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一生愧对两红颜
张思之（1927年11月－2022年6月24日），中国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曾经出任“江青四人帮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16岁，他放弃上学，参加中国远征军。2022年6月24日，张思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2011年11月摄于残存的柏林墙外
我的青春期、性成熟来得稍迟。记得是14岁读初⼆，周末从学校回家，妈妈给我洗脏⾐服时抬头问了一句：“你短裤上有没有脏东⻄？”我不知何意，漫声应道：“啥⼦脏东⻄嘛！”妈妈没再吭声，我也没往心里去，多年过后才明⽩妈妈的关心所在。（作者：张思之/江淳编辑）
正是那个时间段，常同班上的一群朋友下河游泳。开初学“狗刨”，能漂起来了才陆续学“⾃由式”、“蛙泳”、“仰泳”。当年可没有穿泳⾐的条件，那时好像也没看到过泳装，个个⾚条条的。有时候是先把⾐服脱下，洗洗，晾在沙⽯滩上，游完也就干了，算是穿了干净⾐衫。当年这帮人⼤都很淘，给你讲过的“乌棒”就是一个，那位才子张芳杰有的时候也夹杂其间。他们游累了，想喘息，会聚拢四个人，把我摁在河滩上摆弄我生殖器官逗着玩闹。即使这样，我虽有生理反应并无心理上的快感，属“情窦未开”一类。
同女生有交往，始于⾼中阶段；有所⾔笑，则是从远征军回来复学之后，满18周岁了，异性柔情，已有感悟。能听到学长之间的风流韵事恋情成败，有些学长爱拿女性开玩笑，觉得也挺有趣。有位女生⾝段优美，着旗袍时尤显楚腰婀娜，⾮常动人，五官略有缺陷，不能尽如人意，于是就有人加给人家一个外号——“不堪回⾸”。我好欣赏这个外号，认为起得好，那时哪里会想到这么干太过刻薄，“好损！”这句北京⼟话⽤到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学校初中部的一位女生姜继华，歌唱得好，会演话剧，在同学中惹人注意。我的一位同年级朋友薛向暎，是话剧团导演兼团长，正在追她。她发育得有点早熟，胸部丰满，夏季⾐薄，⾮常突出，有人给她起个外号——手榴弹。对一个初中女生如此失礼，也够“损”的。姜是⼭东人，孤儿，与⼭东籍的杨⽼师雪樵先生熟，好像是他的干女儿。我对你说过，我考⼗⼋中能报上名是得了杨⽼师的帮助，关系⾃然也挺近，有时在杨⽼师那里会碰上。1946年学校“复员”，要分别了，杨⽼师专门把我喊去，说：“我把继华托付给你，好好照顾她，不许欺负人家，她没人管，挺可怜的！”我说：“我怎么⾏？”态度生硬，心想：为什么不找薛向暎，托付给他不正合适！杨⽼师看我没同意，生气踹了我一脚。这个过程说明我那时根本不懂如何处理这类事。姜后来结婚早，子女多。薛南下台湾，听说在南投中学当校长。1980年电视台转播“两案”审判，姜认出了我，⼜有了通信联系。1989年夏天我被阻隔于武汉，后来⾛襄樊去重庆，路过她定居的应城，专门去看过她们夫妇。前年她因病去世了。
在⼤学期间，我领导的那个“⺠⼯”⼩组，两位组员是同班的女同学，当时一心“闹⾰命”，哪有心思谈恋爱！同几位⽼⼤姐处得也好，都是“工作”关系——办办墙报，搞搞读书会，游游⾏之类，绝无“私情”。
“⾰命”胜利，拿下北平，我⼊法院。初任学习审判员，被委为“⺠⼋庭”负责人，共事的那位女书记员同我关系很融洽。按资历，她是学姐，法律系⾼材生，⼜有“司法”经验，我当然欣赏，她对我也挺看重，工作上配合得⾮常好。这段⼩史，前次已经讲了，现在应补充一句：我们那时很好，她邀我去看过她的⽼妈妈，待我也好客气。发展下去，兴许会生质变。可惜我1950年6⽉离开法院去人⺠⼤学学习，她的工作也有了调整，记得是调去区法院了，以后再无联系。听说她⽇后死于癌症。
回顾青年时段的经历，忆及当年感情生活，有两个女性我一直挂念着，总觉得对她们有愧。一个是1946年从远征军回到⼗⼋中后的同班同学，林国桢。我们课余接触多。印象最深的是，我打球无论篮、排，不分⽐赛或打着玩，她都到场为我加油。她说：“看你打球那劲头，真让人开心！”同她接触多，有个背景。我们都属于被当地同学认为的“下江人”，四川人的地域观念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抗⽇战争后期，四川的经济情况益形紧张，人们说是下江人跑到四川来，把粮⾷吃贵了，把他们吃穷了，所以恨下江人。学校里⾯也受这种风气的玷染，四川同学讨厌下江人。偏巧我们班四川人占⼤多数，下江人没几个。林是长春人，同我属一“族类”，易于接近在情理之中。至于她的家庭，她⽗亲是做什么的，我现在也不清楚。战后复员，她家出川早，1946年初春就到了湖北。据此猜测，也许有点“来头”。她在湖北，几乎每周一封信，并无情话。我也常常回复，说点校中事。
1947年我进朝阳法学院，她没考上⼤学，工作了。信少了，内容倒是有了一些怀念⾼中生活的情趣，偶尔流露出同事之中有人追她。我那时已经上了船，一心闹⾰命，根本没往心里去。有一天，她突然打来长途电话，说事急，有个男⼠跟她求婚，让她马上表态，她希望知道我的态度。我没敢吭声，不知该怎样应对，以“顾左右”的旧办法⽀吾其词，就把电话放下了。没料到她跟着从长春来了北京，肯定是要跟我⾯商。也许是有些害羞，她约了好友、我们当年十八中的另一个同班女生（当时在北⼤），陪着她一块儿来朝阳看我。三人同⾏能说什么？就没提这事。我的态度不冷不热，明知她有话要说，也没有说留人家招待一下，聊了一会儿就把她们送⾛了，此后再没有联系。她肯定⽐较失望，结婚了。此后偶尔有信，⽌于一般性的问候了。1948年末长春战役之后，失去联络。
但是到了1974年⾄1975年的样⼦，她突然打来电话，说得了肺癌，住在朝阳医院，并且说估计已难挽回，希望⾛之前见我一⾯。她说找到我的下落费了很多劲，盼着我尽快去。那时我在垂杨柳⼆中教书，很忙，但⾯对这种情况，别无选择，去了。她丈夫也在，我们聊了一会儿，无⾮是讲些不疼不痒毫无意味的“废话”权作安慰，淡漠地吿别了。没过两个⽉，她⻄去了。她的丈夫没有通知我，估计他知道林对我的态度。林妈妈对我完全不同，国桢⾛后我去看她，她说，我们家国桢对你最上心，她心里装着你，我给你看样东⻄。说着把一个影集拿出来了。我一看，好了得：她把我的照⽚，当时都是⿊⽩的，统统涂上彩⾊，“美化”了。我很受感动！我知道她对我挺好，却没料到当初就那么动情。现在我也说不清我那时的“婉拒”是基于什么。但那次与她妈妈分别之后就总觉得对她有⽋，我可能伤过她的心。
另一位是在⻄安上尊德中学⾼三的班长郭美容。估计她⽐我⼤一岁。她当时对我好也罢不好也罢，我一点也没感觉，没在意，没有恶感我当然心知。看得出来，她⽐较服我，此外，也没有别的想法。那场罢课一结束，她突然写来一封信，表⽩爱慕深情，那是我今生收到的⾸封情书。在这之前她做过一件事，当时我没有理解，事后觉得她是动过心思的。有一天，她给了我一包钱，说这是下学期的学费，希望你明天早晨六点钟到我家把这包钱给我，你就讲，“郭美蓉，这是你下学期的学费，给你送来了。”别的不⽤说。
我说这是做什么呢？她说，这是让我⺟亲放心，我的学费有着落了。我没多想，照办了。后来我读了她的信，明⽩了。她是想让她的⺟亲知道，我在管他们家的女儿。她家经济状况相当困难，住的已不是什么“陋室”，就是当年贫⺠的房⼦。我估计，她的那份学费是三青团给的，她是三青团骨干，⽽且在⻄安有点名气，“组织上”一定会管。收到她给我的信之后，我没有回，主要是因为不知说什么好，干脆回绝，⼜怕伤人⾃尊，于是采取了若无其事的态度。过了几天，她找来，先是问：“给你的信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她说：“退给我吧！”我扯了个谎，说“烧了，没法退了。”她再没说一句话。但那哀怨无奈的神情是我有生以来初见，因此内心深处也并不那么坦然。我很尊重她，但没生爱慕之情。她那封信并没起好作⽤，信里讲了其他女生的“坏话”，说某人你不了解，人太风流，跟⻄北⼤学的学生一度恋爱，搞得⽕热，你千万别上她的当，我理解她是要表⽰⾃⼰从未谈过恋爱。对这种做法我有点不以为然，同学之间不该这样。我离开尊德后也没同她联系，她⾃尊心挺强，也没再找过我，只是能从其他同学⼝里知道一点信息，不久我出⾛⻄安，从此彻底断了。
1949年以后，没有一点她的消息，不知她的下落。她社会活动多，功课不好，估计没考上⼤学。三青团没准会给她安排个工作，因此我担心后来中共发动那么多尖鋭、激烈的政治运动，她过不了关，说不定被镇压了。因为她是三青团的骨干，按政策是可以定上反⾰命的。我怀疑她被镇压还因为1955年肃反整我的时候，到⻄安搞外调，肯定会找她，罢课是作为重⼤问题来查的，⽽这一段历史她最清楚。可是材料里只字未提这个人，我感觉她已经⾛了。为此心里总有一点不⾃在，⽼惦记着。最近已托人打探她的消息，依然不知下落……
她是基督徒，赞美诗唱得婉转动听，经常在广播电台演唱。她善良，有工作能⼒，家庭成员也朴实，依稀记得还有个⼩妹妹，⽗⺟是从河南逃荒流落到⻄安的。作为那个年龄段的同班同学，我挑不出人家的⽑病。⾄于为什么搞“三青团”工作，我不知道。尊德中学的男女生基本上没有联系，不交流。后来闹罢课，我是公认的“头儿”，她是“班长”，这才有了交往，由于观点一致，同心抗争，交谈也多了。这是一笔胡涂账。⽽今毕竟是六⼗五年过去，任命运之神摆布，“花⾃飘零⽔⾃流”，怨得了谁呢？暮年怀旧，想到她，会记起那⾸歌：“……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我知道你沉默的情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上帝一定会赐福与她，即使是在天国。阿门！
本文选自《行者思之》，张思之／口述，孙国栋／整理，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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