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哥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年纪尚小的梁晓声自然扛起了照顾弟妹和做家务的重担。

小学二三年级时，他的手就已经皴皴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有时候作业顾不上写，有时候唯一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脏兮兮的，有时候担心弟弟妹妹，上学对他来说总是件很仓皇的事情。

害怕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他开始逃学，最多的时候连续一个星期都不敢去学校，哥哥知道后生气极了，总是拿最严厉的话谴责他。

跟处处受表扬的哥哥相比，梁晓声觉得自己承担了那么多却不被理解，对于哥哥，他心里是有些怨恨的。

因为家里贫穷，三年级开始梁晓声就是班上的特困生，学校减免了他的学费，初一时，他享受着每个月7角钱的助学金，但这总让他活得很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怎样表现，才算配得上这样的待遇。

没有钱，没有尊严，学校生活对他来说是没有亮色的。

哥哥高考那年，父亲回来了，两腮瘦到塌陷，明显衰老了很多，那是头一次父亲服软了：“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大家都明白父亲的意思，那天之后哥哥停止了高考的复习，去菜市场卖菜，有天他把自己一整天的收入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哭了。

梁晓声知道，这也是他未来的必经之路。

但哥哥还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放弃了几所保送的好大学后，他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那是母亲的愿望，她认为如果哥哥以后成为了铁道工程师，一家人就会住上漂亮的铁路员工房。

1962年，哈尔滨的底层人家能出一名大学生，那该多轰动啊，梁晓声发誓自己也要好好学习，那个学期，他几科考下来平均90多分，全家人都在盼着过上好日子。

一年之后，哥哥学校发来的一张电报断了家人所有的梦想：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

家里围满了人，大家都在研究“精神病”跟“疯了”是不是一个意思。

第二天，正在上课的梁晓声被老师喊到了教研室，他看到了傻兮兮的哥哥和护送他的两位老师，哥哥已经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唯独记得学校。

哥哥终日喃喃自语，一家人挤在15平米的破屋子里，晚上挤在同一个炕上，那喋喋不休让全家人的脑仁子疼到裂开，后来他们也相继服用起了安眠药。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把哥哥强行推上了车，他害怕极了，不知道会去哪里，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

哥哥被护送回来的那天，梁晓声牵着他往家走，哥哥一路上不停地问：“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梁晓声泪如泉涌，那一路，他绝望得不想活。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高中刚毕业的梁晓声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去基层连队抬木头。

兵团条件很差，工作很苦，但每个月能挣40多元啊，拼了命都无怨无悔。

哥哥的住院费每个月要80多元，不吃不喝也断然是不够的，他只能在兵团尽力表现，能获得些重用总是好的，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唯一比较拿手的就是写作。

受哥哥的影响，梁晓声中学时代读了不少书：《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红字》……在兵团里，这算是顶呱呱的人才了。

演讲稿、批判稿，甚至是小伙伴们的检查，他的文笔从没让大家失望过。

兵团总部每两年会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优秀的作品会被编辑到集子里，梁晓声的一篇短篇小说《向导》也被收录在内，正是这篇创作，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4年，复旦大学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总共就两个名额，招生办的老师翻阅了所有的作品后，对这篇《向导》产生了兴趣，在“环保”这个词还没出来的时候，这部作品就表达出了批判滥砍滥伐现象的思想。

老师决定要见一见这位叫梁晓声的青年，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到黑河，辗转到他们所在的兵团时，已经是第四天上午，此时梁晓声正在扛大木，团部通知他去招待所。

眼前那个风尘仆仆的人，自称是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梁晓声没觉得有什么惊喜，“负担？什么负担？”

当时作为一名北方的青年，对南方有什么样的大学，是知之甚少，也不太会有什么兴趣，唯一让梁晓声开心的是，这个人竟然跟他谈论文学，还挺有水平。

他们聊了近一个半小时，梁晓声对当时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狠狠吐槽了一番。

老师从包里拿出一本革命文学样板书《牛田洋》，问他看过没有，有什么想法。

梁晓声也没客气，直接来了句：“语录引用得太多，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老师愣在原地，临走之前小心地嘱咐他：“这些话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否则会对你不利。”

好多年后想起这句话时，梁晓声依然冒冷汗，但凡这位老师有一点点“左”的思想，在团里留下一句“这个青年的思想有问题”的话，别说复旦大学，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过都是个问题。

后来这位老师的确去找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他的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很多80后、90后大概都很熟悉刘欢演唱的一首歌：“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

这首《心中的太阳》就是根据梁晓声的小说《雪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

1977年，毕业后的梁晓声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文学编辑，正式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在一间11平米的宿舍里，他一住就是12年，写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作品，大多都是知青题材，梁晓声也成为了知青文学作家的代表。

90年代之后，人们顺着潮流的方向飞奔，不再沉迷于旧日情怀，知青文学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很多同时代的作家开始转型，梁晓声也一样，写起了批判性的文章。

无论是纪实的，还是虚构的，他的作品总是为弱者发声：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通人的基本愿望时，文化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生活方式，来刺激普通百姓。”

虽在大众眼里，梁晓声早已功成名就，但他丝毫没有所谓的“优越感”，事实上，他的愁苦依然是具体的、迫切的。

早在刚参加工作时，他每个月的工资49元，20元寄给父母养弟弟妹妹，大哥的医药费是个无底洞，父母身体不好，他把二老接到北京来照顾...…

庞大的开支全靠梁晓声写小说挣稿费，时多时少，拍电视剧《年轮》时，对方只给了他一台彩电，虽是稀罕物件，但不能吃不能穿。

为了将这个家撑起来，他曾打算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后来弟弟妹妹相继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他才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受90年代下岗潮的冲击，弟弟妹妹们全都失业了，几个孩子要读书，几个家庭要生活，梁晓声全都承担了下来。

长期的熬夜写作，肝病、胃病、心脏病也早早找上了门，虽后来的稿费逐渐提高，但生活的忧患总是接踵而至，那么多的债窟窿堵也堵不过来。

直至今日，梁晓声都保持着最简单的生活：平价朴素的穿着，蔬菜、稀饭、疙瘩汤就是一日三餐，鲜少有社交。

用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也活得太累了，但这也是那一代人普遍的担当。

那种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关照，对弱者的同情，都是当下很多年轻人所不能体会的。

梁晓声说：“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

2010年，梁晓声打算写一部知青年代的长篇小说。

在以往同类型的作品中，作者都是书写他们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的遭遇，但那些留在城里的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中的很多人虽是在体制内，但也只能勉强求生，做清洁工、当服务员、卖馄饨炸油条，或者像梁晓声的弟弟那样，在酱油厂干体力活。

他们是沉默的、孤独的、不被关注的，但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当梁晓声说起自己的创作意图时，朋友连连摇头：

“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你写那么长的小说，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谁买？谁看？”

但他说啥都得坚持：

“我年纪这样大，还想着我这本书应该怎样写，人们到底喜欢看什么，能印多少册，能得多少稿费，那也太悲催了。”

60岁那年，梁晓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写作，每天早上削好一筒铅笔，铺开一沓每页400字的稿纸，低头伏案十几个小时。

刚开始，他连标点符号都会清清楚楚标在方格里，渐渐地颈椎病越来越严重，眼睛花了，手不听使唤了，字也没法写到格子里去了，常年的焦虑也让他头发脱落，越发“鬼剃头”。

写到最后一部时，梁晓声被检查出了胃癌，医生建议他做全部切除，防止扩散，从医院回来的途中，他吸了两支烟，决定保守治疗，一定要把小说写完。

2017年底，小说出版，前前后后一共修改了3稿，115万字。

故事的主人公周秉昆是以梁晓声的小弟弟为原型的，在电视剧后期制作时，梁晓声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看到，可惜未能如愿，去年，小弟去世了。

亲人的离去让一张张老照片成为了永远的念想，令梁晓声无比遗憾的是，他们一家人，连一张全家福都未曾拍过。

闲暇时间，梁晓声总会去精神病院看看哥哥。逢到天气晴朗，哥哥又精神正常时，老哥俩会去院子里的长椅上坐坐。

他曾问哥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他又问：“什么童话？”

哥哥苦笑：

“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我想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梁晓声呆望着哥哥，黯然无语，这悲喜交加的人生，竟不知从何说起。

参考资料：

《梁晓声自选集》梁晓声

《我心灵的觉醒：梁晓声经典散文》梁晓声

《人物 | 梁晓声：用文字笑看人世间》夜光杯

《作家梁晓声谈〈人世间〉：我看生活恐怕还是觉得好人多》周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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