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丨“特立独行，一代直声”——梁漱溟的人格和著作漫谈

原载《中国文化月刊》，1989年2月，总第112期

凝听经原作者授权发布

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后，华人知识界颇有一些震荡和回应，国内及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诸国刊发了不少纪念文字，其要旨，从哀悼梁先生的若干挽联中可以略见一斑：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敬挽

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

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

——张岱年敬挽

柏松永劲明月胸襟示范

金石弥坚高风亮节长存

——袁晓园敬挽

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

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

——任继愈敬挽

绍先德不朽芳徽 初无意 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

愍众生多般苦谛 任有时 呼为牛呼为马 辣手唯留兼爱篇

——启功敬挽

华夏风骨   中国之魂

哲人虽去   精神永存

——梁先生著作的一年轻读者范忠信敬挽

一代宗师   诲人不倦

一生磊落   宁折不弯

——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云敏

从上述挽联中，我们不难领悟，梁先生九十五岁一生留给后人的最深印象，首先是他的为人，其次才是他的为学。梁先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老实说，梁先生不是学问家。他的成名和传世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在世界文明或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虽然开风气之先，而且至今仍有启迪新思的作用，但毕竟粗疏、笼统、缺乏严密的逻辑。

梁漱溟先生与郭齐勇先生合影，摄于1986年左右

梁先生说，他首先是一个行动的人。他是实践型的哲学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哲学家，一位在实践中追求智慧，而非在书斋中苦思冥想的人。金岳霖先生在区分中西哲学家时曾经说过，在现代西方，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再也不会有了，分工、技术性训练使得哲学家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他成了职业的逻辑家、认识论者、形而上学家，这可能对哲学有些好处，“但是对哲学家似乎也有所损伤”。“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因为，哲学成为了符合逻辑的理论系统、知识体系，而非内化为人的精神生命，以及指导他如何行为的智慧。相反，“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修养过程显然是不能中断的，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抬头，失掉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者试图在行动……他同苏格拉底一样，跟他的哲学不讲办公时间。他也不是一个深居简出、端坐在生活以外的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1]。

我想，没有理会金先生这些话的人，不论知道多少哲学知识，建构了多么辉煌的哲学体系，写了多少关于中国哲学的书，都很难说他真的懂得什么叫中国哲学，自然也就无法理解梁先生的思想、著作和人生。就“人格与学问不二”这一点来说，被称为第一代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梁先生与熊十力、马一浮先生一样，都具有巨大的人格上的感召力，都是人格的典范。但不同的是，熊、马二先生从中年起埋首学术，不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梁先生却颇有一点孔子遗风，席不暇暖，四处奔忙。他不习惯过书斋式的生活，1924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此前曾在北大执教7年）自己创办师生生活在一起的书院式的学校，以后在广州、河南，特别是山东邹平从事八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的著作的很大一部分与“乡村建设”有关，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论文集》等。正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先生以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名世。在50年代初期的“批梁”运动中，“乡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靶子。其实，梁先生的乡建，作为改造中国旧乡村的一项综合性的改革运动，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学、教育学的角度，都需要重新评价，包括其他的从事乡建的前辈，如晏阳初先生等，决不是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所鄙薄的那样的。梁先生的乡建工作，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一次实践，而且也是在文化的风雨飘摇中重塑中国人的心灵、再铸国魂的一次尝试。

梁先生是作为“乡建派”的代表走向当时的最高政治舞台的。抗战期间，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巡视豫、皖、苏、鲁、冀、晋等游击区，访问延安，创办民盟及其机关报《光明报》，调停国共关系等等。抗战末期和抗战后的一段时期，梁氏颇有以第三党界介入，以期建设民主政治的理想。有这种理想者当然不只是他一人。我想，如果当时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更多一些，力量更强一些，即使不足以与国共两党抗衡，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至少也有较强的制衡作用，就不致成为附皮之毛。诚如是，当又是一种格局。

梁漱溟在许多人心目中似乎是一位封建复古派、顽固党，其实，只要对梁先生的生平和著作略有了解，就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一生的举动有许多出乎人们意料的地方，也难免犯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最正确的地方，就是他毕生的追求过程和整体人生目标指向同一个方向，并且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民主斗士！在政治上，梁先生显然算不得什么高手，而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理想主义色彩甚浓，基本上是不懂政治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中国政坛上几乎一败涂地，留给我们的只有这样几件佚事，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社会的良心：

——1946年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痛斥国民党，高呼“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建国以后，与章士钊一样，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却拒绝了毛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廷争面折”的局面，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

——1974年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将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并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当他遭到人们围攻时，竟然脱口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些举动不是偶然的。早在1917年，他亲眼目睹南北战祸时写过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表示知识分子所负有的社会责任。1941年，香港沦陷，他辗转脱险，“若无其事”，心地坦然——“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致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2]

他就是这样的“狂”！他的思想渊源之一就是狂得不得了的王阳明学。这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个体生命的根本在于他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个体生命的得失在于群体生命的安危。所以，儒家心学的“唯我”，实际上是“无我”——那个个体小我已经成为“大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从“大我”分离，就将使“小我”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梁先生有两句赠友和自箴的话语：“无我为大，有本不穷。”这是他的人格和道德的写照。

梁先生的著作，主要围绕着三大问题：文化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他的哲学，主要是一种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与那些把哲学和人生打成两截、人格和学问没有关系的职业哲学家、技术型哲学家不同，就是在新儒家中，也与熊十力、马一浮先生有很大差异。熊先生出入于佛教唯识学，从形而上学本体论上重建儒家哲学，梁先生则是试图对儒学的价值、人生和文化生命的关系作出判断（虽然这些论断更多的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出来的理论系统，而是在复杂真切的现实生活中凭体验和直觉顿悟出来的生命智慧）。有了他自认为正确的论断之后，梁先生不是忙着去论证，叫别人更加信服，而是建立起一种带有宗教情绪的信念，然后付诸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实践，他自己说是“亲证宇宙本体”。梁先生也没有像马先生那样宣布“六经总摄一切学术”，而是在承认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有根本不同的基础上，主张向西方开放。

如果从学理上来检视，梁氏的文化哲学并非无懈可击，而有一些弊病和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观念具有普遍价值和世界意义，主张无条件地“全盘承受”，并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国民性格的阴暗面（在这方面他并不亚于所谓西化派）；另一方面，又认为中西文化原本各走各的路，永远也不可能走到一起去，中国文化如果但凭自身的发展，无论走多远和多久，都不可能会走上西方人所走的路上去。由此，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非常悲观。对中国那种“家族生活偏胜”、“伦理本位”的文化无法开出资本主义文明而暗自伤心；另一方面，面对工业文明的一些病痛，他又盲目乐观，认为特殊地体现于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道德理想等价值，对整个人类也是有普遍意义的，因而对复兴中国文化并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信心十足。梁先生思想中的这些矛盾，涉及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共相与殊相、普遍与特殊、时代性与民族性等关系的协调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文化理想和具体方案中，并没有辩证地解决这些问题中所隐含的内在矛盾。

梁先生文化比较中存在的漏洞和矛盾，一方面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融合与中国文化新旧嬗替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心态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走向科学、民主、工业文明的激情与惧怕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人的整全性被肢解、人际的疏离、困惑、失落感之间的矛盾心态的反映。深一层看，也是中国文化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的具体表现。一般人认为梁先生的思想落后了一个时代，其实他恰恰是超前了一个时代，在中国尚未进入工业化、现代化时，已依稀看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乃至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问题。从这两个方面说，他的思想虽陷入双重的困惑之中，却为现代新儒家整体的奋斗指出了大致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也有人认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本世纪的哲学家。

撇开西方发达国家近代之所以得到长足发展的诸多理由，我们看到，在其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背后，也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对于这些危机的反省，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特别是欧洲大陆，20世纪最流行的文化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人文型的哲学，均在不同角度反省这个问题。梁氏本人所受到的施宾格勒、柏格森等人的影响，实际上就是西方的自我反省在他的头脑中的某种折射。只有无知者或具有严重偏见的人，才会认为发生在20世纪中国某些思想家个人头脑中的事件是个孤立的事件，或者仅是对两千年传统的迷恋。所以，对于当代新儒家，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精神处境上的第一个矛盾（理智上趋新、情感上念旧），还应该看到其灵魂深处的第二个矛盾（对现代化的憧憬与担忧）。人与自然关系全面深刻地展开之后果，并不仅是科技和商业的发达，生活的富足，而且包涵着道德价值可能失落，人生意义的荒芜，生命整体的肢解，人格的丧失，乃至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恶化，即人们日益成为片面的、被物质世界和制度异化的、单向度的、和被自己制造的环境和文化所囚禁的人。正是从心灵深处的这些担忧，梁、熊等新儒家试图返本开新，在“老根上发新芽”。其潜台词当然是：不仅中国古人的心灵和精神生活有其普世的价值，而且似乎可以救当今工商业文明之弊端。

作为典型的中国学人，梁先生的生活和他的思想，其人格和学术著作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他的思想就是他的行为，行为是实现出来的思想。这一点，是否说明他只是想在20世纪重新复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那样的人格呢？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这样看。因为，孔、孟无疑属于早期儒家人物，而梁漱溟属于当今的一位儒者。由于时代不同，经历迥异，梁的行为显然不能被看成只是在本能地模仿孔、孟，而是在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痛苦的刺激和思考基础上、并在若干选项存在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自觉选择（孔、孟比较梁氏而言，更无可选择）。否则，就无法理解梁与熊、马诸位的不同。由于在思想基础上选择行动，注重实践，使梁先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自觉不自觉地经常被推到政治的旋涡之中，这就使身心完全投入的梁漱溟既不能做到政客那样无良知，也不能做到学者那样客观和超然。他常常无法逃避现实的风浪。不过，因为梁漱溟的真诚，也因为他学习中国传统的智慧，特别是儒、佛两家的智慧，却总能够在复杂的现实中挺立其人格，表现出真实的力量，击碎那些迎面而来的惊涛骇浪。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谈到，中国知识分子有“超越”与“参与”两种倾向。纵观梁氏一生，他的确是二者兼具。他虽然注重行动，但是，行动要有正确的思想，而非乱动。每当他自认为有了正确想法之后，就去实践，而在实践中遇到困惑，则又抽身回去读书、思考。比较典型的有1946年底，他从政界抽身，闭门著述，直到1949年出版《中国文化要义》。再比如，1925年，他从山东办学事件中抽身，回到北京组织同学们自学，办朝会，如此等等。比较而言，其“行动”胜过“静观”。或许，那个时代，在他看来，仍然是大有可为的。如果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担当，做不到“仁以为己任”，就无法理解他的行动了。

鲁迅先生生前曾热情讴歌过“我们民族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我认为，梁先生就是那种为民请命的人。他不惜廷争面折，其行为如汉代的清流、明朝的东林、清末的公车上书，不仅为鲁迅，而且为民众久为传颂，景仰。

所谓“国魂”、“民族的脊梁”，主要是指那些丝毫没有奴颜媚骨的硬骨头，没有依傍的独立人格，不为任何势力所压倒的大无畏精神。这样的人不仅有民族气节和个人的道德操守，而且不断地反思自己探索真理和坚持正义，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敢讲真话，坚守原则。“文革”之后，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晚年巴金，具有独立人格、反思精神；而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特殊氛围中敢于当众讲出自己的见解的梁漱溟也是这样的人。按照社会分工原理，知识分子，原本是社会的大脑，政治的灵魂。如果社会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就等于一个人没有正确的自我意识，没有清醒的头脑。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特殊政治背景使他们大都不能跳出政治的包围圈而为了学术而学术，结果，政治的残酷使他们不是自觉地隐居起来，远离现实，就是被现实政治所同化，成为统治者的“应声虫”、“帮腔人”，鲜有能够做到不离现实而追求理想者，更少有“出而不出”的入世宗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也常常因此陷入良知缺失的迷乱和疯狂之中。历史事实证明，在大一统专制政治条件下，如果缺少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儒者品格，那么这样的时代一定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的政治一定是腐朽没落的政治，黑暗时代的政府一定是行将灭亡的政府。

今天，在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齐头并进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多元价值取向的同时并存，我们应当走向更加开放的世界，提倡独立人格，思想自由。同时，在全民经商、人人言利的社会风气下，也需要高扬传统的道德价值和人道精神；在吏治不清、贪痞成风的暗流面前，更需要树立和提倡刚直不阿的正气、具有担当大义的民族精神。有些人对中国古代官吏和知识分子的“为民做主”、“为民请命”、“廷争面折”一类的举动不屑一顾，很可能是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对中西文化和政治的根本差异所知甚少，试图以片面的西式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结果。对于古人的举动，我们当然要历史地看，对于今天的需求，则需要在理论的深入研究基础上，借鉴世界文明的成果才能选择出正确的方案。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文明的相互激荡和影响，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可怕，而且是社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种处处都是道德的泛道德主义固然不可取，但是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有行为的规矩和底线。如何在中西文化的深刻交锋中吸取各自之所长而去其所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1]金岳霖：《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2]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附文：

原载《长江日报》1988年7月10日副刊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

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与主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现仍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专长为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

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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