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性：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继续为政治精英
中国属于最早推出姓氏的国家之一。在周朝以前，贵族除了有姓之外，还往往以国、官位为氏。而一般人只有名，没有姓，也没有氏。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姓、氏的差异渐渐模糊。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唐宋后中国姓氏学逐步定型。（作者：陈志武/江淳编辑）
英国原来也只有名，到13、14世纪才出现姓氏，一开始也是只有贵族才有，后来逐步扩散至一般平民。到1400年，大多数的英格兰、苏格兰人都有了姓氏，但还是有部分人到17世纪，甚至更晚才有姓氏。
德国、法国、丹麦等西方社会，印度、日本等亚洲社会的姓氏规则也大致如此，姓氏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记录下血缘和出身背景信息。
中国人命名的规则是姓氏不区分个体而以名区分彼此，西方社会则反之。在中国，王姓、陈姓等不含有太多信息，但名可以区分不同人；而在英国、美国，名为Peter、David、Ed-ward的人太多，而姓氏则往往更加独特。在中国，超过100人的姓氏只有4000多个，而美国超过100人的姓氏则多达20余万。因此，相对而言，姓氏在美国等西方社会所包含的血缘与出身背景信息比在中国更多，更能阻碍社会阶层的流动。
Clark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以往关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研究只停留在父子代际传承的层面，而不是基于整个家族是否“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但是，如果是以姓氏作为代际研究的基础，则可以把这种情况包括进来。
他具体讲到两方面的研究。其一，如果只按照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来研究代际地位固化程度，那么，根据英国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档案中记录的家庭收入估算，家族地位固化程度只有0.4，亦即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只有40%；如果用同一姓氏的相连两代英国家族的平均收入计算代际相关系数，那么英国人代际相关性高达75%，说明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估算。而且，如果把过去七个世纪分成不同时间段，英国社会财富阶层的连贯性基本没有变化，富有的姓氏有70%-80%的可能性一代后继续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两代后仍然富有。
对中国、美国、日本、瑞典、印度、智利等国家而言，基于姓氏估算出的社会流动性也都远低于基于父子收入的相关性。各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比我们原来理解的高很多，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以及其他原因都值得深入研究。
其二，Clark教授把1200年到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历年学生名册放在一起，研究各罕见姓氏的学生占比相对于这些罕见贵族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比及变化。结果他发现，罕见姓氏占牛津剑桥大学学生的比重100多年前是这些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的8倍，到现在，这些姓氏的牛津剑桥学生占比还是他们在整个英国人口占比的两倍。
自13世纪以来，精英姓氏子女一直比一般姓氏更能进牛津剑桥等贵族大学，今天仍然如此。如果用政治精英取代贵族大学的就学机会，那么，在英国，政治精英阶层自13世纪以来则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继续为政治精英。
Clark教授把姓氏研究方法应用到了中国。具体而言，他们以长江下游的县为基本单位，如果某姓氏在1645至1905年间考上举人的人数占本县总举人人数之比高于本姓氏占本县总人口比的5倍以上，那么该姓氏就为本地区的精英姓氏；一旦各精英姓氏确定之后，再计算每十年里这些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相对于他们占样本范围总人口的比值，看前者高于后者多少倍。
结果发现，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是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还停留在4倍左右，到民国时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对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他们以考进北大、清华等大学代替举人来定义精英）。由此可见，一宗族姓氏一旦进入精英阶层，社会阶层可以跨越朝代、跨越体制地固化下去。
他们强调，中国的情况并非孤例：
瑞典从1936年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以来，基于姓氏的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系数仅从0.85下降到0.66（1相当于绝对的代际传承）；
英国于1944年普及免费中等教育以来，该系数值仅从0.7-0.8下降到0.6-0.7；日本二战后推动民主、厉行教育均等化，但是代际传承系数值高居不下，政商财阀皆为“世家”；
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推行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规定低种姓人群在大学生和选民中的最低配额，但代际传承系数值最近五十年维持在0.89；
美国精英大学录取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的优惠也没有提高社会流动性。
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会流动性，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革命可能是更重要的降低社会阶层固化度的力量。
按照其徒郝煜的话说，“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比物质资本的代际传递更重要，而前者很难被累进税或高遗产税等公共政策再分配”，决定学历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更重要因素是家庭和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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