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丨天灾人祸，更当仁者爱人

庚子春节之际，新型冠状病毒从九省通衢的武汉爆发，迅猛蔓延全国各地，官方后来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各地遇到了各种窘境，有家不能回，当地不接纳，歧视，围困，各地的标语也充满对武汉-湖北人的歧视与语言暴力，如“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阶级敌人”，等等。好多地方不但给门口贴上“此户系武汉返乡人员，请勿接触”，还干脆把门封了，有的甚至把楼封了，就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同胞。不知道他们基本生活怎么办？四川某花园小区一位从武汉回乡者没有给乡亲说明从武汉返乡，也没有自我隔离，还天天到处打麻将，结果发病了，愤怒的村民去砸他的房子。甚至有个别染病的人住不上院拉下口罩向医生吐口水，还有的人报复社会，胡乱向他人吐口水，诸如此类。另外，据警情通报，就在今天（2020年1月30日），武汉市四医院（西区）12楼有病人家属打医院护士。经查：柯某的岳父（68岁）因病毒性肺炎于当日在医院去世，柯某情绪激动，抓扯并殴打医生头部和颈部，医生的口罩、防护服也被扯坏，导致严重职业暴露，之后他们被送往隔离病房隔离，短期内无法重返岗位。

面对天灾人祸，国人一下子变成了这样，让人心寒，发人深思。所以，我们还要在病毒防控的同时避免非人道行为，以防人道危机。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重要精神就是仁者爱人。

儒家把“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上》说：“仁也者，人也。”朱熹《孟子集注》解释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仁就是说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换句话说，人之为人的根本道理就在于人具有仁这一德性。宋儒真德秀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后命之曰人，不然则非人矣。”（《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儒家以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其根本意义在于肯定人的价值，挺立人的道德人格。也就是说，具有了“仁”人才能成其为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满足、停留于自然、本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在消极地适应环境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在满足了自身生命的基本需求之后，会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仁与人合而言之，就是人道的基本含义。仁与人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人道”。

“仁”最基本的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篇》载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儒家仁爱以同心圆的方式由内而外，由小而大，层层向外扩展：

首先，一个人要具有仁爱之心，才能够爱别人。也就是说你首先应该是个“仁者”，有仁爱的品质。儒家认为这是根于人天生的性善而内在地形成的品质，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发端。孟子是彻底的性善论者，他不仅指出仁爱是人天生的本性，而且强调恶是人性的丧失。把是否有良善之心，看成是人与禽兽最本质的区别。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共有同情心、羞耻心、礼让心、是非心“四心”，即“良心”、“本心”。按照孟子所言，有了“四心”也只是良心的开端，还要扩而充之，推而广之，形成仁、义、礼、智“四德”，其中最根本的是“恻隐之心”。《孟子•离娄下》说：“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即是同情心、怜爱心。孟子还把仁心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指出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与这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落得一个好名声，也不是因为听不得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同情心是仁的发端，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

其次是自爱。自爱包含了对自己身体的爱惜，强调仁爱是要从自爱开始，以自爱为起点，但不是以自爱为中心，不断扩展的。汉代的杨雄在《法言·君子》中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这句话强调了人要自尊自爱。自尊自爱是关爱他人的必要前提。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不会对他人产生友好行为。丧失了自信心和责任感的人，也常常对别人采取损害的行为。

第三，爱亲人，即血缘亲情之爱。孔子非常重视孝悌，主张处理一切人伦关系，都要从孝悌做起。“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仁爱当从侍奉双亲开始。《孝经·圣治章》有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假如有人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别人，那就叫悖德；不敬自己父母而去敬别人，那就叫悖礼。这话是符合道德逻辑的，怎么能够相信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肯亲爱，能真心实意地热爱他人？仁爱思想是从家庭血缘亲情引申出来的，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之爱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末。即使有这样的爱，那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由功利需要引起的索取式的爱。

第四，“泛爱众”，即爱一切人。孔子又将亲情之爱推广开来，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孔子讲求仁爱，强调宽容。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国君节用而爱养人民，不要无穷无尽地使用民力，使老百姓有休养生息的时间。他还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敬爱自己的父母，也要敬爱别人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也要爱护别人家的孩子。人不要把自己的爱局限在狭隘的天地，不要太自私。《礼记·经解》：“上下相亲谓之仁。”宋代张载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因此“仁”也有“博爱”的意思，唐代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欧阳修在《乞出表》之二中则说:“大仁博爱而无私”孙中山先生说：“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有己溺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

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要仁政爱民。孔子要求为政者要把“仁”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把老百姓作为人看待，提倡爱民、养民、利民、富民、教民、安民、博施于民等，如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出于“爱民”的思想，孔子极力提倡“养民”，他赞扬子产“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他还注重“利民”，要求为政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当冉有问道，人口众多怎么办时，孔子回答说：“富之。”再问富裕起来又怎么办？孔子回答：“教之。”这种“富民”、“教民”的主张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政治理念。孟子认为，是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君王是人，当然也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才能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即仁政。并举例说，古代的先王由于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在孟子看来，只要君王具备了“仁爱之心”，施行仁政就不难了。只要你把这样的“仁心”从自己的妻子儿女推恩到普天之下的百姓身上，使君心与民心融为一起，就能够保四海升平，即平治天下。

第五，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还把仁爱之心推向天地万物，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尚书·武成》反对“暴殓天物”，孔子虽然没有把“仁爱”推及物的明确论述，但他对自然界的生命充满了怜悯之情。《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弋（yì）不射宿。”意思是说：孔子钓鱼用杆而不用网捕，射鸟不射巢中的鸟，这就充分体现了孔子爱物及取物有节的思想。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宋儒认为宇宙间的生生之德、生生之理就是“仁”，人通过万物的生生之意、春意、感通意最可以“识仁”、“观仁”。宋代大儒程颢记自己当年跟老师周敦颐(字茂叔)读书时,“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什么意思呢?按照理学的说法,天地之大德,就是生长发育万物的仁爱之心。但天地之仁心不可见,只能从草木荣茂中见之。据朱熹《伊川先生年谱》所载，程颐曾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为年幼的哲宗皇帝讲解经义。“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这一故事，很生动地体现了程颐从好生之德引出的爱物之情。在程颐看来，春天是天地生物之节，柳枝生长便是天地仁德的体现。人应当扩充本心的仁德，爱惜天地所生之物，以与天地仁德贯通为一，因而，当春发生的柳枝“不可无故摧折”。这里，人心的爱物之情便与天地的生物之性相一致，都是生生不息的“仁体”的展现。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二程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医书称“手足痿痹为不仁”，说得很好。程颢以中医学知识来说“仁”，因为在传统中医，人体是一个身心统一体，人在整个生命体由心所主宰，由心的良知良能所贯通。如果身体某一部分没有了感觉，如手足痿痹，不知痛痒，医家就称为“麻木不仁”，好像手足不是自己的一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整个宇宙也是这样。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可见，大人就是具有仁心的人，他能够以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即把整个宇宙看成是有生命的整体，对天地之间的所有生命、事物对能够以仁爱之心待之，无私欲之弊，所以能够明其明德。而小人则相反，为一己私欲蒙蔽，狭隘鄙陋，不能明其明德，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后儒进一步把仁爱发展为“爱惜物命”的思想。明代东林党学派著名学者高攀龙在《高子家训》中认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应酬，略不为彼思量，岂复有仁心乎?”他要家人待客时少用肉肴，兼用素菜，以少杀生命，积德行善。明代袁黄撰写的《训子言》说：“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侧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虫一蚁，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地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最后又特别叮咛到：“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这是郑板桥写给弟弟希望帮忙教育孩子的信。他晚年得子，甚是喜爱，但是，由于在外做官，不能在孩子身边教导，于是写信请弟弟帮忙管教，希望不要溺爱，要教他学会体天地仁爱之心，不要玩虐小生命，“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由此引导孩子明白人无高贵贵贱之分，把仁爱要普及众人，乃至万物。

不仅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儒家讲仁爱，道家讲慈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悲，在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中都有也都有不尽相同的爱的表达，如西方文化主流是基督教的博爱。以信仰为依据，爱的力量源自于上帝的仁慈，提倡超越国界、民族，普爱世间所有的人。最近网上流传的美国人收到学校写给家长关于冠状病毒的信，信中最后提到：“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你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从而隐瞒病情，不保护他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冷静、理智、人性、团结。”这就是西方受基督教博爱影响的结果。

近代以来由于批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很多优秀传统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萧公秦教授在网上留言说：“中国文化中有儒家的‘仁者爱人’的传统，但经过左翼反封建革命，这一文化传统已经消失，中国又是低度宗教感的民族，缺乏佛教基督教中的慈悲仁爱传统。极左文革时代长期阶级斗争宣传，又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一旦出现疫情，国人的最本能的反应，就是这种赤裸裸的对陌生人的敌对情绪。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更为严重。可能有农村的文化真空与文化稀缺有关。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短板。”中华民族这种道德传统和深厚博大的“仁者爱人”正是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今天人们互帮互助、助人为乐的精神源泉。在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发扬光大儒家仁者爱人的精神，创造一种关心他人，接纳他人，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恩的心态。“美好世界，从心开始”，以仁爱之心做人做事，才是应对危难，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庚子正月初六夜于北京

韩星

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名誉顾问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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