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时代需要怎样的思想
变局时代需要怎样的思想
文：赵晓
汇编：先知书店
在《圣经》旧约中，有三种人物是最厉害的：君王、祭司、先知。君王负责治理、祭司牧养百姓、先知传达上帝的启示。
我将那些卓越的学者称为现代社会的“先知”。有时候，他们的一个思想、一个预判、一个警告甚至一句话，就像闪电一般，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类的明天。
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庸俗的学者虽如过江之鲫并瓦釜雷鸣，唯有苏世独立、洞察天理、黄钟大吕的“先知型”学者才会被历史所铭记！
▍让人类从通往奴役之路折返：哈耶克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是这样的先知性人物。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重创了古典经济学理论，西方转向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苏联则转向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模式立竿见影，且蒸蒸日上，引无数西方学者、文人竞折腰，交口称赞。就在这个时侯，哈耶克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哈耶克不仅与波兰“市场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家兰格等展开公开激烈争论，更在1944年写就《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公开判断并预言：乌托邦模式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最终将灭亡。
该书的逻辑是：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让政府控制经济的方方面面，这必然进一步控制个人与社会生活；扼杀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整个经济终将因低效率而崩溃。
1991年苏联的解体恰好应证了他半个世界前的预言。
哈耶克知微而见著，被认为是第一个预言了苏联崩溃的人物，他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中的先知。
▍洞察文明的冲突的先知：亨廷顿
另一个先知性的学者是亨廷顿，他不是经济学家，却预见了今天的中美冲突。上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西方世界一片极乐论调，以为历史已然终结，人类从此走向大同。就在这个时侯，亨廷顿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亨廷顿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要寻找对手甚至敌人，否则人类也不知道谁是朋友。这听起来很想我们经常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说法。他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的冲突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成为他的主导论点。
“文明的冲突”观点出来后，遭到许多人包括笔者尊敬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当头棒喝，被斥之为新种族主义。亨廷顿在中国更是恶名昭彰、不受欢迎，左派指控“文明冲突”论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
“911”震惊世界的爆炸声，印证了亨廷顿非凡的先知性思想的锐利锋芒！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也完全在亨廷顿的意料之中。因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早就警告：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
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当下，亨廷顿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美两国的诸多不同，很容易走向“文明的冲突”。然而，文明与文明并不“冲突”，只有文明与野蛮才会爆发“冲突”。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文明的携手”，进而迈向“文明的共治”。
▍预言国家主导经济模式破产的先知：克鲁格曼
▲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是另一个具有非凡先知性洞见的经济学家。上个世纪，先是日本，后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东南亚四小虎（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亚洲一个个国家通过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等，竞相实现腾飞，引得世人大赞，誉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亚洲经济的奇迹”，李光耀更是大谈特谈亚洲增长中“儒家文化的价值”。
就在这个时侯，克鲁格曼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他以一篇“亚洲奇迹的神话”的尖锐文章舌战群儒，指出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除了抄西方作业、多流血汗、多花工作时间外，没有任何奇迹，“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由于亚洲经济事实上已陷入靠大量资源投入拉动增长、效率却越来越低的“苏联模式”，因此终将崩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宣告了“亚洲模式”的失败，“亚洲经济奇迹”的争论终结。从此，李光耀不再倡扬儒家文化的价值，转而强调人性都是一样的，新加坡要成为创新国家，也必须尊重个性与自由，可谓思想大转折。
克鲁格曼，则备受尊崇，终于在2008年实至名归地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预言“后发劣势”的先知：杨小凯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18岁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获刑十年，生前两次获诺奖提名，却在56岁英年早逝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堪称中国学者中的传奇。年少时的杨小凯因言获罪，入狱十年，在狱中苦学经济学、数学等学科。出狱后直接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在武大刘道玉校长的帮助下，赴美留学，创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并获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终身教授职位。
在经济学上，小凯最大的原创贡献，是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新方法复兴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小凯自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从而做出了教科书级的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比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要好得多。可惜小凯56岁英年早逝，否则他一定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
尽管身居海外，但小凯最魂牵梦绕的永远是中国，最牵挂的永远是年少时“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上个世纪80—90年代，他和众多中国经济学家一致公认：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但他在经过研究大量的历史后发现，没有私人产权的基础，市场经济不过是空中楼阁，从此小凯逢人就谈保护私产。
之后，小凯发现，历史上王权总是不断侵犯产权，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则产权保护无从谈起；不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他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指出五四“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经过时了，中国人现在需要懂得“制度转型”。从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讲“制度转型优先”的学者。
然而，小凯发现，现代政治文明不能是无缘之木、无本之水，制度的种子再好，还需落在好土里才能结实百倍，他由此发现了有限政府与基督新教的亲和关系，他自己的生命也转化成了一名基督徒。
▲杨小凯与妻子吴小娟在教堂
至此，小凯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从市场制度始，从信仰生命终，可谓走到了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然而曲高和寡，几人真懂小凯？
▍林毅夫与杨小凯之争
2000年12月，小凯回国讲学，我亦有幸在现场听过他的讲座。尤其小凯在北京天则所“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那场报告，小凯“先知”性的光芒更是不同凡响，是今天历史巨变之时，我不能不特别介绍的。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已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增长良好。1995年，林毅夫教授海归回国，大力传讲“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创新并不等于发明，后发国家不必追求原创性、发明型创新，只要学习、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经验，就可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最终后来居上。
林毅夫是我的老师，我很尊重他。他的理论否定了计划经济模式，即避开市场经济另搞一套的作法，因此是很有意义的。
同时，“后发优势”理论也很好地拟合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带给国人乐观的发展预期，更指给中国一条路，那就是通过学习、模仿、吸收，来实现对西方的超越。所以“后发优势”理论在中国，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庙堂，都大受欢迎，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重大问题。
就在这个时侯，小凯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预言。对于“后发优势”概念，小凯以“后发劣势”的概念与之针锋相对！
▲ 林毅夫与杨小凯之争
小凯指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技术的空间很大，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给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
然而，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困难，因为制度转型可能冒犯食利者，这使得后进国家有一种倾向，就是技术模仿优先，制度模仿滞后甚至被搁置。
这样厚此薄彼，短期内依然可以取得快速发展，却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带来长期发展的失败，从而跌入“后发劣势”的死坑。
小凯以“洋务运动”为例。“洋务派”们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 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比“洋务运动”前更好的中国经济，代价却是“后发劣势”：
“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李鸿章、盛宣怀等人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中国的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拖着辫子的现代化：后发劣势的典型，洋务运动
纵观过去百年间，中国惨痛的历史教训，小凯指出，中国要走“制度转型先行”的道路，也就是要先致力于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不被“后发优势”的思路带到阴沟里去。
通过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历史，小凯特别提醒：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也没有资格奢谈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或者“中国模式”。
▍杨小凯的三大转型范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依靠“后发优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下的中美冲突标志着“后发优势”的大饼再也没得吃了，此时，已是“拨剑四顾心茫然”，我们的国家再一次处在历史三峡的大拐点。
如今，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以及楼市红利这“三大红利”已经消失，而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产能过剩这“三座大山”却是积重难返、欲罢不能，同时，还面临着生产效率下滑、美元回流、人口老龄化这“三大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将无法持续，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是“日本化”，即陷入长期衰退，也就是权威人士所说的“L形”增长态势。
因此，杨小凯“后发劣势”的预言在他去世后十多年被再度热议。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在一片众声喧哗中，小凯才是那穿透现象与历史迷雾的“先知”。
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不能不直面小凯“后发劣势”的如雷警告！而杨小凯先知般的三大转型范式，更是不可不谨慎而察！
注：本文根据赵晓教授的文章汇编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并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赞赏小编，收藏杨小凯一生的思想精华，站在智者的肩膀上看清未来，可识别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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