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东莞，被冤枉的外来妹
二00二年七月,我在东莞长安某地一个小小的电子厂当品管。
有一回，厂里要出货一批数量极大的显卡，可是实在很不巧，在出货时的抽检验收报告中显示的显卡不良数大大超过了允许出货的指数，显卡又被退回了生产线。
因为是厂里最大的客户之一且急需提货，延误了交期按照合约是要赔偿巨款的，可又不能闭着眼把不合格的产品交出去，并不是只有我们厂有品管，人家厂也有啊，而且，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影响工厂的信誉说不定以后就会失去这个客户，失去这个客户就意味着失去一大批的订单，甚至连带着另外的客户在下订单时也会犹豫，这样的话，工厂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萧条甚至将会面临着关门大吉的危机，这个损失是惨重的，可是要返工，单靠着包装线那几个员工是远远不够的。
那个下午，会议室的大门一直紧闭着。
快下班的时候，广播里打出了通知，通知全厂人员今晚上一律上生产线加班，支援生产，以求共渡难关。
流水线对面和我搭档的是写字楼的一个文员，她负责电脑测试，我和一位保安同事则负责拆包装并且把她测试通过了的显卡重新包装好装箱，一连数十个，我在重新包装时发现，她在测试完把显卡重新放回塑胶盒时全部都把正反面位置给颠倒了。
我笑着，纠正给她看，说：“你装反了，应该是这样装。”却没注意到，她身后不远处有一双猎鹰般的眼睛，已经注意我好久了。
他走过来了，我还不知道，保安同事暗下里碰了我一下，使着眼色悄声说：“总经理来！”我一扭头，果然。
他走过来了，走到了我身边，停下来，冷不防说：“整个晚上，我看你是笑得最开心的。”
我被吓了一跳，感觉脸在发烫，连带着就连耳根，也在焚烧，而搭档在这当儿，却测试得飞快，闪眼之间，就堆了我满桌（其实也只有几个，只不过是包装盒占了桌面，看上去摆了像是很多），我心里打着鼓，一时间，竟是有些手足无措了。许是因为身边有个工厂最权威的官在监视的缘故，我紧张不安得心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一连好几个，我都在重新包装时把显卡、说明书、保修卡的先后排列混乱了，而最为糟糕的是，被总经理拿在手中的那个，包装彩盒的封口处有一道长长的撕痕，我竟然也视若无睹给封上去了。
总经理的声音严厉极了：“你看你，彩盒都撕坏了，自己做成这样，还说别人。”
我有说别人吗？我那是在说人家吗？我说：“不是我撕坏的。”
“不是你撕坏的？不是你撕坏的那是谁撕坏的？”总经理举着彩盒，声音更严厉了：“彩盒我是从你手上拿过来的，不是从别的人手里，难不成是我撕坏的？”
我被冤了一个大枉，却又百口莫辩，如果我能知道是谁撕坏的，可是……
我只能沉默，可是我的沉默在他看来，无异于就是理屈词穷，无法再抵赖。他把包装线的组长招了过来，问：“还有办法补救吗？”
组长说：“没办法补救了，只能换彩盒。”便把彩盒拿走了。他看了看我挂在衣领上的厂牌，声音便拖长了：“品——管？哟，还是品管啦，小姐，如果所有的品管都是你这样做事的话，不用多久，也不用别的厂来竞争，这个厂就会自行倒闭。”
我低头做事我沉默着，无言以对，如果上一刻我还在为爱笑是我天生最大的而又抑制不了的缺陷为自己的动不动就笑了不严肃的工作态度而脸红羞愧的话，那么这一刻，我该做的，就是为我的脸红羞愧而脸红羞愧。我只是笑了，可别人呢？那些写字楼里的文员们呢？她们说着笑着，不是更开心吗？就是身为总经理的他，先不是还在跟她们开着玩笑笑得开怀吗？或者，只是因为我纠正了那位文员小姐的错误？
他走开了，身边的保安同事却忽然好笑得出声了起来，说：“彩盒是我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拆坏的。”
这是一个挺豪爽直率我认为还可交平日里相交也还算可以的同事兼朋友，我瞪着他，这一瞬间我所有埋藏在心底燃烧着的气怒和委屈都喷涌而出，忿忿地，我从齿缝里迸出了重重的一句话：“真孬！自己做的事却要别人承担！”
“对不起！”他赶忙陪笑着道歉：“我不是故意要隐瞒，害你背黑锅，可是，当时的这种情况，明摆着他已经认定是你撕坏的了，我越解释，越是对你没好处。”
我收回我的目光，我也收回我的愤懑和为自己抱不平之气。我的心，沉没着，沉没在了冰潭雪渊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感官来感觉委屈和愤怒，只是悲哀，悲哀，深不见底，深不可测。
总经理大人又站在了文员搭档的身后，隔着不宽的流水线，尽管低着头，我仍能感觉得到他猎鹰似的犀利锋锐的目光。我抬起了头，许是我自尊心深受创伤冷凛的目光震撼了他吧，他又朝我走来了，走到了身后，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很温和地说：“好好工作！”
我会好好工作的，检验品质本是我的本份，我也承认，身为品管，那么轻易地就放过了不良是我的失职，可是，总经理大人，就因为你是在工人阶级眼中得天独厚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总经理大人，你就拥有了上天恩赐给你的“不经调查不问青红皂白就诬赖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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